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因此，必須對意識形態展開理論的批判和實踐的批判。一方麵，從理論上說，唯物史觀乃是意識形態的對立物，“由於唯物史觀在揭示社會曆史的現實前提的同時，揭示了意識形態的基礎和秘密——現實的社會生活及其內部的分裂和矛盾，從而不僅去除了意識形態對現實關係的歪曲和對自身的掩蔽，而且為對意識形態的科學研究奠定了基礎”[40]。另一方麵，既然意識形態的根源是社會現實本身的分裂，是從內部對立的社會關係中產生的，那麼，隻有實際地“改造工業和社會製度”，消滅分工，消滅私有製，消滅階級對立才能消除其產生的根源。
但馬克思、恩格斯他們自己關於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的表述無疑是最經典的：
“由此可見，這種曆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並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係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曆史的基礎；然後必須在國家生活的範圍內描述市民社會的活動，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並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種曆史觀和唯心主義曆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曆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41]
對於唯物史觀的上述基本思想，其性質和意義應該怎樣去理解呢？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些基本思想稱之為“抽象”。當然，這絕不是思辨的抽象，絕不是使“實證的科學”或“真正的知識”成為不可能的抽象。相反，它們是一些“同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抽象”，是科學的抽象，是使關於現實的人及其曆史發展的科學成為可能的抽象。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強調指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不是教條，而是一些科學的抽象。它們“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曆史發展的觀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結果的綜合。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曆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隻能對整理曆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曆史資料的各個層次間的連貫性，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適應各個曆史時代的藥方和公式。”[42]馬克思在1877年寫給俄國《祖國雜誌》編輯部的一封信中曾鄭重地對那種試圖把他的具體研究普遍化的傾向提出批評說：“這不僅給了我太多的榮譽，也給了我太多的侮辱。”[43]格斯也明確地指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作為對社會曆史的一般表述，是一種“科學地說明曆史的方法”，是科學研究的“指南”。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對人類曆史，尤其是對西方社會的曆史和現實進行深入研究的過程中，創立和完善他們的學說的。
因此，我們現在對唯物史觀的理解，不在於教條主義地照搬他們對曆史研究的具體結論，最主要的是從他們對社會曆史的具體
雖然解釋者希望達到對文本的客觀解釋。但由於理解的曆史性，任何解釋者在解釋文本之前已具有先入之見，這樣就麵臨一個如何正確地進入釋義學循環的問題。馬克思始終把思考的重點放在如何正確地反思理解的曆史性上，這樣就開啟了通過意識形態批判進入釋義學循環的正確道路。
在馬克思看來，一定曆史時期的意識形態構成該時期理解和解釋活動的總體背景，也就是說，構成了理解者、解釋者的先入之見的基礎和源泉。那麼，如果理解者和解釋者對自己置身其中的意識形態缺乏反思和批判的理解時。是不可能正確地進入釋義學循環的。那麼解釋者怎樣才能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跳出意識形態”呢？“隻有退回到生存實踐活動的地平線上去”[44]，確立起唯物主義曆史觀，“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意識形態和理論產物，並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其產生。
（四）對語言獨立王國的解構
古典釋義學和當代釋義學的一個通病是把語言視為獨立王國，從而把全部理解和解釋活動都封閉在這個獨立王國之內，但馬克思揭示了作為一切理解和解釋活動之基本媒介的語言在人的生存實踐活動中的起源。馬克思說：“這種語言上的名稱，隻是作為概念反映出那種通過不斷重複的活動變成經驗的東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為了滿足已經生活在一定的社會聯係中的人（這是從存在語言這一點必然得出的假設）的需要服務。”[45]後來語言仿佛成了一個獨立王國，它與人類生存實踐的內在聯係晦暗不明了。不過“哲學家們隻要把自己的語言還原為它從中抽象出來的普通語言，就可以認清他們的語言是被歪曲了的現實世界的語言。就可以懂得，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隻是現實生活的表現”[46]。這就從根本上解構了視語言為獨立王國的幻覺，從而把釋義學從封閉的語言世界的死胡同中解脫出來，引導人們去認識語言的實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