她出生在一個鄉村醫生的家庭，從小跟隨有文學修養的父親到鄉村、漁港去出診，病人及其親屬成了她觀察社會的對象，家中豐富的藏書室是她的學校。馬車上與父親的交談便是她的“課堂討論”。1863年，她讀到斯托夫人部寫新英格蘭漁村的小說《奧爾島的珍珠》，很受啟發，決心從事文學創作事業。她19歲開始發表作品。1869年以後，她的作品陸續在《大西洋》、《斯克和伯納》、《哈潑斯》等有影響的大雜誌上發表。1877年，她的第一本小說，散文集《深港》出版。1890年以後，她的作品更臻成熟。《尖樅之鄉》（1896）與她後期所寫的一些短篇是她最優秀的作品。《尖樅之鄉》通過一個婦女的眼光觀察一個小小的海港市鎮。這裏生活著一些“遺世而獨立”的怪人，他們的生活反映出了這個曾經非常繁榮的港鎮因為海業的衰落而走向頹敗的情況。書中的人物與景色都寫得非常真切動人。朱厄特因此而被視作美國“鄉土文學”的最傑出的代表。她很受當時重要作家亨利·詹姆斯與威·迪·豪威爾斯的賞識與稱讚。朱厄特1902年在一次意外事件中殘廢，因而停止了寫作。朱厄特死後不久，詹姆斯讚譽她為“獨樹一幟的小說藝術的女大師”。女作家威拉·凱瑟就是聽從了她的勸告，改變了創作路子之後才取得成功的。凱瑟說過：《紅字》、《哈克貝利·費恩》與《尖樅之鄉》是美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三部作品。現在的文學史家們以給予了朱厄特相當高的評價，哈佛大學教授弗奧·馬西森首先指出朱厄特的作品題材不完全狹隘，也有意義重大的一麵。他還強調地說，朱厄特與艾米莉·狄更生是美國19世紀最傑出的兩位女作家。
朱厄特還著有長篇小說《深港》（1877）、《鄉村醫生》（1884）和《沼澤島》（1885）及短篇小說集《蒼鷺集》（1886）等，文筆均清新淡雅，至今仍然受到讀者的歡迎。
瓦普察洛夫·尼古拉·雍科夫
（1909～1942）保加利亞詩人。1909年11月24日生於班斯科城，1942年7月23日在索非亞英勇就義。他出身於一個革命者的家庭。童年時代受到波特夫、伐佐夫文學作品的影響。1926年中學畢業，入瓦爾納航海學校學習；航海實習時，親眼見到近東殖民地國家悲慘的現實和社會的尖銳矛盾，他開始寫詩抒發自己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對自由的渴望。1925年航海學校畢業後即麵臨失業的威脅，他當過火夫，磨房工和火車司爐工等。1933年加入共產黨，後成為黨的領導人之一，被選為中央委員並參加軍事委員會。1942年3月在執行黨的任務時被捕，在酷刑審訊中英勇不屈，同年7月23門被反動當局殺害。
瓦普察洛夫一生短促。他的每一首詩都是在沉重的勞動和革命烈火裏用血和汗寫成的，篇篇激情飽滿，色彩濃烈，在保加利亞詩歌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
瓦普察洛夫一開始創作，就反映了時代的尖銳矛盾。在《工廠》、《憶舊》、《世紀》等詩中，詩人以親身經曆描繪了工廠中那“使人窒息”的氛圍和奴役勞動的陰暗畫麵。詩人以高度集中的藝術語言宣泄自己對醜惡現實的憤慨。“生活——就像一條惡狗狠狠盯著你，張牙舞爪，呲牙咧嘴。”（《工廠》）。這生活的惡狗正是法西斯嗜血製度的形象寫照。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保加利亞成了納粹德國的軍事基地。詩人以犀利的筆觸畫出了“克虜伯”、“拜爾”兵工廠那磨刀霍霍的劊子手形象（《紀事》）。麵對“人們像秋天的蒼蠅那樣死亡”的白色恐怖，詩人發出了抗議的怒吼（《曆史》），並大力歌頌了工人群眾的鬥爭精神，呼喚暴力革命的到來。詩人豪邁地宣稱：“生活教會我們起來鬥爭，我們能把天上的太陽摘回”。詩人把鬥爭的鋒芒直接指向外國太上皇。他在詩中大聲疾呼：“……我們不要……什麼保護人——太上皇！’（《伊林節起義之歌》）。
詩人強烈地表現了群眾的自覺行動所產生的巨大威力。在《別擔心，孩子們》一詩中，他把迎來新世紀的暴力革命比喻為“時代之火”，無產階級命令他往哪裏流就往哪裏流。詩人堅信，“一旦需要戰鬥的口號，人民將把憤怒的標語，高舉到天上”，顯示了千百萬勞動者雄渾磅礴，勢不可擋的革命氣勢。
在實踐中，詩人體驗到革命曆程的艱難曲折。詩歌《決鬥》用隱喻的手法通過兩個搏鬥者的形象令人怵目驚心地表明：無產階級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經曆那“從心裏滴著血”的困苦時期，才能擊敗搏鬥對象。
在革命鬥爭的曆史畫卷中矗立著兼戰士、詩人於一身的作者本人的形象。他隨時隨地都站在鬥爭的最前列，視死如歸，要以自己的頭顱為革命索取“高昂的代價”。《抒懷》、《一封信》等詩都表現了這種高尚的精神境界和氣貫長虹的英雄氣概。
詩人也以國際主義精神關注世界人民的命運。1935年西班牙人民舉行反法西斯起義時，他寫了多首歌頌西班牙革命的詩，表示他對西班牙人民的同情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