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評論》得到了北洋軍閥政府、大銀行家和國民黨右派的資助。籌辦《現代評論》的經費，一部分來自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章士釗之手，一部分是通過王世傑（主編）的關係，取得國民黨胡漢民派支持而得到的，一部分是由中國北方最大的私人銀行之一——金城銀行以廣告費形式提供的。魯迅稱《現代評論》為“討得官僚津貼或銀行廣告費的‘大報”’，也是由此得來的。
《現代評論》全力宣傳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右翼對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主張。宣揚封建的買辦的文化思想，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的反動統治進行辯護。同時製造各種“流言”、“閑話”，誣蔑、攻擊工農運動、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為帝國主義、軍閥政府鎮壓人民革命製造輿論。
《現代評論》頑固地站在維護段祺瑞政權的立場上，反對當時的人民革命鬥爭，攻擊魯迅等進步人士爭取民主的言論。《現代評論》極力為段祺瑞的禦用善後會議捧場。善後會議是軍閥與官僚進行政治分贓和利益合作的會議，遭到人民的堅決反對。但《現代評論》卻連續發表文章，如《國民會議的基本地盤》、《我們所要的一個善後會議》等，為召開善後會議製造輿論，鼓吹孫中山應該同段祺瑞妥協。
在五卅運動中，《現代評論》公開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誣蔑中國人民反帝愛國的正義鬥爭。1925年8月，《現代評論》發表陳西瀅的文章，反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陳還對北京的中國車夫和警察被兩個美國兵打了之後引起國人很多不滿進行嘲笑，並借題發揮，斥責中國人民在五卅運動中提出的反帝要求。說：“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當五卅運動發展到高潮的時候，它在39期發表了胡適的《愛國運動與求學》一文。胡適以青年導師的麵孔，妄圖以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信條誘惑青年學生脫離愛國反帝運動，回到書齋裏去。他說：“呐喊救不了國家”，作為一個學生，最要緊的是“充分利用學校的環境與設備”，“努力把你這塊材料鑄造個有用的東西！”胡適等一再對青年學生施展欺騙手段，但進步青年並沒有鑽進他們設置的圈套，而是更加奮勇地投身於反帝愛國鬥爭中去。《現代評論》轉而瘋狂咒罵學生運動，甚至在女師大事件和“三一八”慘案中充當軍閥政府鎮壓學生的幫凶。它把女師大轟轟烈烈地反對軍閥政府迫害的鬥爭，歪曲為女師大的學生與女子大學的學生之間的鬥爭，而且是占少數的女師大學生欺壓了占多數的女子大學的學生。“三～八”慘案發生後，《現代評論》極力為軍閥政府屠殺愛國青年的罪行進行開脫，甚至將慘案的責任倒推給群眾自己和他們的領袖，說參加愛國請願的群眾“沒有審判力”，是自甘“冒槍林彈雨的險，受殘踏死傷之苦”，是受了“群眾領袖”的欺騙，“莫名其妙”地被人引入了“死地”。現代評論派還把矛頭指向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他們利用《現代評論》製造各種“流言”，攻擊支持學生運動的魯迅，陳西瀅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指魯迅）在暗中鼓動。”他們還把“剽竊”的罪名強加給魯迅，進行人身攻擊。
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知識分子，對《現代評論》派文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向導》周報、《中國青年》揭露了現代評論派為帝國主義效勞的洋奴嘴臉。魯迅在1925年至1927年間，以《莽原》、《語絲》、《猛進》等刊物為陣地，發表了許多似投槍、似匕首的雜文，如《從胡須說到牙齒》、《堅壁清野主義》、《並非閑話》、《公理的把戲》等，有理有據一針見血地批駁了現代評論派。魯迅還揭露了現代評論派為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幫凶的醜惡嘴臉。指出胡適、陳西瀅之類以青年的“導師”、“正人君子”自居，實際上他們是“未經老練的青年”的騙子。他們的目的是“千方百計的把青年引向歧途”，為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幫凶。魯迅揭掉《現代評論》派貌似“公允”和“局外人”的假麵具，指出，這些人總是以“折中、公允、調合、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其實他們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更卑劣的是，他們使用“流言”、“閑話”這類“不負責任的武器”來傷害革命者。中共黨人和魯迅等人反對《現代評論》派文人的鬥爭，成為中國現代思想文化戰線方麵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