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各種曆史人物、事件作評價時，隻要其與“夷夏”問題有關，章太炎總是以其對“夷夏”的利害、順逆，作為臧否的首要根據。他對文天祥、張煌言、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肯定與敬仰，自不待說；他對那時人們多予貶評的秦始皇（連譚嗣同這樣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也痛斥其為“大盜”，行“暴法”），也予以很高評價，讚揚其統一中國，把“夷狄”驅逐到河湟之外，並築長城以阻匈奴，故“中夏清明，秦功為大”。認為除了起阿房宮、派徐福出海和坑術士這些“小過”，秦始皇“其他無過”。對於朱一貴、林清、王三槐、洪秀全、張樂行等反清者，他一概頌為“義師”，讚揚他們“誠以豺狼之族不可不除，腥膻之氣不可不滌，故肝腦塗地而不悔也”。特別是對太平天國，他把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林鳳祥、陳玉成、李秀成和賴文光十人，一律作為“倡義起兵功烈卓著者”而主張授以勳位。雖然辛亥時期革命黨人大都給太平天國以肯定評價，兩廣籍者對之評價尤高；但兩廣一帶人對太平天國本就懷有好感，而江南一帶，多數人對太平天國一開始就印象不佳，之後民間多視“長毛”為匪。而章太炎卻能給予如此高的評價，誠為難能可貴。這是因他懷有強烈“反滿”思想，故能對與清朝抗爭十多年的天國領袖們給予崇敬和高評。
與此相反，章太炎對曾國藩等人則予以惡評，說他們“棄親昵而媚諸夷，又從而則效之，則宜為人心所深嫉。今人惡範文程、洪承疇、李光地、曾國藩輩，或更甚於滿洲，雖《春秋》亦豈有異是”！曾國藩是晚清頭號“中興名臣”，受到清統治者和封建士人極高評價；因他為政清廉，律己甚嚴，刻苦勤儉，處事精細等，而受到包括容閎、梁啟超這兩位廣東人（且均同情太平天國）在內的許多先進人士極大尊崇與好評，被作為楷模式的人物。而章太炎卻因曾氏鎮壓太平天國，讓清廷又苟延幾十年而視為“獮剃同種”之“漢奸”。他對曾國藩等人的抨擊，曾引起一些人很大不滿，如湘中著名學者兼教育家李肖聃對章太炎的學問與許多觀點均予首肯，但卻批評章太炎“以洪、楊為神聖，謂曾、左為大盜。見於著述，至再至三。深文獷悍，無複人理”。章太炎之所以貶曾、左至於此極，是出於其強烈的“反滿”情緒。事實上，章對曾、左等人的個人操守與才幹還是心服的，故民國成立，“反滿”問題不複存在後，章對曾、左亦時有讚詞了。如1914年他撰文稱曾、左等人“治軍至嚴”，能“體任自然，不好苛禮，不擾四民，不徇汙吏，不畏強死”等。這說明章太炎臧否人物，是受其“反滿”思想製約的。
應當說明：雖然章太炎“反滿”思想特別激烈而全麵，但他畢竟生活在晚清。那時，對中國的生存威脅主要來自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者，章太炎認識到“西人之禍吾族，其烈千萬倍於滿洲”；隻因清朝腐敗統治使中國衰弱不振，隻有先推翻它才可複興中華、救亡圖存，所以他和孫中山等其他革命黨人一樣，才把反清作為首要任務，且這並不是要驅逐整個滿族。孫中山在同盟會時期多次告誡其同誌們：“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章太炎在大力宣傳“反滿”時，也強調過類似思想，諸如“排滿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吾儕所執守者，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滿人；所欲排者，為滿人在漢之政府”。正因為這樣，在民國成立後，章氏力主“五族共和”，平等對待滿族，並堅持采用五色旗作國旗，以符“五族共和”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