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憤著書”說在漢魏六朝的接受及演變
*本文作者陳瑩，文學博士，沈陽理工大學副教授。
“發憤著書”說是司馬遷總結先賢聖哲創作的曆史和文學現象及自己的創作實踐而提出的文學創作理論，它揭示了文學與社會政治、現實生活和身世際遇的關係。《史記·太史公自序》雲：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誌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氏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世人在接受和實踐“發憤著書”說的過程中並沒有單純地停留在形式上的模擬，既表現出對“發憤著書”說審美價值的接受，又融入自己的人生際遇和時代特色，在實踐中對其審美內涵和審美價值不斷做出新的闡釋，清楚地呈現出“發憤著書”說在不同時代的審美內涵及其演變軌跡。本文就兩漢、魏晉、南北朝三個階段略陳己見，僅供參考。
一、兩漢時期士人對“發憤著書”說的接受與實踐
士人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思想文化的載體，他們實現了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人生理想，成為封建國家官僚機構的中堅力量，壟斷著當下社會的思想文化。這一階層是兩漢時期“發憤著書”說接受和實踐的主體。
兩漢時期，士人在“大一統”的背景下從事政治、文化活動，“大一統”不僅剝奪了士人政治選擇的權利，而且也泯滅了士人的人身自由和思想獨立的夢想。漢武帝對待士人的態度是：“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資治通鑒》卷十九)在某種程度上士人的處境是比較危險的。在官僚機構中士人大多位不過“郎”，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郎”隻是一個閑職，這和他們建功立業所需要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差距甚大，不僅如此，“大一統”帶給他們的是巨大的壓力，“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漢書·賈山傳》）他們清醒地認識到“作家和藝術家相對於那些擁有政治和經濟的人來說又是被統治者”布迪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頁，自己隻是“大一統”專製政治文化中的一種工具和點綴品，雖然不可或缺，但於社會和政治無足輕重，“大一統”成為他們個體人生價值實現的桎梏，曠世奇才董仲舒有“不遇”之悲而發憤著《士不遇賦》，司馬遷感慨生不逢時、有誌難伸而作《悲士不遇賦》，因此“士不遇”是漢代士人的集體遭遇。
中國古代士人一向自視很高，他們期待的人生價值為“三不朽”。兩漢士人自覺地將社會責任視為全部生命和人生價值所在，據《後漢書》的《儒林列傳》和《逸民列傳》所載，光武中興，儒生和隱者紛紛出仕，他們把自己的人生價值與“大一統”的專製政治文化緊緊地捆綁在一起，他們“發憤”也隻是針對“樂崩禮廢”的不和諧因素，“大農陳藏錢經秏，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史記·平準書》）其目的隻有一個，希望皇帝以國事為重，棄惡從善，國泰民安，這也是士人在“大一統”下的人生價值所在，與建安文人建功立業、統一天下的人生價值觀是不同的。
鑒於此，兩漢士人的“發憤著書”是圍繞著“大一統”專製下的政治文化展開的。漢賦是漢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而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篇中評其為“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這樣說並不公允。漢代的辭賦作家被整合進“大一統”政治後，由文人變成名副其實的政治家，政治順理成章地成為他們生命的核心，他們並願為此“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漢賦成為他們從事政治活動的工具，“宣上德而盡忠孝，抒下情而通諷喻”《兩都賦序》、③《湣命》、④《刺世疾邪賦》⑤《述行賦》見費振剛等校注：《全漢賦校注》，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也就是他們的職責，這時漢賦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文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以及決定他的地位的統治者之間的關係，這種思想的出現預示著他們的處境是危險的，因此說漢賦是他們委婉地傳達事情的藝術參見費正清：《中國的製度與思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350-353頁，在頌美之音中蘊含著士人對“天下安寧、四宇和平”的治世的憧憬，借勸諫之詞有意地表達自己對“樂崩禮廢”的黑暗現實的怨憤與不滿，“今反表以為裏兮，顛裳以為衣。”③“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④“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眾。”⑤他們要剔除惡疾、拯救時弊，為國家的繁榮興旺、長治久安而呐喊助威，不是為一己之利害得失而發泄私憤，而是發憂國憂民的國家之憤、時代之憤，從這層意義上說，漢賦是漢代士人政治家的“發憤”之作。
