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28日，汪精衛為與蔣介石分庭抗禮，自立廣州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顧全大局，與汪精衛議和，汪精衛於是取消了廣州政府，與在蔣介石再度聯手，並出任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
1932年6月汪精衛指責張學良：“你去年放棄沈陽，失守錦州，導致三千萬人民，數千裏土地陷於敵手，現在沒聽說你出一兵，放一槍，卻不斷向中央索要軍費，乃欲借抵抗之名來聚斂錢財。”
不久汪精衛說：“哪怕日本派來百萬大軍，他們也會發現不可能征服中國，中日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談判，中國政府絕非威武所能屈，絕不以尺土授他人。”此時的汪精衛還是堅定的主戰派。
數日後，針對有人提出國民黨應該開放出一部分權力，汪精衛火了，他對王造說：“國難會議召開，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果不滿意政府，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說開放就開放？”王造說：“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國難這麼嚴重，我們是不會同室操戈鬧革命的，汪先生身為行政院長，當此民族生死關頭，應團結全國共赴國難才對，反叫人家去革命，我們固然是政府聘請的，但是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國家人人有份，我們同樣是國家的主人，中山先生遺訓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天下為私了。”
1933年3月7日，日軍在古北口與中國軍隊開戰，長城抗戰開始了，這是汪精衛由主戰派變為主和派的分水嶺。此後兩月，中國軍隊在蔣介石領導下堅決抗戰。汪精衛和蔣介石一樣，都認為短時間內，中國軍隊無法取勝；長期抗戰，中國沒有資本；投降日本，那時根本不可能，所以，隻剩下了和談一條路。中日雙方邊打邊談，最後長城抗戰以簽訂賣國的《塘沽協定》告終。這個協定承認冀東為非軍事區，準許日軍在該地區視察，實際上是默認了日本對東北三省和熱河的占領。
《塘沽協定》公布後，社會輿論一片沸騰，強烈抨擊汪精衛主持的這一喪權辱國的協定。麵對全國一片討罵汪精衛的氣氛，陳公博深為汪精衛不平。汪精衛說：“我們要複興中華，起碼要30年，不止我這個年紀看不著，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年過半百，沒有其他報國之道，隻要中國不再丟失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
陳公博聽後說：“曆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南宋的秦檜就是個例子。現在有人說《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你去送呢？”
汪精衛聽後說：“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這個黑鍋我願意背。”
此後，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和平救國”，這為兩人後來共同與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礎。
1935年11月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結束後合影，蔣介石感覺會議秩序很亂，就決定不參加合影而改讓汪精衛代替自己參加。汪精衛剛一露麵，就被25歲的孫鳳鳴連開三槍擊中，衝上樓殺蔣介石，但卻被60歲的張繼（此張繼非詩人，他因被袁世凱通緝而逃到日本，日本人對他說：“您那首‘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寫得真好啊！”）死死抱住，張學良飛起一腳把孫鳳鳴的槍打掉，這個時候汪精衛的保鏢才出現，開槍將孫鳳鳴擊倒。汪精衛在中槍以後，蔣介石立即下樓來看，汪精衛對蔣介石說：“我死以後，你就可以獨攬大權了。”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亦以為是蔣介石安排的刺殺，怒斥了蔣。蔣介石自己也說不清楚了，因為他沒參加合影，且汪精衛與他有極大政治矛盾，這嫌疑是洗不掉了。
後經審問得知孫鳳鳴是王亞樵派來刺殺蔣介石的人，因為蔣介石當時沒抗日，但蔣介石沒來，孫鳳鳴就改為刺殺汪精衛，幾天後孫鳳鳴傷勢過重而死。
1936年“西安事變”時汪精衛說：“中國應尋找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與日本開戰，是便宜了蘇聯。”
