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舊時代的知識分子，陳布雷正直清廉、秉公無私，其品行道德為人所稱道。在重慶時周恩來曾托人向他傳話：“對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隻為一個人服務，而要為全中國四萬萬同胞服務。”作為國民黨主管宣傳的要員，陳布雷對一些進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他曾促成郭沫若順利回國。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郭沫若發表了有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蔣介石發出通緝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變後，郭沫若想回國抗日。為此，鬱達夫找到了陳布雷，陳布雷答應為郭沫若說情。但蔣介石對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於懷，於是陳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係》、《殷契粹編》等一疊書說：“委座，據說，郭沫若這些年沒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頭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銅器銘文……學術成果在國際上很有影響。現在，他想回國參加抗戰，所想請示委座……”。這樣，經陳布雷的說情，郭沫若才得以順利回國。
作為蔣介石的“禦用”筆杆子，陳布雷曾參與起草過一些反共方麵的文章，作出過一些違心事，替蔣編織過謊言，最典型的是為蔣撰寫《西安半月記》。關於西安事變，陳布雷知道張學良、楊虎城原為抗日而兵諫，並無“弑君”、“篡權”之意，也聽說了一些蔣在驚慌中跳窗逃至山後的狼狽情節。但蔣介石向他麵授此書的綱目時，卻把張、楊說成是犯上作亂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難中鎮定自若，對下屬曉以大義，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轉危為安……陳布雷無法違拗蔣的旨意，隻得唯命是從，但內心裏卻十分痛苦。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餘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他並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
陳布雷是個很矛盾的人物，著有《陳布雷回憶錄》。他熱愛報業、想當記者，卻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為人謹慎，也非常熟悉為臣之道，對蔣介石或同僚總是恭敬有加，從無盛氣淩人的傲氣。他廉潔自律，不拉幫結派，不貪汙腐敗，頗有“賢相”之風，被蔣介石稱為“完人”。
他位居黨國中樞，大權在握，卻鄙薄政治，不讓兒女從政，他的子女中就沒有一個國民黨員（他的女兒陳璉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自殺身亡，終年59歲。他在留下的遺書和致蔣介石的信中稱：“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致使“衰老疲憊，思想柘澀鈍滯”，他表示自盡之舉實出於心理狂憂之萬不得已。
11月18日上午9時至11時，國民黨南京政府為陳布雷舉行公祭典禮。出席典禮的計有：總統蔣介石、副總統李宗仁以及於右任、王寵惠、邵力子、何應欽等。蔣介石在祭文中，對這位一生以筆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膽與國策顧問，作了蓋棺論定之語：“畏壘（陳布雷號畏壘）椽筆，逾百萬師”。“綜其生平，履道之堅，謀國之忠，持身之敬，臨財之廉，足為人倫坊表”。
秦孝儀出身書香門第，自幼繼承家學。秦孝儀精通儒學、經史，博覽群書。
上海法商學院法律係畢業後，他曾赴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深造，榮獲人文科學博士學位。20餘歲即受蔣介石重用，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議事秘書。28歲時，就成為蔣介石身邊最年輕的文膽，深受蔣介石與宋美齡信任。
由於文采過人，反應快，又能以毛筆速記，所以秦孝儀一直為蔣介石倚重。
對傳統經典相當仰慕的蔣介石，也不時與秦孝儀以四書五經應對，增添自己談話的分量，是以秦孝儀能長期在國民黨中央工作，並任蔣介石侍從秘書職務屹立不搖，前後共達四分之一世紀。
1949年隨國民黨到台灣後，秦孝儀除以“總統府”秘書名義，續任蔣介石文膽外，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宣組副組長、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等職務。1961年4月，他出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直到蔣介石過世為止，蔣介石發表的政策文稿，幾乎全部出自秦孝儀之手。通常蔣介石比較重要的文告、稿子，由他本人當麵口述大意，秦孝儀則在一旁記下來，然後連夜趕好草稿，先給秘書長張群看過，再行對外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