“才學”是士人生存哲學的護身符，邦有道以才學而仕，邦無道以才學而退，寄身翰墨，著書立說，同樣也可以達到人生不朽。當士人忠誠地追隨“大一統”時，當頭棒喝，蓋寬饒被迫自殺，賈捐之被棄市，匡衡被罷免，劉向兩次入獄，慘案不斷。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士人重新定位自身價值所在。據《後漢書》本傳所雲，鄭玄在經曆坎坷之後要“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最終以經學大師聞名於世；夏侯勝因為激烈批評漢武帝而下獄，出獄後，專心學問，“撰《尚書》、《論語》說”。（《漢書·夏侯勝傳》）楊雄在《太玄賦》中表明既然不能向範雎、蔡澤那樣建功立業，那就“執《太玄》”以“蕩然釋誌”；王符因升進不遂，“誌意蘊憤，乃隱居著書”。（《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梁竦從九真詔還本郡後，“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侯瑾“覃思著述”，作《應賓難》和作《皇德傳》，皆失傳。(《後漢書·文苑傳》)著書立說、避害保身成為時下一種社會潮流，古文經學便興於此時。他們借學術來表達自己的憤世嫉俗，鄭玄箋《詩》中多“有感傷時事之語”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第49頁，因此，可以說著書立說是士人經過對社會現實的審慎思考所選擇的實現其人格理想和道德理想的最佳方式。
士人集官僚、學者、文人於一身，在文學從屬於經學的時代，政治是他們的第一要務，即使抒情性的作品也離不開時事政治，劉梁“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群論》”；（《後漢書·文苑傳》）仲長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朱穆“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後漢書·朱穆傳》）張衡因“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誌，為《四愁詩》”嚴可均編：《全後漢文·四愁詩序》，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士人將“抒情”與“言誌”折衷於他們的文學創作中，表現的是對國家和人民的擔憂，這種憂患意識隨著“大一統”的逐步消亡而逐漸增強，其抗爭精神隨之弱化，甚至喪失。
兩漢士人基本上遵循著司馬遷“發憤著書”的足跡，把一己之憤融入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中，無論美刺時政，還是潛心學術，抒情言誌，皆以“大一統”的利益為軸心，使“發憤著書”說映襯出兩漢“大一統”的時代特色和審美價值觀。
二、魏晉時期文士對“發憤著書”說的繼承與實踐
魏晉時期，“發憤著書”說失去了漢代滋生它的土壤和環境，“世積離亂，風衰俗怨”取代兩漢“大一統”，時代需要文能經邦理國、武能安邦定稷的全才，遠非“大一統”下需要歌功頌德的英雄的奴隸時代。由於社會和時代的變化，“發憤著書”說的接受主體為文人和名士，其審美內涵發生了變化，由兩漢時關注外在世界轉而抒寫內心情懷，其審美價值也隨之提升，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取得了豐厚的果實。
漢代士人盲目迷戀皇權換來的是禮崩樂壞、社會動蕩和生命朝夕難保，其結果導致魏晉成為“中國人生活史裏點綴著最多的悲劇的時期”宗白華：《美學散步·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頁，這樣，魏晉時期的文士比兩漢士人憂國憂民又多了一層對個體生命的擔憂。時代喚醒了世人對自我獨立價值的認識，他們開始重新審視人生價值實現的方式，“立言”脫穎而出。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賦予文章至高無上的地位，“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這句話有三層意思：第一，文學自身價值被提升，由附庸一躍而為“經國之大業”；第二，文學從經學中解放出來，獨自為家，文學家的社會地位和責任感提升；第三，文學的社會價值提升，成為延長個體生命使之不朽的工具。葛洪在《抱樸子》中重申了“立言”與“立功”具有相等價值，又將文章的自身價值提升到與“立德”同樣的高度，“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又言“文章雖為德行之弟，未可呼為餘事也。”（《抱樸子外篇》卷二）這樣，“立言”、“立德”、“立功”三者等量齊觀，不分彼此。一代皇帝曹丕發憤而撰典論、詩賦百餘篇，並讚揚徐幹以《中論》而不朽，貴公子曹植也要以一家之言流芳百世，葛洪成功地以子書而使“後世知其為文儒”，（《抱樸子外篇》卷四）在以曹丕為首的皇族子孫的倡導下，“發憤著書”成為時代的潮流。
