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蕩歲月呼喚著人們對騎兵的高度重視
武士圓臉，猙目咧嘴，頭戴盔帽，身著高圓領緊身衣，穿長褲，左手執韁，右手作持長柄兵器狀；武士所騎之馬具有蒙古馬的特征，戰馬全身披甲，整個造型是北魏的騎兵戰鬥裝束。從整體形象上看，馬上士兵是來自北方草原的少數民族，樣子威風凜凜，隨時準備揚鞭策馬投入到戰鬥中去。北魏政權是由拓跋鮮卑族建立的，王朝初創之時多用騎兵，保留著本民族的原有風貌，入主中原後漸漸漢化。
西晉滅亡後，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先後在中國北方建立起20個少數民族政權。政權更迭頻繁，民族矛盾尖銳，社會動蕩不安。由於戰爭的激烈和殘酷，需要對士兵和戰馬加以防護，甲馬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當時武士和戰馬使用的甲都很精致，《晉書·赫連勃勃傳》載：勃勃命叱幹阿利“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可見對鎧甲和兵器製造水平要求之嚴。隻有高質量的鎧甲兵器才能具有更強的防護作用，將傷亡減少到最少，以便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
南北朝時期的軍隊裝備包括兩種：人馬都披鎧的騎兵和裝備簡陋的無鎧甲步兵。前者是軍隊的主力，是奪取戰爭勝利的先鋒。馬和士兵都披甲是受外國軍隊裝備影響的。安息帝國時期的騎士頭戴兜鍪、騎在披著馬鎧的戰馬上。薩爾馬泰軍隊也有魚鱗形的人甲和馬甲，整體形象與十六國以前在我國流行的甲騎具裝很像。史書中將馬和士兵都披甲的裝備稱為甲騎具裝。據《宋史·儀衛誌》載：“甲，人鎧也；具裝，馬鎧也。”即人和馬都披甲。人鎧開始很早，但馬鎧卻稍後。我國最早的甲騎具裝俑1988年發現於北京朝陽十二台鄉磚廠1號墓中，時代不晚於前燕。馬胄與草場坡和北魏司馬金龍墓陶馬所披馬鎧形製相同。馬鎧由麵罩、護頰板、護唇片和身甲組成，以鐵銷連接，活動自如，還可折疊，有的還使用了鉚接技術。當時的人鎧是兩襠鎧，“一當胸，一當背”，肩上用帶前後扣連，有的帶有護肩。據史料記載，我國古代最早的馬鎧出現於戰國時期，湖北隨縣戰國墓、荊門包山楚墓均發現皮馬甲。東漢末年，馬鎧的形製已經比較完備，但不很普遍。曹操在《軍策令》中感歎道：“（袁）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說明當時軍隊裝備有馬鎧的騎兵數量很少。到了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馬鎧成為軍隊較為普遍的裝備，常常是數以百計、千計甚至萬計，如《晉書·桓宣傳》載：“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甲騎具裝的普遍使用使整個騎兵的攻擊力和防護力得到了極大提高，是當時軍隊的核心力量。慕容鮮卑由弱到強，最後建立前燕政權，騎兵，尤其是裝備有甲騎具裝的重裝騎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匈奴統治者劉耀的衛隊就是一支所向披靡的甲騎具裝騎兵部隊。
甲騎具裝是伴隨著匈奴、鮮卑等草原民族進入中原的，而這種新型先進裝備的製造和使用可能是吸收了安息的技術。考古發現的甲騎具裝資料很多，主要有：雲南昭通東晉太元年間（386—394）霍承嗣墓壁畫的人馬都披甲的形象，河北北票北燕馮素弗墓，西安草場坡1號墓，山西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太和元年，公元484年）、元熙墓（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山西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元邵墓（建義元年，公元528年），河北讚皇東魏李希宗墓（武定二年，公元544年）、磁縣東魏趙胡仁墓（武定五年，公元547年），山西祁縣北齊韓裔墓（天統三年，公元567年），陝西鹹陽底張灣北周墓（建德元年，公元572年）以及河北景縣封氏墓都出土有甲騎具裝騎兵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