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蘇東劇變”為標誌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性挫折宣布了教條主義在理論上的破產。隨著教條主義大堤的潰決，一方麵，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大量湧入，同時，許多人又複活了中國古老的傳統思想：但另一方麵，又有一種更深沉的努力，這就是“回到馬克思”的運動。這個運動是在批判和清理教條主義，並且同時和西方及古老東方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展開對話的過程中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更伴隨著舉世矚目的中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而修正著前進，並且日益聲勢浩大起來。
這一重新回到馬克思的運動主要通過回到馬克思的實踐學說、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意義和恢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功能表現出來。正如吳曉明先生在1990年初指出的：
“近年來，我很深切地感到，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探討方麵，主要的問題在於如何使研究進一步深化。這種深化特別應當體現為：闡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意義；真正有成效地分析和批判各種當代思潮；與當代哲學形成有益的對話和論戰。”[1]
俞吾金教授也指出：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本質上是批判理論，說得確切一點，就是意識形態批判理論。……自覺地把唯物史觀理解為意識形態批判理論，我們就獲得了元批判的製高點，也就是說，為我們正確地探討一切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澄明了前提。撇開意識形態批判理論，唯物史觀可能退化為一種實證知識，亦即喪失批判維度的學院化的知識。所以，隻有恢複意識形態批判理論在唯物史觀中的應有地位，唯物史觀才能保持其批判的革命的本質，才不會失去馬克思賦予它的那種蓬勃的生命活力。”[2]
正是由於這樣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卓越努力，對教條主義的批判和清理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原來由於教條主義而喪失了的理論陣地開始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之下，雖然陣地的最終收複還有待於各個領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更加艱苦的創造性工作。但是，我們現在至少已經有可能比較方便地把前一段批判教條主義，亦即“回到馬克思”的努力的成果部分地展現在讀者的麵前，而且把它作為筆者後麵對中國文化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
【第一節】 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學說
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學說，是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大廈的奠基石和出發點，標誌這一學說的提出和成熟的兩篇曆史性文獻《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與《德意誌意識形態》則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劃時代的裏程碑，“它標誌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發展完成了一個徹底的革命性變革，標誌著嶄新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社會思想的誕生，通過這個革命性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擺脫了對所有舊哲學的依傍，提出了新的哲學唯物主義基礎，並由此引發了社會曆史觀念的全麵變革。”[3]以肯定地說。“回到馬克思”首先直接就是回到馬克思的實踐學說。
一、實踐概念的一般理解
馬克思對實踐概念的最基本的表達是“感性的活動”或“對象性的活動”[4]。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說：“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實、感性，隻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gegenstandliche）活動。”[5]
在這之前的《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馬克思已經明確提出了對象性活動原理的肯定表述，並且進一步使對象性的活動成為主導的原則，從而把它運用於哲學本身。馬克思在《手稿》中說：“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隻有通過實踐的途徑，隻有借助於人的實踐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對立的解決絕不僅僅是認識的任務，而是一個現實的、生活上的任務，而正是因為哲學把這一任務僅僅看作理論的任務，所以哲學未能解決它。”在這裏，實踐的要求，現實主體的現實活動的要求已經突顯出來了，而且這個要求原則上是以“對象性的活動”、以勞動概念作為補充的。
但是，在《手稿》那裏，“實踐”還沒有成為一個體現“新世界觀”的主導概念。因為“在概念形式上，實踐的要求與勞動的原理還是分離的，對象性活動的原則主要體現在勞動概念中並依據這個概念而得到發揮，而哲學的實踐要求似乎是這個原則的回聲，是它的另一種表達。1845年《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所采取的一個決定性步驟，就是直截了當地完成了這個統一。馬克思把感性的、對象性的活動明確地提升為哲學高度的原則，並直接用實踐概念表達了它。換句話說，《提綱》以實踐概念囊括了原先體現在勞動概念中的原則以及這個原則對於哲學的實踐要求，從而在概念形式上完成了原則的統一，並在哲學世界觀上對它進行了本質重要的發揮。”[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