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 中國古代紙源問題的研討方法 第四節 東漢的書寫材料
一、蔡侯紙誕生前的前期
既然說從蔡倫起已有人工製絮的造紙術誕生，那麼東漢的書寫材料可以以蔡侯紙（一般均認為以蔡倫向皇帝獻紙的元興元年，即公元105年為時限）誕生為準劃分時期，以史學家習慣稱為前期和中後期。前期自然指蔡侯紙誕生前，中後期則表示誕生後。
東漢前期學者王充在《論衡》中記載了製造筆、墨、簡帛，而唯獨沒有提到造紙，足以說明在西漢和東漢初期，還沒有以人工製絮為特征的造紙術的任何依據，前文在《史記·淮陰侯列傳》中提到的“漂絮”充其量是民間的個別現象（沒有專門的手工業機構）。也有追溯東漢先朝的情況，《後漢書·鄧皇後紀》有“先王必書功於竹帛”的記載。既然有簡牘，就有修製簡牘的器具，稱佩刀或書刀，至東漢時，還有皇帝向臣屬賞賜書刀的記載，如章帝曾於“建初”把“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刀、筆帶”賜給寵臣馬嚴。國三老袁良碑：“今特賜錢十萬，雜繒三十匹、玉具劍、佩書刀。”東漢人李元書有著名的“金馬書刀銘”，在《後漢書·王充傳》中說王充的牆壁掛置著刀筆。東漢順帝時，宮崇所上的《太平青領書》有170多卷，都是用青白色的縑帛寫的。事實上，作為書寫材料，簡牘帛書貫穿東漢王漢朝始終。《後漢書·儒林傳》說“初光武遷都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輛……及董卓遷都之際，吏民撓亂，自辟雍、東觀、藍台、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製為滕囊。”從光武帝由長安遷都洛陽的事，“秘書”還看不出一定指帛書，而“經牒”一定指寫在簡牘上的經文了。東漢末期董卓由洛陽遷都長安，說這位不懂文墨的西涼軍閥把文化糟蹋完了：“竟共剖散”明顯指簡牘散失，大的帛書竟被作為帷帳和車蓋，小的帛書被做裝東西的袋子，這些話足以說明簡牘帛書仍然是東漢一朝的書寫材料。
東漢的書寫材料有簡牘帛書，在考古資料中也得到充分證明。前文已述，1958年，四川成都天山東漢崖墓中就出土了一柄製簡牘的書刀，後在湖南長沙地區的一座東漢墓中也出土了一柄書刀。在甘肅的居延、敦煌等地也出土的木簡以西漢為主，然而也有東漢的少部分，在甘肅武威地區一漢墓中也出土了504枚木簡，而其中以東漢為主，還有在這一地區明確為東漢墓葬中也出土了木簡；東漢時期也有帛書出土，“近代敦煌北出土了西漢末年和東漢的帛書文字。”
二、蔡侯紙誕生後的中後期
前文已論述了東漢時期在蔡侯紙誕生以後有紙書的“二重證據”，由此可知東漢的書寫材料，在前期，仍然是簡牘帛書，在中後期，已處於簡牘帛書和紙書的並行時期。然而在中後期，簡牘已處於次要地位，在中心地帶，隻是某些文人出於懷舊還使用，如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士大夫周磐命家人“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並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和西漢相比，不僅最中心地帶河南地區沒有簡牘出土物，連鄰近的湖北、湖南、山東、山西、陝西都沒有一枚出土物，足見至少可以說是已處於書寫材料的次要地位，從史料看，從蔡侯紙誕生後，《後漢書》已很少有關於簡牘的記載，甚至其他史料，大概由於造紙術還未普遍推廣的原因，也有些零星記載。如袁宏在《後漢記》中記載，在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吳恢為南海太守”，想用漆簡寫《尚書》章句。他的年輕獨生子諫道：“這書如果寫成，必定需要幾輛車載運，豈不招致人家的嫌疑和讒言嗎？因此隻好作罷。”可見吳恢所轄的南海地區還沒有紙書條件。從簡牘的出土物都集中在西北邊陲地區看，這一點和吳恢欲用簡而作罷是一致的，即簡牘的使用已退居次要地位。也有的學者會提出，西北邊疆地區又同時出土了紙書，這一點應作何解釋，隻能說這些地區的紙業還不夠發達，因而一時還難以取代簡牘，簡牘畢竟笨重，不利於傳遞信件，西北邊疆出土的紙書以信件為主，由此可知這裏的紙很可能是由內地帶去的。
現在需要進一步討論東漢中後期帛書和紙書的關係。我們說西漢的書寫材料是簡牘帛書，然而簡牘雖比帛書使用廣泛得多，卻是以輕便美觀的帛書為書寫材料上品的。從湖南長沙馬王堆的侯爵內室墓中出土了帛書，卻從大批下等墓葬中出土了簡牘，這一點就可以說明問題，西漢成帝時對國家藏書的經學，全部改用帛書重新抄寫編卷（即改“篇”為“卷”），就說明最高層已全麵使用帛書。足以說明，至西漢後期，是以帛書為書寫材料之上品的，並且上層使用已趨普遍。雖然到了東漢中後期蔡侯紙已誕生，足見東漢皇家藏書仍然使用的帛書。據《北堂書鈔》記載，東漢士大夫崔瑗（公元77—142年）給葛元甫的信裏說：“今遣送許子10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這一例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帛書“素”是書寫材料之上品，然而還比較昂貴，三代仕東漢的崔瑗（父崔、子崔，《後漢書》列有專傳。）尚因貴而不能夠使用，一般文人可想而知。二是紙書已推廣到一般文人之中，而一般文人畢竟是使用者的多數，所以說普遍使用率已較高。帛書為書寫材料之上品，到東漢末期，上層文人“蔡邕，自矜能書，非得紈素，不妄下筆。”看來蔡侯紙固然意義重大，然在東漢中後朝，並沒有取得書寫材料上品的美譽，因而盡管鄧太後喜愛“紙墨”，然而它還不能作為太後的禦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