建安文學是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而“發憤著書”的結晶。如果說建功立業、統一天下是建安時期人們的人生目標，那麼包括一代梟雄曹操在內沒有人實現這個目標，可“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昭明文選·與楊德祖書》）的文士確是靠慷慨悲歌、激懷壯烈的建安文學實現了不朽的人生價值。建安文人把自己的人生價值與命運多舛的國家緊緊地連在一起，把對生命的感悟、對人生的體驗、對價值期待的調整最終提煉為建功立業思想和個體英雄意識，並以此為人生價值，孜孜以求。曹操有著雄偉的政治抱負，“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短歌行》），為飽受動亂之苦的人們塑造了“太平時，吏不呼門”（《對酒》）的理想社會，“天地間，人為貴”。（《度關山》）他“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曹操集譯注文集二·讓縣自明本誌令》，中華書局1979年版，向周公為那樣致力於一統天下的大業，“不戚年往，憂世不治。”（《秋胡行》）執著地追求著自己的人生理想，“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植一心要“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盡管遭到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抱利器而無所施”陳壽：《三國誌·魏書·陳思王傳》，中華書局1959年標點本，內心憤憤不平，“撫劍而雷音，猛氣縱橫浮。泛泊徒嗷嗷，誰知壯士憂。”（《鰕憚篇》）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建功立業思想和個人英雄意識在他的詩歌和文論中隨處可見，“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白馬篇》）“閑居非吾誌，甘心赴國憂。”（《雜詩》）《求自試表》和《與楊德祖書》體現的更是大膽直接。“哀哀下民靡恃，我將以時整理”（《令詩》），是曹丕的政治胸襟；“於心有不厭，奮翅淩紫氛。豈不常勤苦，羞於黃雀群”（《贈從弟》其三），是劉幀的人生理想，“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雜詩》），是孔融的自強不息、積極進取的精神。而最能代表建安文人的生存哲學和思想狀態的是曹植的《薤露行》：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
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於士人。
孔氏刪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曹植把對生與死的深刻體認，有限生命與無限價值的二元對立統一，理想與現實的完美結合，有理、有力、有節地折射到文學創作中，憂生，憂國，憂民。劉勰評建安文學為：“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文心雕龍·時序》）
“緣情說”源於陸機的《文賦》，實際上就是隨著人的覺醒和自我認同感的增強，魏晉文士在時代和命運的雙重悲劇困惑下“發憤著書”的產物。麵對“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殘酷現實，“人情有感慨，蕩漾焉能排？”（阮籍《詠懷》其三十七）於是他們在筆端所構築的理想世界中排解著內心的壓抑和精神的苦悶，寄托自己美好的願望，於痛苦的人們無異於一劑精神安慰劑。左思把出身寒門而請纓無路、壯誌難酬的慷慨不平傾注於《詠史》中，為自己也替封建社會中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識分子在門閥製度壓抑下鳴不平，沈德潛說左思“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沈德潛：《古詩源》卷七、卷四中華書局1963年版。郭璞由於曲折多難的政治生涯而“假托神仙來抒寫人世間那些悲憤感慨。”