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德意誌的覺醒與普魯士的崛起 四、俾斯麥的“鐵血”政策與德國的統一
正當普魯士進行改革之際，歐洲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1812年底，拿破侖親率60萬大軍遠征俄國失敗。普魯士趁機轉而與俄國結成同盟，共同對法作戰。1813年10月的萊比錫戰役中，聯軍取得決定性勝利，隨後將法軍逐出了德國領土。1814年10月至1815年6月，歐洲列強召開維也納會議，重新確定歐洲政治格局。1815年，德國各邦簽訂“德意誌聯盟文件”，作為維也納會議總決議的一部分。據此，德國成為由38個行使主權的獨立邦和自由市組成的“德意誌聯盟”。聯盟的惟一機構是設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聯盟議會。聯盟的任何一項決議須經全體大會至少2/3多數的同意方能通過。此外，聯盟議會還有三位非德意誌的君主成員，即身兼漢諾威國王的英國國王、作為霍爾斯泰因和勞恩堡公爵的丹麥國王以及作為盧森堡大公的尼德蘭國王。文件明確規定，德意誌聯盟的“目的在於維護德意誌外部和內部的安全以及各德意誌邦國的獨立和不可傷害性”。有關決議也重申“德意誌聯盟是德意誌各主權諸侯和自由市的國際法的聯合會”。因此，這樣一個由主權邦組成的聯盟不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隻能算是一個鬆散的國家聯合。德國仍然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這使渴望民族統一的德國人民大失所望。
但是，經過拿破侖戰爭洗禮的德國畢竟無法回複到往日的狀態。古老的神聖羅馬帝國永遠結束了它的曆史，帝國騎士和教會邦完全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在反抗拿破侖統治鬥爭中激發出來的德國人的民族意識再也無法打消。要求結束分裂割據狀態，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呼聲不斷高漲。1815年6月，耶拿大學成立了德國大學生協會，要求“建立一個以自由和統一為基礎的德意誌民族國家”。不久，在海德爾堡等大學也出現了同樣的組織。1817年10月，德國12所大學的學生為紀念馬丁·路德宗教改革300周年以及萊比錫戰役4周年，在圖林根的瓦特堡集會，要求建立統一的德意誌國家。1832年5月，3萬人在諾伊施塔特的漢巴赫宮集會，再次提出了建立“自由統一的德國”的要求。1848年革命中，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全德國民議會不僅通過了統一的《德意誌國家憲法》，而且選舉普王弗裏德裏希·威廉四世為德國皇帝。這實際上已經將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族國家的願望付諸於實踐行動。因此，到19世紀中期，雖然德國民族統一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但民族主義作為一股強大思潮和一種運動已經極大地震撼著德國各階層，從而為德國的統一奠定了思想基礎。
19世紀上半期，德國經濟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德國資本主義經濟呈現高漲局麵。19世紀30年代中期德國開始工業革命以後，棉紡織業、鐵路建設、鋼鐵、煤炭等行業出現了迅速擴張。德國的棉紗產量在1835－1865年間由3700多噸增加到了37000多噸；同期鐵路營運裏程由6公裏增加到了14690公裏。鋼鐵產量分別由1840年的12萬噸和3919萬噸增加到1870年的104萬噸和139萬噸；同期石煤產量由318萬噸增加到2640萬噸。增長速度均超過了每10年翻一番。此外，德國的機器製造業在這一時期也有較快的發展。1846年，德國境內有機器製造廠417家，到德意誌帝國建立時則增加到了1400家。1862年的世界博覽會上，德國機器製造業展出的產品已經可以與英國的產品相媲美。1863年，德國的機器出口第一次超過進口，由機器進口國變成了機器出口國。恩格斯在談到19世紀50、60年代的德國經濟發展時指出，“在二十年中帶來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個世紀還要多。”經濟的發展使德國的統一問題提上日程。
首先，經濟的發展迫切要求德國統一。長期以來，國家的分裂局麵製約著德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各邦五花八門的工商業法令、貨幣、度量衡體係和各自的國籍法等，嚴重阻礙著德國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和勞動力的自由流通。此外，國家的分裂也使德國資產階級在國外市場競爭中缺少強大的國家力量的保護。於是，“掃清從曆史上遺留下來的阻礙工商業自由發展的全部小邦廢物”，“德國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場”等，使“德國的統一”日益成為“經濟上的必要”。換言之，德國必須結束分裂狀態，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以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其次，19世紀上半期的經濟發展和經濟一體化為德國的統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增強了普魯士的實力。
在19世紀上半期，德國內部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大大加強。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體現是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意誌關稅同盟的建立和鞏固。1815年以後，由於各邦不願放棄自己獨立的稅收和商業政策，德國境內仍然關卡林立，關稅繁多。當時從易北河下遊的漢堡到德累斯頓竟要繳納35次過境稅。按照德國國民經濟學家李斯特的描述，“德國境內的38種關稅和過境稅使內陸交通陷於癱瘓”。甚至在普魯士一個邦中，許多省或地區在關稅和財政上也各行其是，到1818年時仍然存在60個內部關卡。眾多的關稅如森嚴的壁壘，妨礙著德國境內商品的自由流通，阻礙了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隨著德國工業的發展，德國資產階級也需要一個統一的關稅政策來保護他們剛剛起步的工業免受英國等工業先行國家的強大競爭。在這種形勢下，深受其害的普魯士率先建立新的關稅體係。
