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把實踐理解為感性的、對象性的活動，理解為現實的主體實際地改變對象世界的對象性活動，馬克思就完成了哲學上的革命性變革。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的這個變革是在批判和超越舊哲學，尤其是費爾巴哈哲學的基礎上完成的，因為費爾巴哈已經“達到了理論家一般可能達到的地步”[7]。思辨的唯心主義一向隻知道“純粹的活動”，或者說“自我活動”，由於非對象性、非感性，因此隻能是與感性對象無關的純粹思想、純粹理論的思辨活動：即便是費爾巴哈，由於他一方麵把主體僅僅看作是感性的對象，一方麵又僅僅把理論的活動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動，其他的活動則被他看作是“卑汙的猶太人的活動”，因此，雖然他以感性對象性的原理製止了絕對主體的思辨概念，但並未達到在感性活動亦即實踐批判的基礎上去了解和規定現實的主體以及現實主體的現實對象，從而再一次墮落成為“關於真正的社會，關於實現人的本質的無謂思辨”[8]。因此，馬克思批評說，先前的哲學家隻知道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全部的任務始終被了解為理論的任務，哲學與世界處於疏遠的狀態。
但馬克思從根本上改變了哲學的這種狀態。“如果實踐的原則或感性活動的原則乃是標示現實主體的主導原則，那麼對於現實的人來說，直接具有理論形式的哲學，不僅其根源和前提存在於感性現實的活動中，而且其任務和目的也必取決於並實現為感性的活動。”[9]因此，哲學就從根本上被理解為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在一切舊哲學停止的地方，在一切理論的批判終止的地方，馬克思要求訴諸“武器的批判”：
“費爾巴哈是從宗教上的自我異化。從世界被二重
化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這一事實出發的。他致力於把宗教世界歸結為它的世俗基礎。他沒有注意到，在做完這一工作之後，主要的事情還沒有做哪。因為，世俗的基礎使自己和自己分離，並使自己轉入雲霄。成為一個獨立王國，這一事實，隻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因此，對於世俗基礎本身首先應當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後用排除這種矛盾的方法使之革命化。”[10]
而且，舊哲學雖然“隻是希望達到對現存事物的正確理餌”，但由於實踐的原理沒有貫徹在主體的理解中，“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訴諸感性的直觀；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實踐的、人類感性的活動”[11]，從而不可能按照主體的現實活動（亦即“人的感性活動”）去理解事物、現實，充其量隻能把事物、現實、感性當成開天辟地以來就如此這般的東西。所以，離開對事物、現實的實踐理解，也就沒有對現實事物的正確理解。馬克思把費爾巴哈的這種結局概括為“承認現存的東西同時不了解現存的東西”[12]。
但是，“感性的直觀”與“感性的活動”到底有什麼本質差別呢？
二、感性的直觀與感性的活動
費爾巴哈確實已經把生活和實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反複告訴我們：理論所造成的最荒謬的矛盾，就在於它否定我們在生活中、在實踐中肯定的東西。和實踐比較起來，哲學隻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即“一般說來，生活，在它的各種本質重要的關係中，乃具有完全屬神的性質。”[13]而且，“理論所不能解決的那些疑難，實踐會給你解決”[14]。這樣的提法如果隻從字麵上來判斷。我們很難把他和馬克思區別開來。但是，馬克思卻肯定地說，費爾巴哈不了解“批判的實踐”活動。在馬克思看來，生活和實踐的觀點對於費爾巴哈來說如果不是完全沒有意義，那麼最多也隻有不完全的意義：“它們始終不過是一些零星的猜測，對費爾巴哈的總的世界觀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15]因為實踐原則的首要和基本的意義就在於實踐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在於推翻現存的東西並使現存的世界革命化。但費爾巴哈的實踐要求總的來說仍隻在於理解和解釋現存的東西，並且通過正確的理解和解釋使世界在理論上合理化。因此，實踐在他那裏本質上隻具有理論的意義。但在馬克思那裏，感性活動的原則不僅是理論合理性所要求的基本概念，而且是現實生活的合理性所要求的推動原則，或者說，它直接地指向現實主體的生活本身。
那麼，造成這種革命性差別的根源在哪裏呢？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費爾巴哈對感性世界理解一方麵僅僅局限於對這一世界的單純的直觀。另一方麵局限於單純的感覺，費爾巴哈談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現實的曆史的人。”[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