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的釋義方法
由於馬克思完成了釋義學的本體論轉折，同時也就意味著方法論上的更張，馬克思更注重對理解和解釋活動的前提進行研究。
馬克思的釋義學方法，主要可以歸結為兩條：第一是還原法。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本，“一種是有待於理解和解釋的觀念上的文本，另一種是觀念文本實際上意向著的生存實踐活動的文本。第二種文本是隱藏在第一種文本之後的，還原法就是從第一種文本追溯到第二種文本，也就是從觀念的世界下降到現實世界，通過對現實世界的理解找到理解觀念世界的鑰匙。它從一開始就把理解和解釋活動視為非封閉的，開放性活動。它啟示我們，唯有走出觀念的文本，才能真正理解這種文本”[47]。還原法在曆史釋義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曆史家正是藉此根據流傳下來的文本複製出文本所意向的、在已逝的曆史塵埃中的社會生活。第二是考古法。馬克思指出：“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48]因此，真正的理解方法不是像古典釋義學所強調的那樣，企圖通過對理解者的曆史性的消除——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達到對以前文本的客觀的理解；相反，如果理解者對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質達到批判的理解，他就更有可能客觀地理解以前的文本。它著眼的不是作為理解對象的文本，而是整個理解活動的前提，即理解者對自己曆史性的批判性認識。
由此我們發現，對馬克思的理解，無論是從一般的唯物史觀的角度，還是從釋義學的角度——它們實際上隻是同一角度的兩個不同說法而已，都隻有從實踐的觀點出發才是可能的，而實踐最基本的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因此，我們有必要更進一步深入地討論這種“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的意義。
【第三節】 馬克思主義對於環境的理解
一、隻有從自然界出發，才是現實的科學
正如我們前麵已經表明的，人和自然界的實在性是在人的感性活動（勞動、物質生產）中得到確定的。馬克思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已原則性地提示了這一點：全部曆史無非是人通過人的勞動的誕生，是自然界對人的生存。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誌意識形態》中，“人和自然界，主體及其對象的現實性和關係進一步在生產勞動的概念上被規定下來了——人們為了創造曆史，必須首先能夠生活；因此，物質生活本身的生產就是曆史的現實主體的前提，從而也是曆史的前提”[49]。
那麼，這種作為“曆史的前提”，從而也是一切曆史理解和批判的前提的物質生產勞動到底是怎樣的呢？馬克思說：“勞動首先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動，來引起、來調節、來編製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50]也就是說。物質生產根本上說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一種關係，這種關係不是“純粹的直觀”，而是感性的活動、對象性的活動，是一種物質的關係。正是在這種感性對象性關係中，確定了“人對人說來作為自然界的存在”，和“自然界對人說來作為人的存在”。這種活動，從來並且始終在本體論上具有受動一能動的性質，對這種活動的理解是對現實的人及其曆史理解的前提。
在《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私有財產下勞動的異化狀態即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行了這樣的批判：“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麼也不能創造。它是工人用來實現自己的勞動，在其中展開勞動活動，由其中生產出和借以生產出自己的產品的材料。因此“自然界一方麵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麵，自然界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所需的資料”。但是，在資本製度下，“工人越是通過自己的勞動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兩個方麵失去生活資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來越不成為屬於他們的勞動的對象，不成為他的勞動的生活資料；第二，這個外部世界越來越不給他提供直接意義上的生活資料，即勞動者的肉體生存所需的資料。”[51]這樣，在資本製度下，勞動成了人與自然的疏遠和扭曲，對象化表現為異化，“異化勞動從人那裏奪去了他的生產的對象，也就從人那裏奪去了他的類生活，即他的現實性，類的對象性，把人對動物所具有的優點變成缺點，因為從人那裏奪去了他的無機生體即自然界”[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