葉嘉瑩：《漢魏六朝詩講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頁“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讬蓬萊。”（郭璞《遊仙詩》其一）黃侃更明晰的指出：“然景純斯篇，本類詠懷之作，聊以攄其憂生憤世之情，其於仙道，特寄言耳。”陶淵明把他五仕五隱的坎坷經曆和無可奈何的悲憤隱藏在他清新平淡的田園生活中，清人潘德輿看到了陶詩內在的憤怒和力量，在《養一齋詩話》中指出：“陶公詩雖天機和鬯，靜氣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蕩處、實有優憤沉鬱、不可一世之概。不獨於易代之際，奮欲國報，如《擬古》之‘枝條始欲茂，忽值河山改。本不植高原，今日複何悔’；《詠荊柯》之‘雄發指危冠，猛氣衝長纓，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讀山海經》之‘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也。即平居酧酢間，憂憤亦多矣。不為拈出，何以論其世、察其心乎？”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埽葉山房石印此期詩人的“情”是“感慨懷心酸，怨毒帶苦多”（阮籍《詠懷》其十七），精神之苦悶可想而知，“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昭明文選·嘯賦》）成為當務之急。
從建安文學和緣情說看，魏晉文士在動蕩的社會中尋回了曾在“大一統”中一度失去的“自我”，把自己對人生和社會的深沉思考和獨特體會熔鑄於自己的文學作品中，曹丕的“文氣說”從作家自身的角度強調了情的重要性，曹植的“雅好慷慨”從文學評論的角度強調了情感的審美性，陸機的“緣情說”從文體角度強調了文學作品的抒情性，所以抒寫個體內心世界的情感構成此時“發憤著書”的主要內容。
三、南北朝時期“發憤著書”說的繼承與拓展
南北朝時，“發憤著書”說風采依舊，鮑照屢受打擊後“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鮑照《擬行路難》）北齊的劉晝也要“楩楠鬱蹙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屙而銜於明月之珠”《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848卷劉晝《激通》，作家在坎坷的人生際遇中帶著內心的“鬱陶”發憤創作。劉勰、鈡融兩位理論家在繼承的同時，做出了新的闡釋，形成了係統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思想，這就是鍾嶸的“怨憤說”和劉勰的“蓄憤說”。
鈡嶸“怨憤說”的理論淵藪是《詩品》，在《詩品》中他繼承了從《詩經》、《楚辭》到建安文學以來的怨恨傳統，以“怨”為審美原則和審美理想對五言詩作家進行了品評，並列舉了一係列“發憤著書”的事例說明時代的悲劇和人生的坎坷際遇等現實生活中諸多因素可能會給人們帶來種種不幸，使人產生怨恨，隻有通過詩歌才能“展其義”、“騁其情”，慰藉怨憤不平的心靈。他在《詩品序》中說：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
在這裏，鍾嶸首先把“怨”置於人類生存所依賴的漫長的曆史和廣闊的自然、社會環境中，不僅僅局限於司馬遷所說的中國士大夫在仕途遭際不平時才有的怨恨，而是擴展為凡是外在際遇破壞了個體內心世界的平衡而帶來的不幸完全超出了其身心承受能力而造成悲劇命運的一類人。鍾嶸評《古詩》“多哀怨”，而《古詩》“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婦，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中間或寓言，或顯言，反複低徊，抑揚不盡，使讀者悲感無端，油然善入”沈德潛：《古詩源》卷七、卷四中華書局1963年版這裏不僅有代表士大夫的“逐臣”的怨，也有普通人的生離死別的怨，更有處於社會的最底層、連最起碼的人格尊嚴也沒有的“棄婦”的怨，上至大夫，下至棄婦，都在鍾嶸品評的範圍之內。這樣，鍾嶸把怨的權利付諸於整個人類，不禁使人想到：以屈原為代表的“正道直行”而被流放者、以陶淵明為代表的不堪吏職而退隱者、以王昭君為代表任人擺布、以徐淑為代表忠於愛情、以班姬為代表失寵的女性又何止其一個？