1818年，普魯士政府頒布了新的關稅法，在普魯士境內實行統一的稅製，取消其境內的一切關卡。這一關稅法則成為日後德意誌關稅同盟的核心。1828年，普魯士與黑森－達姆施塔特在1818年普魯士關稅法則的基礎上建立了關稅同盟。同年，位於南德地區的巴伐利亞和符滕堡正式簽訂南德關稅同盟條約。此後，普魯士不斷利用自己的實力誘逼各邦屈服。1833年，普魯士－黑森關稅同盟和南德關稅同盟合並，正式組成德意誌關稅同盟。1834年1月1日，德國關稅同盟正式啟動。在最初建立時，這一關稅同盟共18個邦，人口超過2300萬。在同盟內部，廢除一切關稅，實行自由貿易，對外則保護關稅。這是自中世紀分裂以來德國各邦的統治者們第一次為了共同利益而自願放棄他們的部分權利和主權。到1852年，德意誌關稅同盟已經擴大到奧地利以外的德國大部分地區。
“德意誌在關稅同盟中的經濟統一是政治聯合的合乎邏輯的預備階段”。德意誌關稅同盟的形成對德國經濟一體化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日後德國的政治統一奠定了統一的經濟框架。由於關稅的統一，德國境內關卡林立的狀況得到改善，為德國工商業的發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各邦之間交往日益頻繁；德累斯頓貨幣條約、統一的票據章程、共同商業章程等的實施，促進了德國分裂的各邦之間貨幣和度量衡的統一進程。
經濟一體化的第二個體現是大規模鐵路建設和全德鐵路網的形成。如果說關稅同盟為德國的經濟一體化搭建了一個框架，鐵路則為這一框架填補上了內容。1835年，紐倫堡到富爾特之間的德國第一條鐵路通車，長度僅為6公裏。此後，德國的鐵路建設出現了私人投資和各邦政府投資雙管齊下的局麵，鐵路裏程飛速增長。到德國統一前夕，以柏林為中心的稠密鐵路網已經形成。
遍布全國的鐵路網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德國各地區和各邦之間經濟上的封閉隔絕狀態，加強了它們的聯係與協作；鐵路建設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一直存在的政治上分裂割據的消極影響，迫使各邦政府采取措施，以防自己被排除於德國經濟一體化進程之外而邊緣化。以漢諾威為例，漢諾威政府在1842年下決心修建鐵路，就是因為擔心貿易通道會從它的領土上轉移到其他地方去。鐵路建設和關稅同盟一樣，對德國經濟一體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德國國民經濟學家李斯特因此將關稅同盟和鐵路係統並稱為相互支持的、促使德國統一的“連體雙胎”。經濟的一體化“在小邦分治主義偏見的長城上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為德國的政治統一奠定了經濟基礎。
此外，19世紀上半期的經濟發展使普魯士的經濟地位日益突出，從而為其日後統一德國提供了強有力的物質保障。
第一次工業革命使普魯士成為德國內部經濟最發達的邦。它擁有西裏西亞和萊茵－威斯特發侖等工業區，工業實力遠遠高於其他邦國。以煤炭和鋼鐵產量為例，1860年，德意誌聯盟的鋼產量為42萬多噸，鐵產量為53萬噸，其中普魯士分別占82.7%和74.4%；同年德國的石煤開采量為1288萬噸，其中普魯士占82.7%。到19世紀60年代，普魯士在德國重工業生產中的份額已經占到4/5左右。
此外，自從1834年建立德意誌關稅同盟以後，普魯士逐步確立起在關稅同盟內部的領導權。它不僅利用經濟手段迫使漢諾威、不倫瑞克等邦加入關稅同盟，而且粉碎了奧地利企圖用中歐關稅同盟取代德意誌關稅同盟的計劃，最終將關稅同盟各成員邦納入自己的控製之下。因此，有學者稱，在軍事對決前，奧地利在經濟上已經被普魯士打敗了，“加入關稅同盟就是普魯士統一德國的開始”。
可見，到19世紀中期，德國的國家統一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也成了德國麵臨的首要任務。關鍵問題在於：用什麼方式實現國家的統一。在當時的形勢下，德國的統一存在兩種可能性。
其一，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推翻各邦君主統治，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但是，當時德國缺乏實現這一道路的階級條件。德國資產階級雖然願意“革命地改造德國”，但是，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它“出世得太遲了”。當它興盛時，德國無產階級已經登上政治舞台。出於對無產階級的懼怕和擔心法國巴黎六月起義重演，它寧願將統一國家的曆史使命托付專製統治者，由某一大邦去幫助實現。而當時的德國無產階級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還是組織上，都還沒有成熟到領導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族國家的地步。在組織上，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和1869年建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等還很弱小；在思想準備上，馬克思主義還沒有被廣大工人階級普遍接受。因此，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建立統一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條件還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