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術上，閻教授分析說，英軍兵力最初隻來了4000人，且戰線拉得太長，至於武器，也僅是比清軍稍先進一些。這個分析有些好笑。英軍兵力是隻有4000，不是人家兵不多，而是不需要來那麼多。需要的時候，人家甚至增至1萬左右了呢。英軍跑到中國，路途是遙遠了些。但路途不等於戰線，何況人家的火車輪船完全可以彌補這些不利因素。相反，倒是大清的戰線過長了，從廣東到東北，全線防守，全線被動。至於武器，先進一點點就夠了，人家熱兵器，咱冷兵器，雖然隻有一字之差，但殺傷力可不僅差一字。閻教授這樣分析，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很明顯，可以把戰敗的屎盆子扣到道光本人身上，認為他過於無知，還無勇，所以讓一場本來可能打勝的戰爭變作了敗仗。閻教授甚至拿道光祖先的諸多武功來與道光相比，說道光皇帝沒有清太祖努爾哈赤當年“薩爾滸之戰”的勇氣，沒有清太宗皇太極當年“鬆錦之戰”的謀略，更沒有康熙皇帝親征噶爾丹的胸懷，這些對比讓人感覺滑稽，為什麼不拿道光以後的皇帝作對比呢？道光之後是鹹豐，鹹豐之後是同治，同治之後光緒，光緒之後是宣統，難不成這些皇帝都無知無勇，所以，清朝才“偶然”地一敗再敗嗎？
恩格斯的預言和拿破侖的失望
挨打不能白挨，這應該是常識。
對於天朝的挨打，恩格斯也用此常識來衡量，在《論英人對華的新侵略》一文中說：“那一次戰爭的經驗華人不會白白放過”；“毫無疑義的，在軍事上，英人在華人中間定會遇到自己的高材生”。
老恩此言差矣。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經驗，華人白白放過了，或者說，他們根本沒有收獲到經驗。不管是軍事、政治，還是文化，以為中國會做西方的高材生，老恩有些自作多情了！天朝，應該是曆史上最不善於做學生的一個國度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天朝君臣得出的最大結論竟然是：西學中源。一句話，別看西夷厲害，他們那些玩藝兒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都是咱玩剩的。
比如英軍的飛炮（爆炸彈），裕謙認為中國本有此法，不過將鐵彈挖空，實以火藥，以配合火炮膛中大小，受藥輕重，福建及浙江軍需局均有製造，“不足為奇”。
大理寺少卿金應麟也認為，西方的船堅炮利不過是“中國之緒餘”，“夷人特稍變其法”。
連梁廷枏那樣的開明士人也認為西方的火炮舟船包括算學都是學中國的，而且他並不主張“失禮而求諸野”，他說：“天朝全盛之日，既資其力，又師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學，失體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國地雷飛炮之舊而推廣之。夾板舟，亦鄭和所圖而予之者。即其算學所稱東來之借根法，亦得諸中國。但能實事求是，先為不可勝，夷將如我何。不然而反求勝夷之道於夷也，古今無是理也。”（梁廷枬：《夷氛聞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72頁）一句話，西方的火炮，都是從咱明初學的。咱現在學他們，失體太甚！古今無此理啊！
至於西方的民主製度，天朝人眼裏，更不像話了，感覺不是人玩的：
姚瑩評價英國王位繼承製：“至其立國，自稱一千八百餘年，本屬無稽，然國俗王死無子則傳位於女，其女有子，俟女死後傳之，實已數易其姓，而國人猶以為王之後，足見夷俗之陋。”
耆英：“至各國雖有君長，而男女不齊，久暫不一，迥出法度之外，如英夷屬女主，咪、佛二夷係屬男主，英、佛之主皆世及，而咪夷之主則由國人擁立，四年一換，退位後即等齊於民。其稱號亦有不同，大都剽竊中國文字，妄示誇張，夜郎自大。”（《籌辦始務始末》道光朝第六冊，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2892頁）
大清用自己的曆史證明，老恩的預言沒有丁點科學性。天朝挨了打，不但無意做西方的高材生，還以西方的名師自居呢！老恩啊老恩，你太不了解天朝了。
老恩之外，還有一個人牛皮吹大了，吹得有些閃腰，這個人就是拿破侖。據法國政要阿蘭·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碰撞》一書載，當年阿美士德出使大清失敗，回國途中，路過一個叫作聖赫勒拿的小島。當時的小島上，囚禁著剛被英國打趴下的歐洲雄獅拿破侖。1815年，拿破侖在滑鐵盧被英國的威靈頓公爵一舉打敗，從此再也沒有翻身。
雖然這雄獅已有囚徒常見的自言自語的習慣和說話自相矛盾的毛病，不過這並不妨礙阿美士德對這個曾經在整個歐洲所向披靡的英雄的敬意。路過聖赫勒拿，他要見識一下英雄。拿破侖對阿美士德本人並不感冒，但是他對遙遠的東方，對中國感冒，他在小島上，早就看了馬戛爾尼使華記。他一直希望，中國這個東方大國能替他壓壓英國的氣勢，因為正是英國組織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法聯盟，讓拿破侖遭遇了生命中的滑鐵盧，並做了永遠的囚徒。所以對於阿美士德使華，拿破侖同樣關注。用佩雷菲特的話來講：“阿美士德對一位震撼了歐洲的人感到好奇，拿破侖則對某天會讓世界震撼的國家感到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