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中日關係的戰略形勢和前景
近兩年來，美國政府的許多對華言行顯示，它已開始傾向於在中國持續和平崛起的前提下，接受或多少無可奈何地遷就中國崛起。與此相關，它在繼續對華軍事防範、增進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和嚐試加強對華外交競爭的同時，致力於係統地增大和拓寬對華協商和協調，並且將此置於對外和對華政策議程中更顯要的位置。美國政府與先前相比，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更大幅度地“迎合”中國的立場或要求。此外，它既出於無奈，也出於對損傷中美全局關係的顧慮，在它相當疑懼或不滿的一些方麵采取比先前“容忍”得多的姿態。總之，美國已開始形成對華態度和政策的一種新動向，那就是將中國當作一個未來很可能的世界強國對待。
然而另一方麵，中美兩國間的中長期“結構性矛盾”正變得比過去更為深刻。中國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持續高速增長；中美經貿矛盾越來越具有結構性的、獨立的和愈益增進的重大意義，並且在“中國是世界工廠”和“中國大搞不公平貿易”的美國公眾意象中越來越被“政治化”；中國在東亞、中亞、中東、非洲等多個地區的經濟、政治和外交影響迅速擴展和增強；中國由經濟發展需求而在全世界廣泛爭取戰略意義重大的能源；中國抵抗美國壓力和對美競爭的自信心愈益增強，中國大眾的對美民族主義情緒逐步高揚；中國持續和加速地進行軍事現代化，在某些關鍵的軍事能力領域已開始真正觸痛美國的過敏神經。
在這些事態發展中，尤其重大的是：（1）中國對美貿易的持續的巨大順差已成為美國國內政治中的突出議題之一；（2）中國持續和加速的軍力發展已成為美國軍事戰略家和保守派特別耿耿於懷的一大憂心事態；（3）中國外交影響的廣泛擴張和迅速增進已引起美國對外政策各派精英的不快、嫉妒和憂懼。從長遠看，軍事領域的未來前景最值得關注。超級強國美國決心維持自身最重要最顯赫的戰略資產，即美國的軍事優勢，中國則從根本和起碼的國家利益和尊嚴出發，決心實現軍事現代化：這一矛盾可能損毀中美關係的未來。
鑒於中美關係的上述所有基本形勢，中國應當一方麵繼續快速增長國力，積極擴展國際影響，另一方麵更要認真地注意控製日益深化的中美結構性矛盾，承擔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責任”，擴大中美之間的磋商範圍，增進其磋商深度，保護中美之間互惠的經濟交往，發展中美之間有選擇的戰略合作，繼續爭取美國輿論對中國未來的放心。
至少在今後幾年內，關於中美關係，中國最需要重視的是中美經貿矛盾，明了經貿問題上美國國內政治氣氛的變化趨向，爭取在治標和治本兩方麵緩解中美經貿矛盾，關係到保護中美關係和中國崛起的外部有利環境，並且可以為中國國內經濟發展模式在“科學發展觀”主導下的轉換爭取足夠的時間。需要在保護中國經濟安全的同時，努力防止美國國內對華保護主義發展到異常嚴重地步，防止西方主要經濟體傾向於斷定自由貿易原則和經濟全球化必須廢棄或逆轉。
在軍事能力發展問題上，中國既要堅持軍事現代化和發展中遠程權勢投射能力，又要堅定不移地繼續將軍力發展置於國家大戰略的總體框架內，更仔細地平衡主戰略與次戰略的關係、增長軍事實力與消減不利反應的關係，較多地以柔性方式在中國軍事透明度問題上與美國周旋，爭取促使五角大樓和美國防務知識界內的對華溫和勢力逐漸增強，並且準備在未來與美國進行有關軍事領域的戰略性談判（包括軍備控製談判）。中國還需要高度關注和努力緩解在環境保護問題上逐漸突出的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重要矛盾。與此同時，中國應當高度重視美國在亞洲不斷加強的對華外交競爭，更積極更精明地從事這項關於結交朋友、贏得善意和加強柔性影響的比賽。總之，中國既不應坐失戰略戰術機遇，也不要過度依賴。
在中美關係的中短期圖景中，負麵色彩比2005年秋季往後的任何時候都更濃重。2006年和2007年之交以來，短短幾個月已有如下負麵事態：中美首輪戰略對話未獲成功，第二輪雖獲一定成功但相當有限；中國2007年1月反衛星試驗後，“中國軍事威脅論”急劇再度勃發；布什政府對中國采取幾項經貿“懲罰”措施，表明它開始傾向接受國內對華保護主義壓力；對中國國內政治形勢和所謂“缺乏政治改革”的不滿和指責變本加厲，並且伴隨著對美國長期對華戰略的嚴重置疑，這由美國國內某些新書新文、國會證詞和記者采訪特別顯著地表述出來；從國內政治考慮出發，美國在朝鮮問題上的行為對中美“利益攸關者”關係有所損傷；對華態度相當積極的布什政府由於伊拉克局勢而在國內處於嚴重弱勢，而且2006年中期選舉後美國國內政治形勢和黨派力量對比已變得不那麼有利於中美關係。所有這些可能導向中美關係的新一輪向下波動，它或許會持續到2010年，其間甚至有可能出現中美在經貿問題上的嚴重對抗和一定的“製裁/報複”較量，並且由此引起中美關係氣氛的惡化。我們需要盡可能防止或扭轉這種可能的動向。
