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倭寇入侵，那真是從元朝中期至明朝末年，一筆綿延了二百多年的血債。
血債的源頭還在日本，從元朝中期開始，中國正“天下一統”的時候，日本卻進入了內戰不休的“戰國時代”，“天皇”成了擺設，諸侯們割據一方相互攻打，本身又窮外帶戰亂，土匪強盜們更“放了羊”，就有大批海盜們結夥每年到中國沿海打家劫舍，這些人就是“倭寇”，他們窮凶極惡，每到一處皆大肆燒殺搶掠，到元末的時候中國也天下大亂，各處起義四起，元王朝疲於應付，海防自然也顧不上，倭寇們每次打劫也就越發“占便宜”，便宜占多了，不少日本諸侯也眼紅，紛紛組織自己麾下的正規軍來中國沿海“發財致富”，中國沿海的海盜們也紛紛與之勾結。於是從元末開始，倭寇侵擾的規模與破壞力都連年擴大，幾乎到了越演越烈的地步。
台灣自然也難幸免，台灣島位於日本列島南部，對於倭寇來說本身就是“近水樓台”，起先台灣“原住民”多，經濟比較落後，外帶元王朝在澎湖地區有“巡檢司”，經常能截擊倭寇海盜船隊，“油水少”又“風險大”，倭寇起先也就很少來。後來元末大亂，原本駐在“澎湖巡檢司”的元朝軍隊，被陸續調往內地平叛，所謂“巡檢司”早就名存實亡，此時中原內地戰亂不休，不少沿海居民紛紛遷至台灣避亂，人多了經濟也漸漸繁榮，“油水多”又“風險性”低，倭寇就漸漸來得多了。《元史》上關於倭寇第一次侵擾台灣的記錄，是元朝至正十三年，數千倭寇竄犯澎湖列島，毀棄元朝“巡檢司”在當地的要塞工事，劫掠大批錢糧揚長而去，此後倭寇對台灣的侵擾便日漸頻繁。
到了元朝末年，倭寇的“開工點”又發生了變化，此時中國北方連年戰亂外加自然災害，“搶劫利潤”大大降低，富庶的福建，廣東等省份成了倭寇首選，而台灣，卻是倭寇進入福建，廣東沿海的必經之地，如此一來台灣又遭起了“二茬罪”，倭寇來的時候遭一遍搶，倭寇在廣東福建搶完了，返航的時候還不忘了再到台灣搶一把，有時候倭寇在廣東福建碰了壁，更要回頭在台灣“撈一票”。台灣，因此既成了倭寇入侵道路的“中轉站”，又是倭寇劫掠的“重災區”。
以至到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平定了福建割據勢力方國珍後，大批逃難到台灣的鄉民聞訊後紛紛返歸大陸，見到明朝官吏後哭訴道：“我等渡海前遭兵禍，渡海後又遭倭禍，今終見太平也。”
可回來才知道，“太平”，還早著呢。
因為大明王朝建立了，“倭寇問題”卻更複雜了，東南方麵，被朱元璋平定的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等元末割據勢力，都有大批殘部流落海外，他們盤踞在東南沿海的海島上，堅持和大明王朝為敵，這些當年參與和朱元璋爭天下的“梟雄”們，而且卻成了殺人越貨的海盜。偏偏他們又與倭寇們相互勾結，甚至有不少人後來移居日本，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張士誠的舊部劉通，陳友定的舊部金子隆等人。這群人常年生活在東南沿海，對東南沿海各處的人口，地貌，城鎮分布，都可以說了如指掌，更兼戎馬半生見過大陣仗，作戰經驗豐富，而今搖身一變當了“二鬼子”，那更是相當富有敬業精神，每次倭寇搶掠，他們都積極響應，辛勤帶路不說，碰到明軍更殺紅了眼朝上衝，掩護“日本友人”撤退，可謂是搶劫在前，分錢在後，相當的有“國際主義精神”。明朝洪武二年，劉通就曾作為向導，引著數千倭寇在蘇南，浙東一帶大肆搶掠，史載“大掠五府，飽掠而去。”
更可恨的卻是金子隆，此人早年就是元朝“澎湖巡檢司”的一名水手，在澎湖列島和台灣島都曾生活過多年，台灣的一草一木幾乎都爛熟於心。後來跟著陳友定打水戰，曆經數戰練出了卓越的海戰本領。他的故主陳友定是被朱元璋殺掉的，對明王朝自然是切齒仇恨，後來逃亡到日本，搖身一變當了“二鬼子”，不但積極的領著“鬼子進村”，更幫倭寇訓練水師研發火器，特別是他對於福建，澎湖，台灣島的地貌情況非常熟悉，經常領著倭寇來此襲擾，每遭遇明軍攻擊，他更是壞招迭出，數次牽著明軍的鼻子走，幫助倭寇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