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刺客汪精衛
一個人一生如果有一個身份被後人記住，就算曆史名人了，而這位帥哥卻有4個身份：天字第一號漢奸，民國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個是梅蘭芳、張學良、周恩來），孫中山政治遺囑執筆人，刺殺攝政王的刺客。這位帥哥，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1883—1944），原名汪兆銘，字秀新，筆名精衛，生於廣東佛山。1903年，赴日本留學。1905年，與孫中山一起組建同盟會。1910年，汪精衛做了他震驚中國的第一件事——刺殺攝政王。
刺殺攝政王有兩個版本，據野史版記載，1910年4月1日，汪精衛身懷利刃埋伏在攝政王必經的橋下，攝政王騎馬過來，汪精衛正欲出擊，不料馬兒死活不近橋，任鞭子如何抽打也隻在原地打轉。眾人頓知橋下有鬼，於是汪精衛被捕。謀刺攝政王是死罪，不想審訊時慈禧太後見汪精衛相貌出奇英俊，竟舍不得殺他，隻判了個無期徒刑。
這自然是無稽之談，一則政治豈會如此兒戲，二則慈禧此時已死，不可能見到汪精衛。由於汪精衛日後不光彩的舉動，這一段曆史經常被人歪曲，讓我來為您還原曆史真相。
這得先從汪精衛的政治主張說起。汪精衛是個民族主義者，他強調種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進行，他曾在《民報》發表文章說：“今之政府，異族專製政府也。驅除異族，則不可不為種族革命。顛覆專製，則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驅除異族而已，則猶明之滅元，於政界不生變革也。若徒欲顛覆專製而已，則異族一日不去，專製政府一日不倒。故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豈惟並行不悖，實則相依為命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日後孫中山的一套說法，可以說是來自汪精衛的話：“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麵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麵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它分作兩次去作。”
汪精衛主張“排滿革命”，並非像許多革命黨那樣要殺盡滿人。他一直強調中華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壓迫：“漢人之所排滿者，以其覆我中國，攘我主權也，非謂國家之內不許（其）他民族存在。排滿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況漢人非惟無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將實行平等製度。”
1907年，力挺孫中山兩年的日本政府在清政府“強烈抗議與嚴正交涉”下令孫中山離開日本，孫中山將日本人給他的2萬革命經費留給革命報紙《民報》2000元，大部分錢則用於去其他國家宣傳中國革命，但章太炎卻認為那些錢都被孫中山吞了。
這時《民報》經費困難，主編章太炎發飆了，說：“那些錢是日本革命誌士送給革命黨的，不是送給你孫中山的，你這樣侵吞公款，損害了同盟會的威信，也叫日本人看不起咱革命黨，這個主編老子不伺候了。”章太炎於是脫離同盟會，公開反對孫中山。與此同時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說：“孫文隻是騙別人為革命去死，自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是個遠距離革命家。”同盟會掀起倒孫狂潮，出現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黨人之命”的尷尬聲音。
在“遠距離革命家”稱號和倒孫狂潮的雙重打擊下，孫中山的革命黨陷入全線崩盤的形勢。此時一個一直為革命獻身的人挺身而出，要挽救孫中山的名聲，他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在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誌書》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寫道：“欲犧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擔負重任，集勞怨於一躬，百折不撓，以行其誌者也。……烈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猛向前進，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種者也。”因此他決定去刺殺清朝高官，並表示自己日後“雖流血於革命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如此豪邁悲壯之舉，恰似當年荊軻刺秦。
胡漢民堅決阻止汪精衛的行動，他對汪精衛說：“你是同盟會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文才與口才無人能及，號召力和影響力也無人可以代替。如果我們的革命領袖都像你這樣浪擲一擊，白白送命，革命將如何繼承下去？”
汪精衛回答說：“梁啟超罵我們是‘遠距離革命家’，章太炎現今又背叛孫先生和同盟會，現在的局麵靠言論根本無法挽回，我等必須拿出實際行動，才能證明革命決心，讓梁啟超之輩心服口服，才能促使同盟會內部團結，挽回民眾對革命的信心。我汪兆銘平時做的事情就是舞文弄墨，算是標準的‘遠距離革命家’，在黨內還算有點名頭，由我去做革命之薪最合適不過。我們都不去做薪，革命這鍋飯何時方能煮熟？其實，做釜要經受更長時間考驗和折磨，這個難；而做烈士倒容易，不就是拚命嘛。今天，就是君為其難，我為其易。你就答應我去吧。”
但不管汪精衛怎麼說，胡漢民死活不讓汪精衛去搞刺殺。孫中山跟胡漢民一樣，認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反對暗殺，他說：“敵勢力尚強，殺了甲還有乙，而我們殺一個敵人自己最少也要死一個，代價太大，劃不來。”孫中山派馮自由堵截汪精衛，阻止他。然而馮自由雖然把汪精衛堵截在香港，但汪精衛還是溜去日本找誌同道合的暗殺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