2006年初秋以前的約三年裏，中日關係處於持續惡化的狀態，有時甚至到了相當嚴重的危機地步。然而，危機蘊含著出現緩解的機會，那主要出自對衝突的憂懼以及在危機期間的教訓。到2006年9月，即小泉離任時，新任首相安倍已可謂教訓多多。麵臨日本國內強勁增長的對小泉對華態度的質疑和抨擊，同時麵臨日本在曆史問題和對華政策方麵迅趨嚴重的國際孤立，安倍不得不審時度勢，設定某種“安倍方向”，即大幅度軟化對華態勢，同時比小泉更有力地推進日本的“軍事正常化”和民族主義政治文化。
中國領導人及時和清楚地辨識了這一“安倍方向”與其對中國有利的背景，在安倍就任後渴望迅即訪華之際，堅決地做出了一個明智的“戰略實驗”決定：即使安倍不明確承諾不參拜靖國神社也接受其訪問，以恢複中斷數年的中日最高級正式會談，造就兩國關係的“破冰”轉機。這個決定強有力地促使了安倍更加軟化其對華態度，預先製約了他未來倒退的可能，同時改善了中國在中日關係問題上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
安倍2006年10月初訪華後，中日關係的改善勢頭由於兩國政府的審慎和努力繼續得到強化。兩國在多項基本爭端很難解決的情況下，密切注意阻斷惡化趨勢和緩解對抗，同時爭取在必要時繞過基本爭端，盡可能多地發現和拓寬協調空間與合作領域，並且鞏固雙邊關係的改善氣氛。在這樣的背景下，溫家寶總理進行對日“融冰之旅”，取得了比中日兩國輿論和國際輿論預料的更顯著的成果。
中日兩國政府已確定兩國“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則性內涵，使得中日關係的範圍與其籠統的基本規範有了重大擴展：過去主要限於曆史、台灣和經濟合作問題，現在擴及東亞安全、能源和環保、軍事交流和互信建設、技術合作、全球穩定和發展等多個重要領域。這就開拓了一種可能的前景，即中日關係走向溫總理所說的新的曆史階段。與此同時，溫總理在日本國會的演說獲得了中日兩國輿論和世界輿論的廣泛好評，體現了對曆史的正確的全麵評價，包含了對日本公眾的理解和尊重，並且展示了中國的大國胸襟和麵向未來的開明態度。
但中日關係仍然存在種種實在和潛在的重大困難：兩國間曆來已久的重大爭端在可預見的未來大都難以解決；中國崛起在日本引起的不良心理反應非常深刻，廣泛合作所麵臨的兩國國內輿論或國內政治障礙非同小可；還有，雖然曆經“融冰之旅”，但中日關係的走向仍有負麵變數。但盡管如此，考慮到安倍訪華以來的關係改善及其廣泛背景，同時考慮到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平對外政策和對日戰略的優化，可以認為中日關係向較好方向變化的可能性會逐漸增大。
從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至今已有30多年。這30多年裏，中日關係始終有一個政治的甚或法律的體製，它被一些著名學者稱作“72年體製”，其核心規範是它對曆史和台灣問題的規定：將20世紀30和40年代的日本對華戰爭界定為完全不容辯解的武裝侵略，將台灣界定為中國的一部分，處於中國主權之下。30多年前，這個體製的產生有其國際政治權勢方麵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當時突現的中美接近和日本因此遭受的“尼克鬆衝擊”。此外，中日雙方當時在鉗製蘇聯霸權主義方麵的共同戰略目的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無論是考慮它的核心規範，或是考慮它的上述由來，72年體製都對中國高度有利。
自1972年以來，中日兩國不僅在蘇聯崩潰後失去了原先的共同戰略目的，而且在中國崛起和日本民族主義愈益看漲的背景下形成了彼此抵牾的戰略目的。就“72年體製”而言，中國一直是百分之百地維護現狀國家，日本卻變成了顯著地傾向於修正現狀的國家。現在看來，這一體製很難再不加改變地維持下去，因為日本的基本意願和1972年以來的大部分基本環境已經發生改變。
