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字第一號漢奸的成長史：汪精衛的角色轉換（外一篇）
汪精衛，辛亥革命前夕，他是刺殺攝政王的鐵血革命者；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後，他是共產黨最堅定的支持者，然而，“七一五”政變後，汪精衛卻高喊對共產黨要“寧可錯殺三千，不能放過一個”。“九一八”事變後，汪精衛說：“哪怕日本派來百萬大軍，他們也會發現不可能征服中國，中日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談判，中國政府絕非威武所能屈，絕不以尺土授他人。”然而在抗戰時期，他卻成了天字第一號漢奸。前後反差如此之大，這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切，居然都跟蘇聯的一封電報有關。
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被釋放後，辛亥革命期間，汪精衛作為南北議和的特使而奔波。
1911年12月31日，有人問汪精衛：“中國什麼時候可以強大？”汪精衛：“隻要我輩共同努力，30年後中國足可強大！”
1912年初辛亥革命勝利，汪精衛履行諾言，和陳璧君走進了婚姻的殿堂。
此時，汪精衛依照其對革命的貢獻和資曆，在北京弄個部長當當輕而易舉。但他急流勇退，鼓吹“六不主義”——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於是他瀟灑地退出官場，去法國留學，研究憲政。觀國民黨及革命軍高層，所謂功成身退者，當時唯孫中山、黃興與汪精衛三人。
1913年“二次革命”開始後，汪精衛被孫中山急召回國，革命失敗後亡命法國。
1915年汪精衛發表《紅樓夢新評》，文中說：“此書是中國之家庭小說，中國之家庭組織，蟠天際地，綿亙數千年，支配人心，為中國國家組織之標本。國家即是一大家庭，家庭即是一小國家。西國政治家有言，國家者家庭之放影也，家庭者國家之縮影也。此語真正不錯。此書描摹中國之家庭，窮形盡相，足與二十四史方駕，而其吐糟粕，涵精華，微言大義，孤懷閎識，則非尋常史家所及。”作為革命家的汪精衛對《紅樓夢》亦有如此獨到見解，實在令人歎訝。
1916年袁世凱稱帝，汪精衛回國參加討袁護國。此後汪精衛一直追隨孫中山繼續革命。
1925年，孫中山病危之際，汪精衛眼含淚水對孫中山說∶“希望總理留下一些話，好讓我們去做。我們懇請總理生前留下遺囑。”孫中山問：“你們要我說什麼呢？”汪精衛說：“我們預備好了幾句話，讀給總理聽。總理如果讚成，便簽個字，當作總理的話。如果總理不讚成，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話，我可以代筆記下來，也是一樣。”
說著，汪精衛掏出自己寫好的遺囑，大聲朗讀起來：“餘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中山聽完後說：“好呀，我很讚成。”於是這篇汪精衛寫的“總理遺囑”，就當作孫中山的政治遺囑公開發表了。
由於孫中山逝世前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衛以其在黨內的資曆和聲望，被推舉為孫中山之後的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1925年6月26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采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汪精衛的國民政府遵守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積極任命了一批共產黨員位居國民政府要職。比如汪精衛任命毛澤東為宣傳部長，林伯渠為秘書長，幫助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使共產黨的勢力在國民黨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似乎一切順利，但一個多月後發生的廖仲愷暗殺事件，一下使汪精衛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
當時國民黨主要分為左派和右派兩派：左派支持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愷；右派則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漢民。汪精衛則是中間偏左的立場。
1925年8月19日，廖仲愷在國民黨黨部大門前，遭5名槍手槍擊身亡。廖仲愷被刺案驚動了剛剛成立的國民政府，汪精衛親自組成特別委員會，調查刺殺廖仲愷的凶手，可是沒有想到調查的結果，卻顯示出元凶是胡漢民。汪精衛念及當年兩人在東京時代的舊情，沒有公開處分胡漢民，隻是將胡漢民以國民政府特使的名義派往蘇聯考察。1925年9月22日胡漢民前往蘇聯，但汪精衛這個舉動被一些國民黨左派批評為有徇情枉法之嫌。
1925年10月，汪精衛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東征陳炯明的命令，並親自任命蔣介石為東征軍總指揮。蔣介石東征陳炯明取得勝利後，在國民黨中名聲大振。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躍成為國民黨中最有實力的人物。（在1924年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人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蔣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員，連候補委員都不是。）
