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看了報告後，氣不打一處來，對宣俠父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趕走宣俠父。但老謀深算的蔣介石考慮到，處理不好此事會影響政治立場和形象，於是他以老鄉和校長的雙重身份，召見了宣俠父。談話很快陷入了僵局。蔣介石命令宣俠父寫悔過書，否則將開除出校。宣俠父不僅不寫，三天後還憤然離開了軍校。臨走時，給同學留言：“大璞未完總是玉，精鋼寧折不為鉤。”當時許多人都未意識到，宣俠父所維護的，正是孫中山當作命脈的東西。這是黃埔島上共產黨與國民黨第一次交手，卻徹底地輸了。
後來宣俠父入吉鴻昌部，1927年7月，蔣介石排擠共產黨，宣俠父等共產黨員被西北軍禮送出境。無事可做的宣俠父，步入文壇，支持和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的活動，撰寫並出版了《西北遠征記》和《入伍前後》兩本書，一時間洛陽紙貴，在文壇聲譽鵲起，後又任八路軍高級參議。1938年7月31日，宣俠父在西安被蔣介石授意的國民黨軍統特務徐一覺秘密綁架和殺害，犧牲時年僅39歲。
蔣介石最倚重的兩大“文膽”
蔣介石的筆底功夫顯然遠遜毛澤東，但他有他的辦法，那就是請人“捉刀”，所以他的署名文章和講話稿大都出於他人之手。為他“捉刀”的主要是兩個人：陳布雷與秦孝儀。
陳布雷生於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蔣介石在大陸時期的主要“文膽”；秦孝儀是湖南省衡東人，生於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陳布雷辭世後的次年，他就以28歲的年齡，成為蔣介石身邊最年輕的“文膽”。1961年4月，秦孝儀在台灣出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直到蔣介石過世為止，蔣介石發表的政策文稿，幾乎全部出自秦孝儀之手。
陳布雷與秦孝儀年齡相差31歲，屬於兩代人，分別承擔了蔣介石大陸時期與台灣時期的“第一文膽”之重責，兩人都有“國民黨的第一支筆”之譽。
陳布雷才華出眾，20多歲就在報界享有盛譽。1911年，陳布雷進入上海《天鐸報》，他才華出眾，勤勉敬業，很快成為上海報界的著名記者。其間，他撰寫了大量擁護辛亥革命的時評，反對封建帝製，宣揚共和精神，影響很大。孫中山先生代表臨時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對外宣言》，就是由年輕的陳布雷翻譯成中文最先在《天鐸報》上發表的。幾年後，陳布雷轉到《商報》做編輯主任，不遺餘力地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
20世紀20年代初，陳布雷身在上海，他對國內局勢的種種評述，與當時在廣東的國民黨可說是不謀而合，南北遙相呼應，形成了一股朝氣蓬勃的革命輿論。孫中山讚揚《商報》“可稱為是忠實的黨報”，說它的宣傳比國民黨辦的報紙還更有成績。陳布雷所寫的有些時事評論，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辦的《向導》周刊轉載。中共領導人蕭楚女曾致函《商報》，讚揚主筆的革命精神。著名報人鄒韜奮也寫文章推崇他，說“陳布雷先生不但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國共兩黨通力合作揮師北伐後，蔣介石很需要身邊有支筆杆子可供自己驅使，享有聲望的陳布雷是理想人選。北伐軍剛到南昌，蔣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請陳布雷去南昌晤談。為延攬人才，蔣介石表現出謙遜姿態。陳布雷為蔣介石的“禮賢下士”受到感動，不久即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飛揚的《告黃埔同學書》。從此，陳布雷就成了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先後任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次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長期為蔣代擬文字，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係有影響力的國策顧問。
抗戰時期，是陳布雷“文膽”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蔣介石邀集國內知識界名流二百多人召開“談話會”，並在會上慷慨陳詞，他說：“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我們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將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能變成北平……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隻有拚民族的性命，求最後的勝利。”
這篇談話以“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一句最為著名，它如同“抗戰宣言”一樣，為中國四萬萬同胞廣泛傳誦，激勵了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的最大決心。這篇演講稿，就是陳布雷起草的。抗戰時期，陳布雷還有許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讚譽，在國內外產生過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