然而，“72年體製”的問題不是它已經基本過時，不是它在規定和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上需要有任何改變。任何可能的中日關係新體製都必須規定和維護中國在曆史和台灣問題上的核心利益，因而都必須繼承“72年體製”在這兩個問題上規定的原則。然而另一方麵，由於大部分基本環境在過去30多年裏已經發生改變，“72年體製”確實已變得很不充足，它應當得到擴展。
換言之，在現有的曆史和台灣問題上的核心規範之外，應當增添四套新規範：（1）控製、緩解和減小中日對抗並建立關於“危機管理”和戰略互信建設的規範；（2）爭取使中日經濟的互相依賴產生建設性的政治/戰略效應，連同謀求能源和環保、技術合作和全球發展方麵的合作規範；（3）參與和促進東亞區域和次區域多邊合作的規範；（4）關於東亞安全的規範，涉及兩國軍事力量及其發展、美日軍事同盟的性質及其與中國的關係、日本就中國而言可接受的“軍事權利”的程度和範圍、朝鮮問題（特別是朝鮮核問題）、地區防核擴散等。無疑，這第四部分是最難構建和不確定因素最多最大的，但它對未來中長期的中日關係有頭等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在對中國持基本尊重的態度和有正常的和平關係的前提下，日本成為一個“普通國家”的願望和權利，加上它作為亞洲及亞洲以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的正當利益和體麵，應當在擴展的體製中得到尊重。
奧巴馬的對外
戰略方向與中美關係
2008年9月，美國先前的次貸危機終於急劇地引發美國金融大危機，連同緊接其後的經濟衰退。自此往後，隨著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局麵迅速形成，可以說美國政治乃至世界政治的一切，便首先由這兩大經濟事態規定。正是在如此背景下，非洲裔民主黨國會參議員巴拉克·奧巴馬以變革為首要口號，憑借在美國公眾中間壓倒一切的（借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名言）“無虞匱乏”“無虞恐懼”期盼贏得總統競選，兩個月後又在數百萬人觀看和歡呼的熱潮中入主白宮。
在這樣的形勢中，展望奧巴馬的根本國策方向並不難。完全可以相信，在今後可預料的時期內，奧巴馬政府的一切內外基本舉措、包括其對外戰略方向必定由兩大必需支配。第一就是對付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必需，用奧巴馬的總統就職演說中的話說，是“國家正麵臨危機……我們的經濟嚴重衰退……經濟狀況期待著我們大膽和迅速的行動”。與此緊密相關的是第二項必需，即維持美國公眾的“奧巴馬熱”，而鑒於當代自由民主製下公眾影響增大但耐心和自律減少的狀況（借用他就職演說中的話是“孩子氣”，“作為一個整體未能做出麵對一個新時代的艱難決策”），做到這一點似乎很難。
上述兩大必需決定了奧巴馬的國策綱領，那將是經濟第一，國內第一，並且對外“省錢”和“賺錢”第一。所謂“省錢”，就是在維護美國起碼安全的限度內，顯著收縮美國的海外戰略存在，尤其是那些並非絕對緊要同時又耗資巨大的，這首先是指在伊拉克的十多萬美國軍隊；與此同時，要大力利用外交影響、軟權力和“靈巧權力”影響、還有氣候變化和新型能源研發等“創新性議題”影響。所謂“賺錢”，首先意味著鼓勵、誘使甚至設法迫使中國和日本繼續大規模購買美國國債，並且使各國和國際市場繼續接受由於發行量劇增而愈益疲軟的美元，以便為奧巴馬振興美國經濟的計劃提供較充實的聯邦資金，盡管這樣必然使目前金融大危機的最直接禍因——美國成年累月異常巨大並增長不已的金融赤字——變得更嚴重。
由於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逼迫奧巴馬實行上述國策綱領，中美關係在經濟、金融甚至國際安全等方麵，具有了進一步發展的餘地或潛能。中國有可能因此成為奧巴馬政府事實上最重要的國際夥伴，或者用奧巴馬本人與胡錦濤通電話時的話說，對華關係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國目前對美國的價值主要在於向美國供應急需的巨量聯邦資金，否則奧巴馬現在的經濟救治設想一定程度上將成為無米之炊。此外，中國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意味著繼續給美國乃至世界提供一個急需的市場，否則美國乃至世界的經濟衰退將更為惡化。不僅如此，在奧巴馬政府期盼大出成果的氣候變化等方麵，還有在反核擴散、反恐戰爭和地區安全等問題上，美國都需要並期盼中國的合作。與此同時，當今中國對外戰略以和平發展、講求實效、審慎靈活和增進責任承擔為特征，並且高度重視中美合作，從而顯著加大了中美關係在奧巴馬執政後有良好發展的機會。
