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3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橫掃亞歐大陸以後，幾百年來，在一些西方人的頭腦裏，不時忽隱忽現地縈繞著“黃禍”的幽靈。到了近代，盡管許多東方國家都處於遭受西方殖民主義壓迫、侵略的境地，但一些歐美國家裏的少數帝國主義分子，依然經常大肆宣傳各種離奇的“黃禍論”。
他們在編造一些聳人聽聞的“黃禍”神話的同時，又鼓吹用武力入侵、向東殖民、傳播基督教等各種惡毒辦法，來阻止中國的複興，使中國永遠淪於愚昧落後、貧窮衰弱的境地，以此來防止所謂的“黃禍”。
孫中山從走上革命道路，直到推翻清朝、建立民國和設計建國方案的整個曆程，恰好就在“黃禍論”最泛濫的時間；而他所從事的一切革命活動，始終是為了複興中國，這就與“黃禍論”者處在尖銳的對立地位，他不可能對“黃禍論”的種種叫嚷置若罔聞。而且，雖然孫中山把實現中國複興的希望首先寄托在中國人自己的覺醒和奮鬥上，但他也熱切盼望得到世界各國人民和政府的支持。
正是由於上述曆史背景和革命鬥爭的需要，使得孫中山在開展革命的宣傳、組織工作時不能不注意到對“黃禍論”的批駁。1904年10月，孫中山在剛剛完成創立其指導民主革命的理論——三民主義，並積極開展廣泛的革命宣傳和組織革命力量之際，在美國紐約發表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這篇著名的論文是用英文寫的，還鄭重地加上“向美國人民的呼籲”這句話作副標題。論文一開頭，孫中山就指出：“全世界的注意力，現在都集中在遠東，這不僅是由於俄國與日本間正在進行著的戰爭，而且也由於這樣的事實，即中國終究要成為那些爭奪亞洲霸權的國家之間的主要鬥爭場所。”這一議論，雖非直接針對“黃禍論”而發，但恰好也揭示了或涉及了當時十分泛濫的“黃禍論”的實質，即中國是列強爭霸的主要目標，那些有關所謂“黃禍”的一切鼓噪，正是同列強這一爭霸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的。
接著，孫中山說到了“黃禍論”本身。他先概述了“黃禍論”的主要內容，諸如“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與豐厚的資源，如果它覺醒起來並采用西方方式與思想，就會是對全世界的一個威脅”，外國對中國“最明智的政策，就是盡其可能地壓抑阻礙中國人”，如此等等。然後，他針對這種“黃禍論”作了義正詞嚴的批判：這種論調似乎很動聽，然而一加考察，就會發現，不論從任何觀點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腳的。這個問題除了道德的一麵，即一國是否應該希望另一國衰亡之外，還有其政治的一麵。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再就經濟的觀點來看，中國的覺醒以及開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對中國人、而且對全世界都有好處。全國即可開放對外貿易，鐵路即可修建，天然資源即可開發，人民即可日漸富裕，他們的生活水準即可逐步提高，對外國貨物的需求即可加多，而國際商務即可較現在增加百倍。能說這是災禍嗎？
緊接著，孫中山由此得出了與“黃禍論”者截然相反的結論：中國一旦複興，不但不會給世界上任何國家帶來禍患，而且會給全世界帶來巨大的利益：“黃禍畢竟還可以變成黃福！”這就是孫中山對“黃禍論”所作的一次有力的批判。
這個批判是從道德、政治和經濟三個角度來展開的，論證是全麵的，抓住了問題的要害。我們就以這三個方麵，對孫中山所闡述的觀點作些討論和分析。從道德的角度上，孫中山譴責了一國希望另一國衰亡的心理，提倡國與國之間應當促進互利。他的這一譴責理直氣壯，他的主張光明正大，這些都是無懈可擊，亦無需多言的。重要的是，這些正是他一貫所持的道德觀念的表達。
孫中山早年深受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道德觀念的影響。他在檀香山求學時就十分同情當地人民反對外來壓迫，扞衛民族獨立自由的鬥爭。在走上革命道路、從事艱苦的反清鬥爭以後，他也曾熱心地支援過菲律賓人民爭取獨立自由的革命運動。
他把自己所創立的三民主義，比作“就是平等和自由的主義”，又比作法國大革命時的自由、平等、博愛；而他所理解和倡導的“博愛之精神”是什麼呢？他說：“我國古代，若堯舜之‘博施濟眾’，孔丘‘尚仁’，墨翟‘兼愛’，有近似博愛者也，然皆狹義之博愛，其愛不能普及於人人”，而廣義的博愛應當是“為人類謀幸福，普遍普及，地盡五洲，時曆萬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澤惠”，這才是“得博愛之精神也”。他從這種博愛精神出發，一貫反對以強淩弱，反對強權政治，認為“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為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