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感性”，也就是區別於單純自發性的感受性，即受動性；而所謂“活動”，作為絕對主體或自我意識，是自我活動、純粹活動的自發性本身，即能動性。因此“感性的活動”就意味著“受動的能動性”，或“能動的受動性”，它是一種矛盾的存在，這種矛盾的存在也就是現實的主體。由於這種現實的主體具有矛盾的形式，它就體現為一個過程，一個使矛盾不斷地生成、瓦解和實現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人創造環境，環境也創造人”的過程，也就是前麵所說的“環境的改變與人的活動的一致，隻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的過程。也就是說。主體及其對象。人和自然界的現實性，正是在這個矛盾的活動的展開過程之中才呈現出來的。由於這個過程是主體對環境的創造，是對象對於主體的生成，所以它是一個能動的過程；由於活動主體是感性的，是環境對於主體的創造，所以它同時又是一個受動的過程。一言以蔽之，這個感性的活動，實踐的過程，是一個能動而又受動的過程。
隻有在這樣的基礎上，對於現實主體之客觀的理解和把握才成為可能。“在這樣的基礎上，代替那抽象思辨的主體概念和拒斥活動的形而上學主體概念的，乃是現實主體的感性活動之成為客觀的曆史原則。”[21]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
“隻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事實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種，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的活動。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麵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的科學開始的地方。”[22]
這一能動而受動的過程的開展就是人類的曆史，就是環境的改變和主體活動相一致的曆史原則。曆史正是這樣的一個矛盾產生和克服的過程，前一代遺留下來的物質條件成為下一代不可任意選擇和改變的前提和界限，但每一代人的活動又在能動地改變和消除他們所麵臨的前提和界限。這樣，馬克思在建立起關於現實主體的理解的同時，建立了關於主體之現實對象的理解。實際上，這兩種理解是同一種理解，是同一種理解的兩個方麵，“由於感性活動合理地確定了主體與對象，人與自然界的對象性關係，因此，它在消除關於主體之抽象概念的每一點上，同時也從根本上消除著形而上學的自然觀”[23]。
這種基於感性活動原則建立的關於現實對象世界的理解，第一次“把世界理解為一個過程，理解為一種處於不斷的曆史發展中的物質”。馬克思指出：人們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經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相反，人們的感性活動——勞動、創造、生產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現實主體的對象世界，隻能一般地理解為曆史的產物，理解為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理解為人們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說：這種感性活動“隻要哪怕停頓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費爾巴哈）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沒有了”[24]。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認為先於人類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就其本身說來也是不存在的，相反，它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構成人類之直接的自然存在的條件，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始終保存著。但是這種外部存在的自然界一旦進入“感性活動”的普照的光，就喪失了它的自在性質，它變成了“唯一的科學”即曆史科學的對象。在馬克思看來，隻有一門唯一的科學——“曆史科學”，曆史可以劃分為兩個方麵，即自然史和人類史，但自然史和人類史隻是同一個曆史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麵。人類史是現實主體的活動過程，在這裏自然界成了現實主體的對象世界；自然史則是自然界在現實主體能動活動過程中的生成和展開，在這裏，主體通過它的對象世界——自然界而獲得其現實的規定性。曆史的這兩個方麵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隻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製約”[25]。因此，人與自然界的區別，“隻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種與自然界不同的東西時才有意義”，如果考慮到在工業中向來就有的那個著名的“人與自然的統一性”，那麼自然和曆史的對立實際上就是不存在的。[26]
這樣，人與自然界的關係——這個“產生了關於實體和自我意識的一切高深莫測的創造物的問題”——通過感性活動的原理就在現實曆史或曆史科學的意義上獲得了合理的理解。自然和曆史的對立為“曆史的自然”或“自然的曆史”所取代，自然和曆史的這種統一性通過工業、通過感性的活動而表現為矛盾的現實的發展過程：“這種統一性在每一個時代都隨著工業或快或慢的發展而不斷改變，就像人與自然的鬥爭促進生產力在相應的基礎上的發展一樣。”[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