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誌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一文中拿鴉片戰爭中的鎮江一戰和甲午中日戰爭時的台灣抗日讓敵方遭遇重創來推斷：“這是否提示著清政府若能舉國一戰，結果會有所不同呢？”不說“舉國一戰”是否會導致結果有所不同，單說這“舉國一戰”本身有無可能。國是誰的？張豈之說：“中國人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陳獨秀說：“中華民族自古隻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顧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國與亡天下混淆，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而矣！”一句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顧炎武這時候還想不到體製問題，更想象不到世界上會出現英國那樣的體現民意唯民意是移的民主政府，他隻知道國是肉食者的，與食草之民無幹，與吃不起肉的士人無幹，與士民全無幹，又怎麼“舉國一戰”？民眾學商紂王的奴隸，舉國倒戈還差不多。
之二：他們幻想天朝在與英國的較量中展開遊擊戰爭、人民戰爭甚至持久戰。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臣蔣琦齡給鹹豐皇帝上了一個《請幸太原疏》，內中提出了類似遊擊戰的戰術：“我眾彼寡，則分軍為三四，仿古人更休疊戰之法，或擾之不聽其休，或環攻以分其力，我敗有援，賊死無繼。”他說，北京的“婦孺皆有激昂思奮之意，豈行間遂全無同仇敵愾之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頁）他的意思是，國軍完全可以“遊擊”戰了，但他沒有建議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眾所周知，封建統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動員，人民，唯有人民，才是專製政府最大及最終的敵人，所以政府的國防思想就是防民甚於防寇。據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載，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奕經的幕僚臧紆青向奕經建議：從山東、河南招丁壯萬人，從本地招丁壯兩萬，讓他們分伏寧波、鎮海與定海，人自為戰，戰不擇地。各地士紳領團勇伏於城內，大軍伏舟港口，聲東擊西，內外交逼，英夷必敗。他的建議當然不會被采納。
新中國的學者胡思庸，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寫過一則《論林則徐的思想》，也遺憾大清沒有用人民戰爭對付英夷。一看寫作年代，我們就明白他何以提出人民戰爭了。另外，他可能看到了林則徐在鴉片戰爭爆發後所提出的戰術：“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陸續回至該處，詐為見招而返，願與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動手”，“殺之將如雞狗”。（《籌辦始務始末》道光朝第一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470頁）林公這一招，頂多是兵勇壯勇戰，與臧紆青一個意思。林則徐比臧紆青還要歹毒的一個意思是，利用民力抗夷，能產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頁）的奇效，但這並不妨礙當今的學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們的這種借刀殺人法想象為人民戰爭！《林則徐傳》的作者楊國楨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把英軍“牢牢”地“牽製和分割”在各個戰場上。（楊國楨：《林則徐傳》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頁）這種幻想，已是持久戰和人民戰爭的綜合了，他可能把道光皇上誤認作毛主席了吧？
世界級的天才的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也提倡民眾戰爭。這家夥1831年去世，他的《戰爭論》由妻子整理出版，被西方奉為軍事聖經。天朝的蔣琦齡、臧紆青和林則徐等人，應該無緣看到此書；馬、恩、列、毛對此書都專心研究過；不知楊國楨、胡思庸等先生是否看到過？克勞塞維茨認為，民眾戰爭是對戰爭的擴大和延續，采用民眾戰爭可以擴大力量，但他並沒有忽略民眾戰爭的前提：民心和民意。一句話，政府可以利用民眾戰爭，但是，大清那樣一個既無民心又缺民意的極端腐敗專製的末世王朝，搞民眾戰爭的前提條件在哪兒呢？而天朝的人民，軍事上的組織和技術若能對付得了現代化的英夷，那他們費那事幹嘛？直接把天朝推翻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