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過行商之後，欽差拿出那份專給夷人的諭帖——《諭各國夷人呈交煙土稿》，責令行商伍紹榮拿給洋人看，並教導他們學習和體會文件精神，限時也是三天。我替洋人們體會了一下，文件精神很豐富：
第一，天朝準許夷人來廣州通商，讓爾們發大了。這是大清皇上對夷人的恩惠。再不知錯就改，天朝就要封港了。
第二，天朝聽任夷人販運茶葉大黃，又是一恩。傳說夷地土質堅剛，風日燥烈，夷人每天以牛羊肉磨粉為糧，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中國的茶葉大黃乃爾等消食通便之神藥。
第三，天朝原先法令較寬，沒怎麼管過鴉片貿易，但今天“人心所共憤，天理所難容”，大皇帝也“震怒”了。念夷人係遠人，“不忍不教而誅”，趕緊把鴉片呈交出來，從此做個良夷，立地成佛。
第四，“聞該夷平日最重一信字”，隻要交了鴉片，以前的壞事就概不追究了。但洋人須出具漢夷兩種字體的合同甘結，保證以後再不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認罪態度好，簽了具結的，本大人有獎。
第五，表白自己對夷情的了解程度，並且因此才做了欽差：“本大臣家居閩海，於外夷一切伎倆，早皆深知其詳，是以特蒙大皇帝頒給平定外域屢次立功之欽差大臣關防。”
這話說得有些過了，外夷伎倆，林公哪裏知道啊！不但不知道，還誤導皇上，讓他在錯誤的決策上一錯再錯！
第六，向夷人表白自己的禁煙決心：“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
你想與鴉片相始終，皇帝的意旨擺在哪裏？一句話，皇上叫你撤你就得撤。
第七，天朝百姓跟夷人急了，那可不是玩的：“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悔改，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即號召民間丁壯，已足製其命而有餘”。
後世有些學者據此評價林公具有較高的民本思想什麼的，我覺得有些胡扯。實際上，天朝的封疆大吏們沒有一位對民間丁壯是放心的。琦善說“粵省民風，澆薄而貪”，認為廣州百姓除了專業做漢奸者之外，其他百姓與夷也相處得不賴，不是漢奸就是準漢奸。（《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二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777頁）說得也對，封建政府按以往的經驗，深刻明白，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他們的真正敵人！林則徐在廣東招募水勇五六千人，但對他們的評價是：“當防夷吃緊之時，恐其輩被他們勾作漢奸，或為盤運鴉片，利之所在，不免爭趨。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頁）於是，厚資重賞雇傭獎勵這幫水勇前去燒殺夷人，以達到“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一箭雙雕之計。
問題是，夷人也不是那麼好唬的，英國的一個鴉片商安德森在戰前向自己的政府介紹天朝國情，“一般人民並不喜歡他們的政府”，所以他建議英軍出兵天朝時，一般情況下不要損害中國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63頁）而英國侵略軍初到廣東，走的也是安德森路線，在大街上貼下告示：“向中國人保證，這次遠征對於和平居民並無惡意，遠征完全由於林則徐虐待英人而起，大軍所攻擊的，僅僅是政府的官員、軍官以及兵士。”（《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第五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頁）這一手，把天朝的封疆大吏們氣壞了，耆英與伊裏布報告上海一帶情況說：夷人“張貼偽示，本國與百姓毫無戰爭，最願彼此和睦，廣開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議和。此等鬼域伎倆，尤令人憤滿胸懷。”（《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四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024頁）
怎能不氣得慌呢？天朝的實踐雖然不咋地，但理論上，卻大力宣傳百姓的政府愛百姓，政府的百姓愛政府呢。英夷居然看穿了這把戲，愣生生要把政府與百姓分開，何其毒也！
第八，要行商傳諭英商，三日內交出鴉片。如果辦不到，不用說這些行商就是漢奸了，將從他們中挑出一二名，殺頭抄家！
漢奸頭頭伍浩官和一幫大小“漢奸”震驚了，他們發現林大人玩的是真格的，而且這種玩法很別扭，林則徐製裁英商，手中的人質卻是中國商人，這在世界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滑稽的是，在被欽差訓過之後，一幫“漢奸”還真跑英人商館去了，看來，真把洋人當成他們的保護神了。此時的商館內，洋人們還有人在給欽差大人估價呢，認為三十萬兩銀子大約能買通。這個價格和提議被伍浩官否定了。問題是，夷人直到此時仍不相信欽差是玩真格的，因為按照他們的經驗，天朝官員從來沒有玩過真的。還有，商務監督義律此時尚在澳門，商館裏的英商群龍無首，他們的體製有個毛病，那就是民主，大狗叫，小狗也叫，吵了半天，還是沒個結果。後來，一位美國商人站出來了，說他剛剛見了伍浩官，對方已恐懼到了極點，這不可能是裝出來的。他說：“要記住，由於目前的問題而喪失的財產，可以不費力地很快再賺回來。但是血一旦流了，就像潑在地上的水，那是收不回來的……目前的局勢直接危及我們的同伴的生命，他們還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鄰居。我們雖然有時詛咒他們，但是我們決不能忍心把我們委托人的錢袋看得比他們的腦袋還重。”（張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爭》中譯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