其次，鍾嶸的“怨”絕不是士大夫的“有才不見用，有誌不得酬，想要忠君救國而不可得”王先霈：《李卓吾和小說理論中的發憤著書說》，《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而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身之間不能和諧相處而產生的普遍性的怨。李陵怨“生命不諧，聲頹身喪”；王粲怨自己“遭亂流遇，自傷情多”李運富編注：《謝靈運集·擬魏太子鄴中集·王粲》小序，嶽麓書社，1999年版，故“發愀愴之詞”；郭泰機怨傅鹹不薦己而使自己終身不仕，其詩“孤怨亦恨”；左思怨“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士族製度，其《詠史》“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喻之致”；阮籍怨司馬氏集團的殘忍殺戮而隱居不仕、醉酒賦詩，其詩“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進，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在具體的文學創作實踐中往往將眾怨集於一爐，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審美內涵。
謝靈運被鍾嶸列為上品，他的《登池上樓》本為消憂賦詩，卻句句含怨。謝靈運驕縱自負而政治上雄心勃勃，劉宋取代晉室後，備受壓抑，謝靈運由康樂公降為縣侯，又於永初三年(422)出為永嘉太守，詩便作於此時。他怨世道滄桑淩變而自己又不能象潛虯、鴻雁那樣超凡脫俗、自由自在，“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怨自然美景不能消除自己心頭的煩惱卻平添幾多憂愁，“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怨自己智力低下而立德不成，怨自己體弱多病而家業難繼，“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謝靈運怨自己，實際上是怨以他為代表的整個士族階層，“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陳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顏氏家訓·涉務）謝氏家族是東晉以來士族與以皇權為代表的寒族之間雙方力量的角逐中士族階層逐漸衰落退化的一個縮影，謝靈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白居易在《讀謝靈運詩》中說：“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誌鬱不用，須有所泄處。”
鍾嶸的“怨憤說”側重情感發生的外因，把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從士人獨享的專利推向了整個人類，從仕途不暢的怨恨擴展為人生旅途中命運多舛的哀鳴，完成了對“發憤著書”說內涵的開拓。
劉勰繼承了“發憤著書”說的基本精神，時世艱辛、社會動蕩使人產生哀怨、憤怒，《時序》篇雲：“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人生坎坷同樣使人產生憤怒，《才略》篇雲：“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誌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在《雜文》篇中進一步概括了時世艱辛和個人身世際遇與情感的關係，“原茲文（對問體）之設，乃發憤以表誌。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在此基礎上，劉勰在《情采》篇提出了“蓄憤說”：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誌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
有學者說劉勰的“誌思蓄憤”就是司馬遷的“發憤著書”，其實不然。首先，劉勰的“情”強調真情、摯情、自然之情，劉勰認為人的感情是天生的，與生俱來的，《明詩》篇雲：“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誌，莫非自然。”《莊子·漁父》篇雲：“真者，所以受之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所以“為情者要約而寫真”，“情深而不詭”（《文心雕龍·宗經》），他鼎立批判鋪采摛文、雕琢堆砌的華而不實的文風，亦反對創作上追求險怪的習俗，在《明詩》、《定勢》等篇章皆有論述，這樣，劉勰的“蓄憤說”具有了審美理論的內涵。而《風》、《雅》所抒發的是“真憤”，才打動人、感染人，“憤”乃“情”之一，從“真”的角度將“發憤說”提升到美學理論的高度，這是對“發憤著書說”的貢獻。
