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刺客汪精衛
一個人一生如果有一個身份被後人記住,就算曆史名人了,而這位帥哥卻有4個身份:天字第一號漢奸,民國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個是梅蘭芳、張學良、周恩來),孫中山政治遺囑執筆人,刺殺攝政王的刺客。這位帥哥,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1883—1944),原名汪兆銘,字秀新,筆名精衛,生於廣東佛山。1903年,赴日本留學。1905年,與孫中山一起組建同盟會。1910年,汪精衛做了他震驚中國的第一件事——刺殺攝政王。
刺殺攝政王有兩個版本,據野史版記載,1910年4月1日,汪精衛身懷利刃埋伏在攝政王必經的橋下,攝政王騎馬過來,汪精衛正欲出擊,不料馬兒死活不近橋,任鞭子如何抽打也隻在原地打轉。眾人頓知橋下有鬼,於是汪精衛被捕。謀刺攝政王是死罪,不想審訊時慈禧太後見汪精衛相貌出奇英俊,竟舍不得殺他,隻判了個無期徒刑。
這自然是無稽之談,一則政治豈會如此兒戲,二則慈禧此時已死,不可能見到汪精衛。由於汪精衛日後不光彩的舉動,這一段曆史經常被人歪曲,讓我來為您還原曆史真相。
這得先從汪精衛的政治主張說起。汪精衛是個民族主義者,他強調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進行,他曾在《民報》發表文章說:“今之政府,異族專製政府也。驅除異族,則不可不為種族革命。顛覆專製,則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驅除異族而已,則猶明之滅元,於政界不生變革也。若徒欲顛覆專製而已,則異族一日不去,專製政府一日不倒。故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豈惟並行不悖,實則相依為命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日後孫中山的一套說法,可以說是來自汪精衛的話:“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麵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麵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它分作兩次去作。”
汪精衛主張“排滿革命”,並非像許多革命黨那樣要殺盡滿人。他一直強調中華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壓迫:“漢人之所排滿者,以其覆我中國,攘我主權也,非謂國家之內不許(其)他民族存在。排滿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況漢人非惟無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將實行平等製度。”
1907年,力挺孫中山兩年的日本政府在清政府“強烈抗議與嚴正交涉”下令孫中山離開日本,孫中山將日本人給他的2萬革命經費留給革命報紙《民報》2000元,大部分錢則用於去其他國家宣傳中國革命,但章太炎卻認為那些錢都被孫中山吞了。
這時《民報》經費困難,主編章太炎發飆了,說:“那些錢是日本革命誌士送給革命黨的,不是送給你孫中山的,你這樣侵吞公款,損害了同盟會的威信,也叫日本人看不起咱革命黨,這個主編老子不伺候了。”章太炎於是脫離同盟會,公開反對孫中山。與此同時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說:“孫文隻是騙別人為革命去死,自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是個遠距離革命家。”同盟會掀起倒孫狂潮,出現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黨人之命”的尷尬聲音。
在“遠距離革命家”稱號和倒孫狂潮的雙重打擊下,孫中山的革命黨陷入全線崩盤的形勢。此時一個一直為革命獻身的人挺身而出,要挽救孫中山的名聲,他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在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誌書》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寫道:“欲犧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擔負重任,集勞怨於一躬,百折不撓,以行其誌者也。……烈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猛向前進,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種者也。”因此他決定去刺殺清朝高官,並表示自己日後“雖流血於革命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如此豪邁悲壯之舉,恰似當年荊軻刺秦。
胡漢民堅決阻止汪精衛的行動,他對汪精衛說:“你是同盟會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文才與口才無人能及,號召力和影響力也無人可以代替。如果我們的革命領袖都像你這樣浪擲一擊,白白送命,革命將如何繼承下去?”
汪精衛回答說:“梁啟超罵我們是‘遠距離革命家’,章太炎現今又背叛孫先生和同盟會,現在的局麵靠言論根本無法挽回,我等必須拿出實際行動,才能證明革命決心,讓梁啟超之輩心服口服,才能促使同盟會內部團結,挽回民眾對革命的信心。我汪兆銘平時做的事情就是舞文弄墨,算是標準的‘遠距離革命家’,在黨內還算有點名頭,由我去做革命之薪最合適不過。我們都不去做薪,革命這鍋飯何時方能煮熟?其實,做釜要經受更長時間考驗和折磨,這個難;而做烈士倒容易,不就是拚命嘛。今天,就是君為其難,我為其易。你就答應我去吧。”
但不管汪精衛怎麼說,胡漢民死活不讓汪精衛去搞刺殺。孫中山跟胡漢民一樣,認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反對暗殺,他說:“敵勢力尚強,殺了甲還有乙,而我們殺一個敵人自己最少也要死一個,代價太大,劃不來。”孫中山派馮自由堵截汪精衛,阻止他。然而馮自由雖然把汪精衛堵截在香港,但汪精衛還是溜去日本找誌同道合的暗殺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