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 中國古代紙源問題的研討方法 第三節 蔡侯紙誕生的曆史條件及其係統工藝
一、誕生的曆史條件
談到蔡侯紙誕生的曆史條件，如西漢以來書寫材料驟然增大，簡牘的笨重帶來相當的困擾等等。這方麵名家已有許多論述，這裏不想重複，我們隻談相關的社會生產力條件、其他客觀條件及個人素質條件等。
涉及到社會生產力條件，前文似乎也涉及到了，不錯，是涉及到了，那裏重點談的是鐵器斧類等不可能完成搗漿法的前提性工序“切料”，以及西漢缺少鋼器利刃的證據問題。因為這本身是一個相應的問題，所以其中也少量地涉及到東漢有鋼器利刃的問題，況且，也未詳細列舉東漢已進入發達鋼器階段的考古資料，因而對這一特別重要的問題還需詳細論述。
前文已論述過，中國古代人從戰國起就掌握了鍛造粹火技術，然而這樣生產的充其量是硬度和韌度較高的少量優質鐵器，遠遠還達不到鋼器水平，況且這樣鍛造和粹火技術也無法使煉鋼業普遍化。早在西漢以前，中國古代人已以木炭和煤餅為燃料，且有用皮橐鼓風的記載，看來燃料問題已經解決了，也有的學者認用皮橐鼓風和加高爐型就可以煉出鋼，拙見認為即使這樣還達不到風量的要求，因為加高爐型固然加大了對流量，然而依靠人力皮橐鼓風的風力風量還是不夠的，因為皮橐是木器加工水平還處於很低下、木製風箱還未誕生的產物，即使是一雙人合力的皮橐，那麼無論如何也達不到雙人風箱的鼓風量，但不管是皮橐還是風箱，它的鼓風量畢竟在人力限度以內，靠這樣的風力是煉不出鋼的，於是比人力大得多鼓風設備在東漢就應運而生，這就是東漢初期杜詩所發明的“水排”煉鋼法。
杜詩，東漢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升任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這是利用自然水力鼓風的設備，關鍵這段的注文能說明問題：“冶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對《後漢書》的這段記載，在山東滕縣宏道院保存的東漢畫像石上已清晰地展示出來，現代學者甚至根據這一石上之刻畫複製出了“水排”煉鋼圖。從筆者20世紀50年代初期見到的水力磨來看，至少是一人力的20倍以上，是一畜力的5倍以上。隻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風力風量的問題，即以加大供氧量而升高爐溫的問題。古代水力資源比現代豐富得多，以致今陝西關中還保留了許多古渡口名稱。因而利用“水排”煉鋼應當可以普及化，所以現代冶金史專家認為“以生鐵為原料的煉鋼技術是在公元一、二世紀實現的。”這個時限顯然是指東漢時期。在中國古代史上，統治者最關心武器，至東漢時才全部成為鋼鐵製品，這是對杜詩“水排”煉鋼法的有力佐證，如在徐州發現了東漢建初二年（公元77年）的五十鋼劍。由此，統計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共40年的出土東漢鋼鐵武器，也應在1000件左右，全部統計那就更多了，如果集中展覽，那簡直是一個寵大的東漢兵器庫。
東漢時期的鋼器已進入發達時期，不僅由大量的鋼鐵出土資料直接證實，也為鋼器的加工物所證實，這一點是遠非西漢可比的，最可以證明的有5點：一是諸多的石棺石槨墓出土，這一點不僅表現河北定縣出土的東漢中山簡王劉焉這樣王爵人家的墓葬中，就是沒名堂的中等人家也能夠以石棺石槨墓為安葬方式。為此筆者也統計了從20世紀50年到90年代的出土墓葬，近達400多座都采用了這種方式，和西漢的徐州楚王墓相比，這座西漢王爵人家的石槨水平就顯得粗糙得多了，多半是借助自然石的板狀略加修飾而已，據影照看，還達不到東漢中等墓葬的石槨水平。二是東漢出現大批的崖墓。主要集中在四川省的綿陽、簡陽、樂山、彭山、涪陵、遂寧、宜賓等地，在雲南省大關、昭通等地均有發現。筆者也統計了約40年的情況，僅四川一省就發現了達100多座，僅四川的彭山縣就發現了30多座，樂山縣也先後發現了20座以上。也有的學者認為這是由於白沙岩易鑿的緣故，然而在崖石上要開鑿出墓葬式大洞，這是絕非鐵器可以解決的，且崖墓隻出現在東漢而西漢連一座都沒有。三是畫像石刻，止1962年3月前，已發現出土物達800塊左右，已統計50年出土物共計達2000多塊石刻畫。其中以山東省出土為主，其他省區也有集中性發現，如在浙江省海寧地區一次就出土63塊。而其中東漢中後期多為浮雕，要刻陷石麵使畫像展示半立體式的浮雕絕非鐵器可以完成，不但要鋼器刻刀，還要質量相當好者才能完成，浮雕隻出現在東漢也足以說明同一問題。四是石雕物的大批出土，前文已把同在陝西的東漢雙獅、犀牛和西漢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和“石虎”作了對比，證明西漢還處於借助石物原型的略加修飾的鐵器加工水平，而東漢已處於用發達的鋼器大刻大鑿階段。其實東漢在這方麵的出土物極多，如在四川都江堰泯江河道出土了李冰石像，使這位曠日達400年以上的戰國水利專家至東漢才有石雕紀念物，又於河北省望都出土了形象逼真的石刻騎士俑。五是石刻文字的大量出現。截止1964年6月前，在東漢的中心地帶河南就出土而保存了袁安碑、李孟初碑、張景碑、淮源廟碑、韓仁銘、尹宙碑、甘陵相尚府君碑、趙莉碑、劉熊碑、安陽殘石四種、劉君碑等10多個有文字記載的碑石，此後在河南或在其他地方還發現了大批東漢碑文。這些碑文文字多在數百之上，並且多有紀年標誌。除碑文之外，紀念性的石刻文字也不少，如陝西地區著名的褒斜道就留下了漢永平六年（公元63年）的“開通褒斜道石刻”和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的“司隸校尉楊孟文的石門頌”兩幅石刻文。甚至契約也以石刻文為曆史見證，如在河南偃師縣出土了東漢時的買田約束石券，漢隸文字達213個字。東漢時期的大型石祠、石闕的出現也是發達鋼器加工物的明證，這些石祠、石闕也都有石刻紀年性文字，在四川昭覺縣發現的東漢光和四年（公元181年）石表1座，其中漢隸文字達400多個，又發現殘石闕10塊，上有5個隸草文字和一石獅等。東漢出土了大批石刻文字，這和“欲求前漢之碑，卒不可得”的西漢形成了顯明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