其次，劉勰把“情”提高到了文的本體地位，《情采》篇雲：“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辭與物是為“情”服務的，“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文心雕龍·物色》）“情”對文體具有決定作用，“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文心雕龍·定勢》）而文體不同，表達的情感也不同。《辨騷》篇雲：“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誌；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樂府》篇雲魏之三祖“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誌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祝盟》篇雲：“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哀吊》篇雲：“必使情往合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誄碑》篇雲碑誄“敘述哀情，則觸類而長”。《諧隱》篇雲：“諧之言皆也。辭潛會俗，皆悅笑也。”隻有“言為心聲”才能創作出精美的文章，“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文心雕龍·體性》）
再次，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揭示了情感是文學創作發生的內在動力，但這種情感僅限於負性或消極情感，劉勰在此基礎上指出文學創作的情感不僅包括負性或消極情感，如怒、哀、懼、悲、惡、憎等，而且包括正性或積極情感，樂、喜、愛、興等參見韓永昌：《心理學》，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頁。劉勰肯定風雅是“為情而造文”的至上之作，孔子在《論語·八佾》中雲：“《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哀並言。《樂府》篇雲：“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采言，樂胥被律，誌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劄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盛衰與興廢之形勢並非單極情感可以表達的，因此，他在《情采》篇雲：“五性發而為辭章。”
劉勰的“蓄憤說”從文學創作產生的內因即“情感”角度完成了對“發憤著書”說審美內涵的拓展和審美價值的提升。
“發憤著書”說作為一種珍貴的藝術傳統，以一定時期的民族社會生活的土壤為生長條件，以一定時期的民族心理素質和審美標準為依據，圓滿地再現了一定時期的民族的現實生活和思想、主題、題材參見劉再複：《魯迅美學思想論稿》，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頁，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尚奇與悲美——解讀司馬遷的屈騷情懷
*本文作者蘇慧霜，台灣彰化師範大學教師。本文刊載有刪節。
昔漢武愛騷而令淮南王作傳，書雖不傳，幸有太史公繼之於後，《史記》為屈原立傳，以抑鬱悲怨之氣，書寫懷才不遇的相似際遇；更以憤懣淒愴之音，寄托曠世悲情與惺惺之惜。司馬遷不僅是屈原行廉忠潔人格的仰慕者，更是屈原文藝創作美學的知音。清代蕭穆《敬孚類稿》稱：“餘認為千古第一知《騷》者，莫如太史公。”其言甚是。
史公以強烈抒情色彩的筆椽紀錄屈原：《屈原賈生列傳》、《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與《悲士不遇賦》等作品，追風沿波，或以虛筆清·李景星《四史評議》雲：“《屈原賈生列傳》通篇多用虛筆，以抑鬱難遏之氣，寫懷才不遇之感。”，或以側筆，或真實，或聽聞，或感幸，或悲歎，透過傳序和辭賦的創作，客觀敘述屈原的作品與生平，更主觀佐以通情的了解，深入探討屈原寫作的動機和奇文鬱起的創作成就。所謂“豔其文、高其節、悲其繾綣不已之忠”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序》，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屈原與史公相似的悲劇情結，使司馬遷在心靈深處充滿著濃鬱的屈騷情結。
一、 楚楚相尚的文風
司馬遷對屈原的熟習，來自特殊的時代背景，他生處於漢世，正是楚文化、文學思潮薈萃的時期，其時楚辭、楚聲、楚語、楚文化風尚彌漫：
1習頌楚辭
東漢時期，誦讀楚辭蔚然成風，上至帝王後妃，下及平民走卒，皆喜愛楚辭，漢宣帝時，有“九江被公能為楚辭……音韻清切”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序》，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後漢書·皇後紀》記載：“明德馬皇後諱某，……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楚辭獨特絢麗的文采，顯然深受漢人青睞，依《漢書·地理誌》記載：
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班固《漢書·地理誌》台北：宏業書局，1984年，頁1668.
