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大清人民就愛這一口
鴉片啊鴉片，為什麼大清人民就那麼愛您呢？
八股文、小腳女人、鴉片，近代中國三大陋習。三大陋習中，八股與纏足乃中國傳統文化，隻有鴉片屬於完整意義上的舶來品。鴉片起先是藥品；後來在中外人民的集體智慧下，演變成天朝上下的最愛。在此前後，英國人往天朝輸入過鋼琴、飯叉、睡衣、玻璃、鍾表甚至上帝等各種洋玩藝兒，但天朝人民並不怎麼接受：1674年，英國商人來華，流淚賠本大甩賣，隻賣了11匹布；1699年，英國的毛織品來華，東印度公司大班發現，沒有中國人想買它；刀子、鍾表，賠本能賣出去一些；鋼琴、刀叉，賠大本也沒有人買；至於睡衣、睡帽，更賣不出去了……
按有些中國學者的解釋，英國商品賣不出手，乃是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對資本主義廉價工業品具有天然的抵抗能力。但是這些學者解釋不了，為什麼對於鴉片，天朝人民就沒有天然抵抗力了。相反，天朝人民熱烈擁抱鴉片！與此同時，當時的英國並不禁煙，因為英國臣民並沒有迷上這玩藝兒。鴉片戰爭前後，每年流入英國本土三百箱鴉片，成為城市中下層階級的麻醉劑。但是英國政府及民眾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因為麵對眾多酒鬼，幾個鴉片鬼似乎太微不足道了。當中國鴉片正泛濫的時候，英國的海岸緝私隊也沒閑著，50艘快船6000名緝私隊員在英倫三島周圍忙著禁酒呢。在白酒與鴉片麵前，英國人選擇的是前者，中國人選擇的是後者。而日本，與中國同樣的條件下，也沒有擁抱鴉片。所以，鴉片應該還有一個民族偏好因素在內，這是我們不好意思承認的。難不成，鴉片，天朝人民就愛這一口？
近代中國到底出了多少煙民，從來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黃仁宇先生說過，中國向來缺少數字化管理，所以我們隻能像民間百姓分蘿卜那樣撮堆算：1836年，有外國人估計中國有1250萬人在吸食鴉片；1838年，林則徐認為有400萬人；1881年，赫德估計為200萬人；1890年，有人提出為1500萬；1906年，有人提出為2000萬。不管具體多少吧，估計天朝百姓與鴉片有著天然的親和力。中國的詩詞中，甚至把鴉片稱作相思草。天朝人民相信一種傳說：印度在栽種罌粟時，把相思相愛的一對男女捆綁在一起，當兩人的性衝動達到最高潮時，用利刃刺穿他們的心髒，讓他們的鮮血流出，澆灌給罌粟。也許，這是天朝人民為自己離不開鴉片所想象出來的最佳理由吧。
當然，鴉片有諸多好處，治病祛痛這是眾所周知的，精神迷醉也是眾所周知的，還有人把它當作睡覺的催眠藥、采花時的春藥、延年益壽的長壽藥。甚至有人認為，鴉片適合中國人的體質。除了以上原因外，鴉片在中國的風行，還有經濟方麵的因素，因為天朝人民後來幹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了，凡是能種鴉片的地方，都種了。鴉片在中國的普及與推廣，遠遠超過了當年的紅薯和玉米：鴉片生產的利潤極高，鴉片的產值利潤遠高於一般經濟作物，比紅薯玉米棉花等強多了；種植鴉片的勞動強度相對來講比較小，婦男老幼皆能幹；鴉片具有貨幣功能，而且能夠保值，這種貨幣，除了不會貶值外，攜帶起來還方便安全，所以旅行者和商人寧願帶著鴉片上路而不願意直接攜帶容易引人注目、吸引歹徒的錢銀，甚至天朝各地赴京趕考的舉子也往往攜帶鴉片以支付一路上的食宿費用。
我發現，中國某些學者在涉及這些層麵時都小心冀冀，有些學者幹脆違背市場規律，說什麼鴉片與其他商品不同，不是由需求決定供應的。這種怪論之所以能出來，我估計跟學者的移情有關。也就是說，在講述曆史的時候，不自覺地浸入其中，把自己整成愛新覺羅家的後代了。這些後代估計沒看過英國小說家笛福的《魯濱遜漂流續記》。書中主人公魯濱遜在續記裏已經是商人身份了，曾經到過非洲、印度和中國，而他在中國所幹的第一件事就是販賣鴉片：“我們買了一點鴉片……這第一批貨，我們拿去賣給了中國人，很賺了一點錢；因為當時那裏非常缺乏鴉片，正很需要。”笛福這個小說家，做過生意，辦過報紙，住過監獄，做過記者。正是生意破產後，他才拿起了筆，而且做生意的時候隻去過歐洲，沒有證據表明他曾來過中國。但是，他的小說裏已經反映天朝人民喜歡鴉片——需求決定供應了，所以在笛福筆下，中國是一個“可悲的民族”。當然可悲了，英國送來恁多西洋玩藝兒，中國人卻獨獨愛上了鴉片！中國政府禁教能成功，禁鴉片卻愣是禁不住！證明：興趣才是最好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