1926年3月18日，“中山艦事件”使得汪精衛的政治生涯陡轉。作為汪精衛下屬的蔣介石突然來了一次大動作，盡管最後不了了之，汪精衛依然心中氣憤難平。他偷偷地把朱培德、李濟深等幾個實權派軍事領導人組織起來開會，問他們可否派軍隊把蔣介石抓捕槍斃，朱培德幾人像看傻子一樣看著汪精衛，汪精衛心中大吃一驚，他擔心幾個軍長趁機告密，故而不辭而別，離開廣州去了法國，政權就這樣讓給了蔣介石。
1927年年初，汪精衛回國，不久蔣介石說：“我隻知道我是革命的，倘有人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並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此時汪精衛仍舊堅持容共擁共，高呼“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他說：“我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4月18日他以國民黨中央名義發電說：“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為反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黨籍，著全國將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4月22日他還公開痛斥蔣介石的武力清黨行為，說：“蔣介石是人民公敵，獨裁者，他把國民黨當做自己帝王家的東西，蔣介石把中國共產黨從國民黨中驅逐出去，違反孫先生聯共政策。”“蔣介石的反共隻是一種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動喪心病狂之至，自絕於黨，自絕於民眾。”“蔣介石的行為是為博得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反革命者之同情，這無異為民眾之公敵。”“我不得不斷絕與蔣氏合作。蔣介石是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帝國主義是一群食人的豺狼，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奴隸性的資產階級像一群烏鴉跟在帝國主義後麵，將吃剩下的死屍啄取腸髒。反共產革命的叫囂是一切反動派的老把戲。”“不解決土地問題，中國革命無成功希望，我要同無產階級向社會主義方向邁進！”
此前一天，4月21日斯大林密電中共，說：“當前中共的任務是無產階級把民族資產階級擠到一邊，從此以後中國南部將有兩個陣營，兩個政府，兩個軍隊，武漢革命中心和南京反革命中心，武漢的國民黨應該被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6月19日汪精衛說：“三民主義是什麼？就是反對帝國主義，三民主義不是資本主義。”
7月初，一封蘇聯共產國際發給武漢中共組織的密令，讓汪精衛頓然變臉。因為，在密令中他看到了如下內容：“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靠的可憐動物，必須反對過火行為，但不能用軍隊，而要通過農民協會，必須讓工農領袖進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新的工農領袖會使老頭們（國民黨元老們）害怕起來，或者使他們變成廢物。你們應動員2萬左右共產黨，加上湖南湖北約5萬革命工農，組織一支可靠軍隊，否則就不能保證不失敗，不能隻是勸告國民黨，現在是開始行動的時候了。”“你們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從內部瓦解顛覆國民黨，組織革命法庭，審判處決反革命軍官。”由此，汪精衛大怒，說：“這不等於共產黨向國民黨開戰嗎？”“在國民黨權力下，由他們這樣胡鬧還怎麼辦？應當對共產黨提出警告，再這樣胡鬧，莫怪我們翻臉了，再鬧，隻好殺人了。”可就是這樣，蘇聯依舊不顧中國國情地瞎指揮。
從此，汪精衛由容共擁共，變成堅決的反共，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與蔣介石聯合反共，並說：“寧可錯殺三千，不能放過一個，本人願為殺共產黨之劊子手。”“一個共產黨和一條毒蛇、一隻猛獸一樣，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但就是這樣，汪精衛還是給足了蘇聯麵子，7月27日汪精衛把140名蘇聯顧問客客氣氣地送回了國。
1928年蔣介石北伐戰爭勝利。北伐戰爭靠的是四巨頭：蔣介石、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蔣介石雖然名義上是北伐軍總司令，但馮玉祥和閻錫山跟蔣介石是平等關係。在勝利後的軍隊編遣會議上，蔣介石為了完全統一中國，收歸軍權於國，完成軍隊國家化，要裁並馮玉祥和閻錫山的軍隊。而閻錫山和馮玉祥都不願損失實力，於是爆發了1930年的中原大戰，閻錫山、馮玉祥60萬人打蔣介石30萬人。汪精衛站在了閻錫山、馮玉祥一邊，結果中原大戰以蔣介石的勝利告終。隨後汪精衛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