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都處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前列，如孫中山所說的：“英國、美國現在強盛，還是列強；中國從前的強盛是獨強。”那時有不少弱小民族和國家向中國“朝貢”，這當然不能認為完全是平等的關係，但是孫中山指出：這些弱小民族和國家來“朝貢”，並非中國用海陸軍強迫他們來“朝貢”，“中國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們，他們是懷中國的德，甘心情願，自己來朝貢的”。孫中山的這一論斷是否很確切姑且不論，但有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即恰恰正是在中國強盛、獨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來事物和外國人的態度，比別的曆史情況下更加熱情，更加友好，很少、以至沒有任何排外性。佛教在漢朝、景教在唐朝的傳入並廣泛深入中國社會，就是這方麵一個“絕妙的記錄”，“甚至晚至明朝時，中國人中還沒有絲毫排外精神的跡象。當時的大學士徐光啟，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曾深得人民的尊敬”。中國人的所謂“排外性”，隻是到了近代中國屢受外來侵略者的壓迫、欺淩之後才產生的。不應當籠統地肯定或讚賞這種“排外性”，但是也應當看到，這種“排外性”恰恰是中國衰弱的一種產物，它主要是別國的侵略、壓迫，不讓中國複興所激起的。消除中國人“排外性”，亦即消除“黃禍論”者所擔心的“黃禍”的最有效途徑，不是別的，不是壓製和阻礙中國的複興，相反，恰恰是讓中國得到獨立、平等和複興，從而進一步發揚中華民族和平、睦鄰的優良傳統。
事實上，凡是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有較多了解的外國人，也大多承認和肯定“中國人的傳統性是非常和平、非常安靜的”，指出在軍事上會出現所謂“黃禍”的談論，是特別“空幻離奇”的，承認和肯定“中國人是一個有才智、有教養的種族，冷靜、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他們所蔓衍的國家裏有肥沃的土地和富饒的江河，有高山和平原、丘陵和溪穀的無窮變化，有各種各樣的氣候和條件，地麵上生長著一個民族所需要的一切，地底下蘊藏著從沒有開發過的無窮的財富”。他們的這些看法，也都在於說明中國一旦複興，不但不會，而且也不需要去侵害別人。
所以，孫中山用中國民族的和平本性立論，從政治上對“黃禍論”進行批判，證明其為無稽之談，雖然是一種推理，但他所闡明的中華民族熱愛和平、反對侵略這一點，不僅確實是他一貫的認識和竭力倡導的民族精神，而且也是被中國以往漫長的曆史所證明，並為許多深知中國曆史和中國民族性格的西方人所承認的。在經濟上，孫中山對“黃禍論”的批判，除了指出中國複興起來後就會改變清朝采用的閉關政策，“全國即可開放對外貿易”，以及就會開發中國豐富的資源，以造福於全人類之外，主要是強調了中國的複興將會極大地增加對外貿易，為全世界提供一個巨大無比的商品市場，以至“國際商務即可較現在增加百倍”。
孫中山之所以特別強調這後一點，不但是為了駁斥“黃禍論”者所說的中國複興後將會奪走西方人的傳統市場，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本身就是孫中山終生追求的中國現代化計劃的一個基本途徑。孫中山所追求的中國現代化，當然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化。但在當時，孫先生的現代化思想是先進的，具有革命意義的，且對我們今天也仍不失借鑒和鼓舞的作用。
孫中山在領導反清革命之前，即已在考慮著如何建設中國發達的經濟文化問題；而他領導反清革命，歸根到底也是為了改造中國，把受人欺淩、貧窮落後、人民痛苦的中國，改造成一個獨立自由、繁榮富強、人民幸福的中國。早在1890年，他就致信鄭藻如，希望取得鄭的支持，在自己家鄉推廣農桑，勸禁鴉片，興辦學校，改良鄉政，以取得經驗再推廣各地。1894年他上書李鴻章，更提出了“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方案，希望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這些辦法，由此把中國改造成文明昌盛的先進國家。在緊張從事反清革命的那些年月裏，孫中山同樣是把未來建設中國的問題時刻掛在心上，沒有一日或忘，他的三民主義學說，不僅是反清革命的綱領，同時也是建國的方案。
在推翻清朝統治，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短短幾十天時間裏，孫中山為了從政治、經濟、文化上建設現代化的中國，連續發布了幾十件有利於民主政治，有利於發展經濟、文化的法令。在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以後，孫中山又興致勃勃地到處宣傳其建國理想，還親任鐵道協會會長、中華實業銀行名譽董事、“督辦全國鐵路”等職。特別是在護法運動失敗、退居上海之際，孫中山以宏偉的氣魄，精心設計了《建國方略》，其中的第二部分即《實業計劃》，是一個在中國從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龐大計劃，它是孫中山幾十年來懷抱的建設中國現代化經濟這一宏願的總結和具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