1937年“七七”事變，全麵抗戰爆發，由於中日兩國實力差距太大，汪精衛對抗戰前途很悲觀，但他在公開演講上說：“中國今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日本帝國主義窮凶極惡，無所不用其極，唯有抗日才能爭取國家民族生存，唯有全國同胞一致有自動犧牲精神，從事抗戰，才能爭取最後勝利。我們勢必繼續將所有血汗都拚出來，以所有將士的血汗，所有人民的血汗，合流一起成為江河，撲滅侵略者的凶焰，洗滌曆史上被侵略的恥辱。中途妥協隻有滅亡，中途妥協除了屈服以外，還能得到什麼？絕對得不到和平！”“我們自己犧牲，並且要全國同胞一起犧牲，因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隻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化為灰燼。我們如不犧牲，那就隻有做傀儡，所以我們必定要強製我們的同胞一起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他在明麵這麼說，暗地裏卻對自己人說：“抗戰是跳火坑，救國已無希望，隻好跳火坑而已。”
此後隨著上海、太原、南京相繼失守，汪精衛更加悲觀。1938年徐州會戰期間，汪精衛說：“抗戰期間，我們要注意的，第一是認清敵人的力量，第二是認清國際形勢，第三是認清自己的力量。敵人的力量怎樣呢？敵人有主張北進打俄國的，有主張南進打英國的，為什麼現在不對英俄作戰而跟中國打呢？敵人自顧力量不夠，不敢對強者動手，先拿弱者開刀。與其說是橫行無忌，不如說是做賊心虛。我們自己的力量如何呢？中華民國締造至今不過27年，國民政府成立至今不過11年，而日本明治維新有70年曆史。我們當然承認其先進，但所謂先進，不僅在物質方麵，尤其在精神方麵。敵人今日積累的物質，固然可以濟惡，而其經審計處，早已墮落。《左傳》有一段寫得好，‘多者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難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敵人今日所以如此猖獗，不過看著中國革命尚未成功，而歐美各國有內憂，所以乘機侵略。看似猖獗，實則卑怯。我們一方麵固然認識敵人物質的優越，一方麵也認識敵人精神的墮落。我們隻有抱著寧死不屈的態度，與之周旋。我們不爭一日之長短，要爭最後之勝敗，明乎此，我們就立於不敗之地。”
武漢會戰期間，在一次會議上白崇禧說：“敵人傳言攻下武漢後即結束戰爭，是放的煙霧彈，迷惑我們的。看來敵人不征服中國，絕不罷手，我們必須抗戰到底，才有光明前途。”汪精衛說：“說抗戰就可以了，還要說抗戰到底，健生兄，這怎麼講呀？”白崇禧說：“把敵人打敗了，趕出中國去，就是抗戰到底。”
汪精衛又問馮玉祥：“煥章先生，什麼叫抗戰到底？”馮玉祥：“把所有失地都收回來，不但東北四省（黑龍江、吉林、遼寧、熱河），就是台灣和琉球都要交還給我們，並且要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這就是抗戰到底。”
汪精衛又問蔣介石：“蔣先生，你說，我們抗戰的目的是什麼？”蔣介石答：“我們為保衛民族生存和獨立自由而抗戰，也為正義、公理而抗戰。我們抗戰的目的很明確，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要打擊敵人到其放棄侵略，要使敵人根本改變侵略中國的政策，重現東亞和平。這個目的未達到以前，我們的抗戰就一天不停止，雖至寸土個人，亦必奮鬥到底。我們要以至死不變來挽回曆史空前未有的奇變，保衛人類的公理。”
白崇禧說：“委座訓示極為明確，要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必須把敵人趕出中國去，收複包括偽滿在內的一切失地，否則談不到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更談不到重現東亞和平。隻有抗戰到底，才能重現東亞和平。”
武漢失守後，汪精衛去長沙憑吊黃興墓，寫下“黃花嶽麓互連綿，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戰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烽煙。國殤為鬼無新舊，世運因人有轉旋。少壯相從今白發，可堪攬涕墓門前”，表現了其對抗戰前途的徹底絕望。
不久，汪精衛在一次演講時說：“從前法國有一個國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裏的火爐子上麵、瓦罐子裏麵，都煨著一隻雞。我們再看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雞毛都沒有見過，還談雞？一生都吃不著一隻，還要說在每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炭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隻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講情麵的鐵鏟就把它們鏟出去，不讓它們再在火爐裏停著……抗戰的目的是什麼？法國國王還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雞吃，我們的領導人想到過老百姓的疾苦沒有？抗戰的最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我們不惜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如果不出現奇跡的話，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結束？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此時，汪精衛越來越覺得他的“和平救國”理念是正確的，汪精衛大權旁落，內心頹唐，加之日軍攻勢猛烈，沿海城市全失守了，他強調對日作戰無望，組織了“低調俱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