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複原職”的鄧小平並不滿足，他要將他認定的思想和原則發揚光大，這就不能不與華國鋒代表的思想體係發生衝突，集中到一點就是“兩個凡是”。
所謂“兩個凡是”，取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這篇文章中說：“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緊跟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一切行動聽從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揮，同心同德，步調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幫’這個綱，去奪取天下大治的新的偉大勝利。”
這個社論所表述的思想，後來被概括為“兩個凡是”。它反映了華國鋒等人的一貫主張。這年3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繼續強調“兩個凡是”的思想，說：“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要擁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在解釋鄧小平問題和天安門事件時，華國鋒說：“中央對於解決鄧小平的問題和關於天安門事件問題，是堅決站在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如不這樣看，就會有損我們的旗幟。”
深入地想一想，提出“兩個凡是”，有其現實的政治目的，這主要是為了樹立和加強作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的政治權威，鞏固這個權威的合法性依據；另一方麵，以此來回答黨內外日益增大的要求恢複鄧小平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呼聲。
現在，鄧小平已經複出，天安門事件也已平反，關於“兩個凡是”的論爭又擺到了桌麵。其實，在鄧小平4月10日寫給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的信中已經暗示過：“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5月24日，鄧小平又明確地在講話中批評了“兩個凡是”：“‘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鄧小平特別強調：“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誌那樣對待這個問題。”
這是鄧小平幾年來在台上台下主要思考的課題，涉及到如何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和怎樣才能高舉毛澤東旗幟等一係列重大問題，這些問題實際上已經蘊含著如何對待毛澤東晚年錯誤、如何對待“文化大革命”兩個十分敏感的內容。多數人對多年來的過頭宣傳的極左思潮心生疑問，但大膽地講出也缺乏勇氣，或者覺得未到氣候。鄧小平說出了人們想說的話。
由“兩個凡是”引出的爭論，實際上反映了在中國繼續前進中的思想分歧。當然，批判“四人幫”應該作為一個批判的前提，但僅僅這樣還不夠。不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進行重新認識，就跳不出“左”的思維定式，就不可能擺脫思想羈絆，大踏步前進。
其實在民眾和理論工作者中，不乏思想敏銳者。他們早已對“兩個凡是”不滿了。
1977年8月，南京召開了一個理論討論會。會上，《光明日報》哲學組組長王強華結識了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兩人很談得來，分別時王強華約胡福明為《光明日報》的哲學版撰稿，但沒有出具體的題目，讓胡“有感而發”。
胡福明很是認真，將自己思考已久的問題寫成了兩篇稿子，投寄王強華。其中一篇是批判江青“左”的錯誤的，另一篇是闡述真理標準的，題目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光明日報》看中了後一篇，並對其進行了修改加工，寄還作者同意後，準備在該報《哲學》專刊第77期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