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將管理百姓稱之為‘牧民’，人民實際上沒有自我管理能力，一旦百姓日子過得很安逸，就不願意做事，這樣的劣根是廣泛存在於各個階級的，不僅僅是普通百姓，那些權貴同樣如此，一旦那些權貴不用做事就能獲得利益，那些權貴也不願意做事。
不做事就產生不了財富，而是在不斷消耗財富，整個社會就窮了。
一番改革之後，北方各省的權貴利益輸送臍帶被不斷剪斷，他們也需要做事了，去考慮如何賺錢的問題。而普通百姓也脫離了農村自然經濟，從整天無所事事，甚至是想做事有時候都找不到事做，變成有事做，而且不做事在城鎮就無法維持正常水平的生活。
大家都在做事，就能創造出大量的商品，分配分配之後，不管什麼階級，日子都能過得還行，就是累一點罷了。苦一點累一點，實際上對人民是有好處的，隻可以避免更大的苦難降臨。
一個民族最可怕的不是苦難，正所謂多難興邦。人隻有在絕境的時候，才願意去奮鬥，隻要肯吃苦必然是可以出頭的，至於能出頭到什麼程度，那就要看文化底蘊。
中國的文化底蘊無疑是世界上最深厚的，隻要願意艱苦奮鬥，根本無懼苦難。
此前的大明，就是安逸日子過得太久了，才會釀成滿清入關的巨大苦難，那樣的苦難就太大了。
一個人最可怕的也不是吃苦、受累，而是沒有苦累可受，一旦安逸過頭了，苦難降臨的時候，很多時候是不可挽回的災難性後果。
因此大明即便再有錢，朱由校也不會給普通百姓非常安逸的福利待遇，大家都不做事了，那國家不就衰弱了。
同樣的，對於那些沒有進取態度的資本家，也是堅決淘汰的。即便是在國有資本財團內部，那些紅頂商人也麵臨著淘汰製度，能者上，不能者下，沒有什麼千秋萬代的穩固利益，沒有誰能夠坐在家裏翹著腳就能收到錢。
不過該有的保障製度還是要有的，隨著天啟九年的財政收入的迅猛增長，朱由校進一步的完善了新政地區的保障性福利。
首先是孤寡、殘疾群體，朝廷加大補助力度，讓這些沒有勞動能力，沒有收入的群體可以能夠在城鎮中生存下去，保障他們的基本生存權，這樣的基本生存權不僅僅是吃飽飯了，還包括住房、教育、醫療的問題。
養老院、孤兒院這些設施在各省各州縣皆有修建，三餐朝廷保障，居住、醫療、教育也是朝廷保障。
失去勞動能力的殘疾群體則每個月給予低保補貼，補貼額度為每月1元，算是比較高的補貼，能夠很好的保障基本生存。畢竟此時的大明沒有外部剝削，而且生產力全球最高，可以通過商品出口等方式盤剝落後國家，對困難群體的保障力度確實可以高一些。
而在醫療保障方麵的力度也有所增加，全麵在新政地區推行小病自掏腰包，大病朝廷報銷的製度，避免工人因為生病而傾家蕩產。
對於困難戶，給予不同方麵的救助。如果是子女太多導致的貧困，朝廷可以讓他們子女的義務教育免費，並且給予一定的食品補貼費用。如果是具備勞動能力，卻因為好吃懶做導致的貧困，那就隻能保障他們不被餓死，保障金比較低。
工人失業可以申請失業補貼，確保工人在城鎮中能夠生存下去。例如是因為傷病導致的失業，每個月的補貼都是1元，如果還有子女在受教育，義務教育的學費也可以全免，如果沒有住房，還可以申請廉租房。如果是因為找不到滿意工作而失業的，那麼補貼金額則比較低，隻是保障他們不被餓死。
在國有資本占主導地位的環境下，不可能像後世美國那樣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因為國有資本的財富是在不斷流向底層百姓的，不存在大規模失業的問題，隻存在願不願意做事的問題，隻要願意做事，總能找到事情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