然而另一方麵，中美關係的根本特性即其複雜性仍將持續下去。如前所述的對外戰略在促成良性發展的同時，同樣可能導致奧巴馬政府在金融方麵變得對中國嚴重不滿，如果中國由於國內經濟、對外戰略和公眾輿論等原因而拒絕讓美國過分“賺錢”。盡管中國在美國金融大危機爆發後依然巨量購買了美國國債，導致中國巨額外彙儲備中過大的美元比例進一步增大，中國麵對的國際金融風險繼續加重，然而誰也不要設想這樣的做法能成為美國的長久依靠之一，特別是倘若美國政府做出嚴重傷害中國利益和尊嚴的事情。在全球性經濟衰退形勢下，美國和中國各自麵對的經濟困難還可能導致中美貿易爭執發展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嚴重；或者說，中國巨大的對美貿易順差以及在美國人看來中國的“不公平貿易做法”可能使美國更難容忍。這方麵的不祥之兆或許已經出現，那就是2009年1月23日候任財長蓋特納言稱奧巴馬認為中國“操控”人民幣彙率，盡管初露端倪的軒然大波促使奧巴馬班子急忙去淡化此事。
另外，奧巴馬的對外戰略雖然可能促使中美兩國就伊朗和朝鮮問題有較多的合作，但也可能促使美國政府在這些以及其他某些安全問題上加劇對中國的不滿，因為中國不可能也不願意提供那麼大程度的“配合”。與此同時，可以預料奧巴馬將加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同盟和次級夥伴關係，並且部分地針對中國而加強美歐親善。更重要的是，奧巴馬的意識形態偏好和政策傾向，加上中國增長了的自信和國內穩定需要，可能增進中美兩國在涉藏、人權以及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對立或歧異。奧巴馬以由他本人最突出體現的“美國夢”即美國價值為根本資產，並且力圖扳回美國霸權的頹勢，勢必極不情願看到中國所謂“專製主義成功”。不僅如此，在外交影響競爭（看誰多交朋友的競爭）方麵，目前人氣很旺和強調多用軟權力的奧巴馬是中國麵對的很有力的新對手。最後必須指出，正是由於他目前人氣很旺，加上他或許年少氣盛，有可能出現一個比較驕傲的奧巴馬。這麼一個奧巴馬如何與更加自信的中國相處，是個有趣並有待觀察的問題。
中美G2不能解決全球問題
未來有兩種可能：一是美國衰落了，中國由於不能解決科學發展觀要解決的問題也衰落了；另一種可能是，美國的經濟問題依然棘手，如果中國能既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又能真正依靠科學發展觀解決問題，中國一定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最強大、最有生機的國家。
要討論未來30年的中美關係，不能不首先考慮中國和美國國力在未來30年可能發生怎樣的變化。
對於美國未來影響力的變化，由於美國多年來不負責任的收支政策和金融政策，以及美國的過度擴展，尤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兩場戰爭碰到了巨大困難，毫無疑問，不論是同冷戰結束時相比，還是同海灣戰爭結束時相比，或是同“9·11事件”後相比，美國在世界上的權勢和影響力有著非常明顯的衰減。
談到中國未來的發展，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提出：“我們的偉大目標是，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抱負和目標，但必須經過創新性的實踐來應對異常艱巨的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於發展模式存在不健康的成分，也出現了非常嚴峻的問題，這些問題對未來的發展已經構成瓶頸。如何實現人民群眾不同群體、不同地區、城鄉間的共同富裕，如何保護自然生態等等，都是我們麵臨的挑戰。
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的經濟也麵臨增速下滑的嚴重風險。我們一定要把握平衡發展，既保持中國經濟相對的高速增長，又加大力量，以空前認真的態度和有效的實踐，去應對科學發展觀要解決的問題，讓中國社會的差距、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生態破壞的情況有根本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