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是例外，他相信人、尊重人、愛人，他相信善是可以激發、培養和誘導的，所以他主張教化。他把勸善亦即教化當作新時代政治的首要關懷，他不僅為這種教化明確了具體目標，而且確定了教化的方法、步驟和教材，這種教化既可以是有書本的學校教育，也可以是無書本的個人修養，因而它不僅是有教無類的，而且是最普遍的，通過這種最普遍的教化，他就不僅把等級秩序的外在他律原則最大可能地變成了內在的自律原則，而且為平民階層的優秀分子開辟了一條現實的上升通道，正是這兩者的結合使儒家達到了從根本上把社會矛盾的產生最大限度地消彌於未萌狀態，而不是像道、法一樣隻作亡羊補牢的工夫。所以，如果說周公的“德治”和禮樂開啟了政治的道德時代的先聲，那麼孔夫子就通過把“禮”平民化和把“德”從統治術改造成為所有人的“性”並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崇德方法而基本上確立了道德時代政治統治和意識形態的大致框架，他也因此成為道德時代當之無愧的至聖先師。
因此，從周公到孔子，中國文化的發展完成了一個人文偏轉的過程。周公以前，是中國曆史上小國寡民的專家時代，當時社會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人與自然的矛盾亦即克服生產中自然的不確定性影響是專家政治的首要關懷，有關社會生活秩序的人與人的關係問題對於社會政治來說還隻具有從屬的意義，所以當時的曆史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現在意義上的曆史還隱而不顯，當時的史官其實主要是巫官，類似於智囊團，屬於生產行政事務官吏，和後世的史官是很不一樣的，現在意義上的曆史意識的覺醒始於周初。由於周人必須解決其統治合理性和統治延續性的雙重問題，人與人的關係問題就首次成了政治的首要關懷。但周初所涉及到的主要還隻是殷周兩族統治者的角色轉換和統治者內部的權力分配，所以人還隻部分地進入政治的視野，或者說，隻有少數的家庭首領獲得了獨立的政治人格，絕大部分的小民還隱沒在家族的巨大籠罩中，因為當時的生產還要以家族為單位才能正常進行。到春秋戰國，小農經濟真正地實現了。家庭開始從家族中分化和獨立出來並取代家族成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和社會細胞，原來基於家族的禮樂由於家族的分裂和家庭的析出而禮崩樂壞，人與人的關係在新的條件下需要確立新的規範，曆史的觀念於是真正地出現了。中國正統的曆史主要是人與人的曆史，亦即政治史和軍事史，曆史的這種觀念是由於道德時代的主要關懷決定的。
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實際上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持久的“文化熱”和“中國社會史論戰”，正是在這場持久的文化討論和論戰中，一方麵提出了新的曆史觀念，另一方麵也同時奠定了新時代的社會意識形態，但這兩者的最後確立都是思想演繹的進程已經窮盡了各種可能性之後由現實的曆史運動淘汰著作出的選擇。儒家之成為後來中國文化的大宗正脈絕不是因為孔夫子偶然地為我們開啟了一扇道德人文的大門或通孔，它是當時整個中華民族的優秀分子經過長達幾個世紀的討論和曆史實驗之後才最終作出的抉擇。
中國曆史上的這第一個令人困惑的時代也是最集中地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創造性的時代，這個時代又被西方人稱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或“哲學的突破”，對於中國的實際情形來說，我更樂意稱之為中國文化的人文偏轉，因為它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當農業社會由生產不穩定狀態的專家時代向生產穩定之後的新時代過渡和轉變過後，社會政治生活秩序如何重建的問題，與專家時代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不同，它主要是新時代的人與人的關係問題。中國文化的主要關懷在此之際實現了由自然向人文的偏轉，這種偏轉的結果是道德時代的開啟與確立。
在此之後，根源於農業生產的穩定性，中國文化進入了一個長期穩定的發展和延續階段，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和西方文化正麵接觸並大敗铩羽之後，中華民族才進入了第二個最令人困惑的曆史時刻。但中華民族的這一次困惑與其說是自身發展中的困惑，毋寧說是自身不發展的困惑，這種困惑是由我們文明自身之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是農業文明對於工業文明的困惑。
麵對這種由於感性上的無可挽回的巨大失敗而不得不產生的困惑，中國的先進分子從各個方麵對孔夫子之後以儒家文化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長期的檢討和自我診斷，結果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中國文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缺乏的無非是一些“格致”一類的技術。這些技術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比起來如果不是無關緊要的，也最多隻具有從屬的意義，而且這些技術即使不是在中國文化本身的範圍內，也是不難從中發展出來的，總之，儒家傳統是中國文化之本根，一切的發展與變革都應該在保守這個傳統的基礎之上才是可能和必要的，這代表了形形色色的保守傳統的主張，從最頑固的保守派到主張改革的各種中體西用論和當代新儒家都可以劃入這個陣營：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隻有在完全擺脫和根本改造儒家文化的古老傳統、大膽接受西方精神文化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發展出西方式的工業和物質文明，因此，我們的困惑來自我們的文明自身，從五四以來的各種激進派屬於這個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