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力扶持大農場，消滅小農場，以有利於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
第四，依靠共同市場，擴大對外貿易。法國政府在60年代發動了支持出口運動，使法國對外貿易的出口額在世界出口貿易中的比重也日漸上升，使法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四貿易大國。共同市場為法國擴大出口帶來了許多便利。特別是在農產品出口方麵，由於共同體實行共同的農業政策，對內按統一價格自由流通，對外實行關稅壁壘，使得法國農產品能以遠遠高於國家市場價格的共同體保證價格在共同體市場上大量銷售。從1958-1973年，法國農產品對共同體的出口增加了17倍。同時，共同體用於津貼農產品出口和支持農產品價格的保證基金有35.9%落入法國手中。這就有力地促進了法國農業的發展。
第五，加強科學研究和技術引進，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法國此次經濟起飛的一個重要動因是科技革命的興起。毋庸置疑，這一時期的法國政府極為注重科學技術的研究和引進，使法國的科學研究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
從1959-1969年，政府撥出的科研與發展經費從30億法郎增加到138.6億法郎，國家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從1958年的12000人增加到1968年的4萬多人。法國政府在大力發展本國科研的同時亦積極推動技術引進工作。科學研究和技術引進的加強使得有可能在工農業生產中大量采用新設備、新技術、新工藝，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法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隨著世界能源危機在70年代前期的爆發，法國戰後社會經濟發展的“輝煌的30年”也終於畫上了句號。與此相應，伴隨著法國戰後的“大國夢”所依賴的較為堅實的社會經濟支撐因經濟衰退受到削弱，或者說伴隨著其“硬國力”
已經處於使法國更難以在國際事務中以二流國家的實力扮演一流大國的角色的狀態，遂導致法國在繼續做它的“大國夢”的過程當中越來越倚重發揮其在“軟國力”方麵的一些優勢。何謂法國在“軟國力”方麵的優勢，以反美情緒強烈著稱，且尤其不願接受全球化等於美國化觀點的法國前外長魏德林在1998年5月所作的一份報告中對此給出了大致的答案。在該報告中，他在宣稱法國依然是有世界影響力的強國的同時強調：“我們不僅具有‘硬國力’，還有‘軟國力’，如語言、文化、藝術、音樂、知識分子、非政府組織、烹調、優美景觀等獨特魅力。法國是人權的祖國，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擁有特殊的使命。我們要避免野蠻的全球化，用另外的方式規劃全球化。”當然，魏德林絕非是強調發揮法國“軟國力”的始作俑者。事實上，至少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時任法國總統的吉斯卡爾-德斯坦即已有類似的言論。與其前任戴高樂，甚至蓬皮杜均有所不同，這位在“輝煌的30年”結束後入主愛麗舍宮的政治家對法國大國地位的構想要更為現實。有鑒於此，他特別強調要運用法國精神上的優勢，並用它作為法國發揮全球作用、爭取大國地位的重要資本。他宣稱，“我的基本想法是：法國的優勢在於它精神上的優勢，也不可能是經濟的優勢。”這種精神優勢意味著法國要對當代的問題“有最透徹的理解，並能拿出最富想像力、最開放和最宏觀的解決辦法。”更富有象征意義的是，吉斯卡爾-德斯坦亦不再像戴高樂那樣動輒在“法國”前麵冠以“偉大的”形容詞，而是以“影響遍及全球的”限定詞取而代之。
顯然，吉斯卡爾·德斯坦在繼承戴高樂的維護法國的獨立和大國地位的傳統的同時，亦已根據法國綜合國力的客觀實際適當地降低了法國的角色定位。又由於這種被適當降低的新的角色地位確實更加符合70年代中後期以來幾乎始終被經濟停滯所困擾的法國的綜合國力的客觀實際，故亦被後來的密特朗與希拉克總統所認同。不過，從根本上說，“軟國力”的優勢實際上並不可能獨立於“硬國力”而長盛不衰，更不可能獨自發揮巨大的作用。事實上，法國本土的優秀影片、法式大菜等在美國好萊塢大片、麥當勞式快餐的步步緊逼麵前節節敗退就是一種生動的寫照，而對美國小布什政府以極其蠻橫的方式悍然發動伊拉克戰爭持嚴厲的反對立場的法國希拉克政府最終還是對前者的逞強稱霸無可奈何，則更是意欲以二流國家的實力扮演一流大國角色的法國必然麵臨的尷尬處境的逼真縮影。那麼，法國的“大國夢”究竟還能做多久？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