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主持的一場禁煙大辯論
鴉片煙的泛濫，導致了大清王朝有史以來最具有民主意味的一場辯論。當然這種民主與英國的那種民主不可同日而語，但對大清來講，很難得了，三百年不遇呢。
隨著鴉片煙的泛濫，大清的官員們不管是出於公意還是出於拍皇上馬屁的私意或者兼而有之吧，反正陸續有人上折建言，但尚沒有形成全國範圍的大辯論。
大辯論之前出現一個音符，算是試音吧，時間是1834年。這年，道光聽說了鴉片躉船長年駐紮伶仃洋上和中國的快艇飛行出入運輸鴉片的現象，遂責成兩廣總督盧坤和粵海關監督彭年驅逐躉船，嚴拿快艇。兩位廣東大憲向皇上上奏，認為鴉片根本無法禁絕，同時把廣東士紳的民間輿論以“粵士私義”的附片夾送上去，以試探道光的態度。所謂的粵士私義乃是廣東鄉紳何太青和廣東學者吳蘭修等一些同好提倡的馳禁觀，主要思想是：趕不走躉船，即使趕，它們沿海四處亂竄，反而危害更大；既然趕不走，不如放開，使鴉片貿易合法化，政府照舊收稅；允許內地自種，夷人不能專利，白銀就不外流了。
道光看了沒有表態，仍舊責令他們沿舊禁加嚴。
1835年，兩廣總督鄧廷楨到任，到任後執行道光的嚴禁政策。不過似乎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他恢複了臭名昭著的早被鴉片販子賄賂成一家的水師巡船，由水師副將韓肇慶負責。這個姓韓的特別聰明（天朝官員在貪汙受賄方麵很少有不聰明的，何況這活也不需要技術含量），據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載，他與鴉片販子商量，除了收取正常的規費外，每萬箱鴉片給他百箱，這樣他就可以給總督交差了。甚或以師船代鴉片販子運煙進口。最後竟以此獲功，保擢總兵，賞戴孔雀花翎。水師兵人人發財，鴉片煙進口增至每年四五萬箱。沒有中國學者敢於肯定，這個後來與民族英雄林則徐合作禁煙因而有了光環的鄧大人是這種醃臢交易的幕後主使。但是西方人士可不管這個，賓漢在自己的《英軍在華作戰記》裏說，鄧廷楨的禁煙，僅是禁止別的船做鴉片生意，他自己有四隻水師船，專用來走私鴉片。船隻不夠，甚至轉雇英國的雙桅輕艇與無蓬小艇，從中收取每箱一百元的運費。
天朝禁煙大辯論的序幕的拉開，是在1836年。這年，曾與何太青、吳蘭修私下開過座談會的太常侍少卿許乃濟向道光奏請弛禁鴉片。與盧坤那次言詞簡約的試探不同，許乃濟這個奏折洋洋灑灑慷慨建言。他說：法令愈嚴，官吏賄賂愈豐，禁煙是沒有意義的。不如索性放開，隻準以貨易貨，再說了，凡吸食者都是“社會上的渣滓”，皇上“大可不必顧惜”。這是馬士轉述的。許乃濟自己的原版是這樣的：“究之食鴉片者，率皆遊惰無誌不足輕重之輩，亦有年逾耆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眾，斷無減耗戶口之虞”。最後他給皇上提出一個解決危機的辦法：馳禁。
許乃濟不知道，一個馳禁的主張，讓自己在中國曆史上的道德分值降低不少，但馬克思卻因此把他評作“中國最出色的國務要人之一”。馬克思甚至遺憾，大清的那個“野蠻天子”沒有聽從許乃濟的主張。他認為：“英國政府在印度的財政，實際上不隻依賴於對華的鴉片貿易，而且還依賴於這個貿易的偷運性質。如果中國政府使鴉片貿易成為合法的貿易，同時允許在華種植鴉片，則英、印國庫會遭受嚴重的損失。”（《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頁）馬克思的意思，英國政府雖然表麵上講自由貿易，但它所掙的錢，大都來自壟斷。如果野蠻天子聽了許乃濟的意見，依靠天朝人民的墮落勁兒和吸食鴉片的勁兒，大家都吸天朝愛國牌的鴉片煙，至少能在經濟上打敗英國呢。
唉，如果馬克思能給天朝的野蠻天子做顧問就好了。因為野蠻天子看了許乃濟的折子後，心裏有些忽悠，把球踢到廣東去了，命兩廣總督鄧廷楨會同廣東巡撫、粵海關監督等對許乃濟的建言妥議會奏；廣東大吏們把球再往下踢，命令公行行商們拿出一個意見來。行商們回答如下：
偷運鴉片不是俺們幹的，都是公行以外的私商幹的；以貨易貨可以，但要控製在我們行商手裏；要完全的用中國貨交換鴉片，那是不可能的；如果鴉片貿易開禁，應限在廣州一地進行。總之，肥水不流外人田，要馳禁，這買賣也得俺們廣東行商壟斷。
幾個月之後，廣東大吏們的複奏——《請準照許乃濟所奏弛禁鴉片並擬章程呈覽折》呈上去了，表示同意許乃濟的馳禁章程，認為馳禁“實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裏麵最重要的一條建議是：鴉片貿易限在廣州，而且必須有粵海關印照，無照沒收歸公。廣東大吏的意思很明白：肥水不能流了外人田，鴉片若改革開放，特區得定在俺廣州。看來，廣東政府也和廣東行商一樣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