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羅伯茨：《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中譯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83-84頁）大清人民沒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麼一種豪邁，但他們至少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問題是，人對地皮的伺候是無限的，地皮對人的回報則是有限的。馬戛爾尼使華時，中國人種地，在收獲率方麵已經是全球第一了。當時英國人種地是全歐洲第一，10:1，也就是說，種一粒種子，收獲10粒；中國人是15:1，種一粒種子，收獲15粒。收獲雖多於英國，但是吃家更多啊。英國農民早在16世紀，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餘糧拿出來供應市場了，大清人民哪有這福氣啊。鴉片戰爭發生這一年，1840年，大清全國人均糧食200公斤左右。此時的英國，每個農場有一部蒸汽機，英國的前殖民地美國，人均糧食都達到了1000公斤。一句話，餓漢不知飽漢撐啊！
中國人民吃不飽，暫且不論，反正餓死了還有人生。關鍵是，人民長期吃不飽，後果是嚴重的：
第一，農戶們家無餘糧，積累不下剩餘“資本”，既影響農業產品的商品化，更阻礙了新式投資。
第二，傳統農業被推到一個很高的水準，再也沒法往前發展了。亞當·斯密認為，任何國家，都是最先發展農業的，這是出於人類的需要和天性，可稱之為人的一種“原始目標”和“原始職業”。中國政府搞原始職業很在行，在14世紀就搞到了最高境界。美國學者珀金斯說，從三部中國農書中可以看出中國農業生產技術的停滯性：王禎的《農書》（1313年）、徐光啟的《農政全書》（1628年）、鄂爾泰等編的《授時通考》（1742年）。後麵兩部書所開列的農具清單，幾乎全是前一本書的重複。品種沒有增加，性能沒有改變，生產技術的發展處於停滯狀態。這與亞當·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對中國的評價是一致的：“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就是說，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細，人民最多最勤勉的國家。然而，許久以來，這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今日旅行家關於中國耕作、勤勞和人口稠密的狀況，與500年前視察該國的馬可·波羅的記述比較，似乎沒有什麼區別。”
插圖：雍正祭先農壇圖。木乃伊政府之所以重農抑商，是因為深刻明白農業對一個沒有任何本質性進步的古代專製政權來講好處多多。
眾所周知，始皇之後，中國曆代政府都不約而同地執行了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兩千年的時間裏，重農就重出這麼一個停滯不前的水準來，令人大跌眼鏡啊。但是跌眼鏡的同時，應該看到統治者的良苦用心。中國政府之所以重農抑商，是因為深刻明白農業對一個沒有任何進步的古代專製政權來講好處多多，既收獲糧食，還收獲順民（也就是老子所謂的“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而商業，則壞處大大的，既損耗財富，還影響社會風化和儒家的德治建設。所以政府眼裏，商股多賤名，華僑多無賴。這種思想反映到外交上，隻能是閉關鎖國了。
那邊廂的放任自由主義和這邊廂的閉關鎖國
英國15世紀至17世紀流行重商主義。重商主義包含的理念大致是：一國的財富必然包括貴金屬金、銀等，財富就是金銀；自己若沒有貴金屬礦場，就得通過貿易來獲得；對外貿易必須保持“順差”，出口必須超過進口。
在重商主義理論指導下，英國人開始了海外探險，開始了海外殖民與海外貿易，並在對外貿易中遵循多賣少買、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則，更不斷地出現伊麗莎白一世那樣扶持海盜貿易的國家執政者，政府甚至長期執行了限製進口、獎勵出口的保護關稅政策。結果當然是很好的，在政府的保護下，英國的工商業階層迅速成長，英國國力也迅速增強，英國先是擊敗老牌殖民國家西班牙，後是擊敗“海上馬車夫”荷蘭，再後來，把歐洲王牌強國法國打服貼，由一個蕞爾島國，演變成了歐洲強國。這個時候，重商主義對英國工商業者來講，似乎有些束縛手腳了，他們需要更廣闊的天地，需要更自由的政策以施展自己的拳腳！
有需要，就有誕生。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這是射向重商主義的第一支利箭，更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第一首樂章，西方學者認為它的地位不亞於同年發表的《美國獨立宣言》書，稱它為“產業自由宣言書”。
在此書中，亞當·斯密否定了重商主義理論下政府對經濟的幹預。他論證說，一個國家的經濟隻有在最自由與最寬鬆的狀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