唐勒、宋玉是楚人，心儀屈原，善作楚辭，“慕而述之，皆以顯名”班固《漢書·地理誌》台北：宏業書局，1984年，頁1.；武帝時，嚴助貴幸而薦買臣，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頁2781.，兩人因此貴顯漢朝；漢武帝命淮南王作《離騷傳》，書雖亡逸，但據傳此書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無瞻慕”洪興祖《楚辭補注》引王逸章句。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48.；可見從宋玉、唐勒、枚乘、鄒陽、嚴助、朱買臣、淮南王劉安，或以顯名，或以貴顯，楚辭儼然成為時尚文學。
《漢書·藝文誌》輯錄漢賈誼賦7篇，枚乘賦9篇，陸賈賦3篇，枚皋賦120篇，嚴助賦35篇，朱買臣賦3篇，司馬遷賦8篇，揚雄賦12篇，統計屈原、唐勒、宋玉以後賦六十六家721篇，以及雜賦十二家233篇。其中淮南王賦82篇，淮南王群臣賦44篇，數量驚人。此外更有王逸《楚辭章句》收錄十七卷作品，前七卷是屈原的作品，後十卷包括宋玉、景差、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莊忌、王褒、劉向，以及王逸自作作品，屈原影響下的《楚辭》在漢一代為人熟熾的盛況可見一斑。
2君臣相尚楚歌
漢代王朝喜愛楚歌，不僅帝君喜愛能自作歌，風習所及，朝臣大公亦能作楚歌。項羽、劉邦尤喜愛楚調之歌，所以項羽慷慨悲歌《垓下》：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記·項羽本紀》，頁333.，
漢高祖十二年還歸過沛都時，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酒酣之際，高祖擊築自為歌詩《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家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記·高祖本紀》，頁389.。
漢武帝以蒲輪迎枚生說楚辭，招延文學辯士嚴助、朱買臣、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等待詔金馬門，且歌《天馬》《漢書·武帝紀》第六：“四年六月，得寶鼎後土祠旁，秋，馬生渥窪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頁186.：
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裏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障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又歌《瓠子》：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漢書·武帝紀》第六：“二年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頁194.。
武帝元鼎四年，上行幸河東，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宴飲，歡甚，乃自作《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9，頁94.！
帝王之作歌皆以楚辭獨特的“兮”字句式寫就，可見漢朝人對於楚文化和文學情有獨鍾。
其它諸王，像高帝之子趙王劉友，封淮陽侯，不愛呂氏後而愛他姬，呂太後大怒，因而圍友於私邸，趙王餓，乃作歌曰：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悟。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
籲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托天報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一，頁92.。
淮南王劉安作有《八公操》：
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予生毛羽兮，超騰青雲蹈梁甫兮。乘風雲使玉女兮含精吐氣嚼芝草兮。悠悠將將天相保兮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一，頁98.。
烏孫公主於武帝時遠嫁烏孫王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至昆莫死，複妻其孫岑陬，生下一女少夫，因此作《悲愁歌》：
吾家嫁我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廬為室兮旃為牆，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為黃鵠兮還故鄉。
司馬相如《美人賦》係歌與《琴歌》二首皆以兮字楚歌形式，今引《美人賦》係歌如下：
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彼君子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托身兮長自私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一，頁99.。
漢和帝時，崔駰與班固、傅毅齊名，作《安封侯歌》：
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兕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彀強弩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五，頁171.。
張衡，漢順帝時為太史令，憂難，作《幽歌》與《舞賦》，其中《舞賦》係歌僅2句：
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六，頁178.。
張衡《定情賦》係歌四句：
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為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六，頁178.。
班固作《寶鼎詩》與《白雉詩》兩首皆整齊的騷體七言：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鄗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五，頁168.。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卷五，頁168.
漢人對於楚歌騷體的熟習，遠超乎想象。根據丁福保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收輯漢代楚歌篇目如下：
卷一： 高帝《大風歌》、昭帝《黃鵠歌》、少帝《悲歌》、淮南王安《八公操》、廣陵厲王胥《歌一首》、武帝《瓠子歌》二首、《秋風詞》、《西極天馬歌》、《落葉哀蟬曲》、趙王劉友《幽歌》
卷二：項羽《垓下歌》、司馬相如《琴歌》、蘇李詩《歌二首》、崔駰《安封侯詩》、班固《郊祀靈芝歌》
卷三：烏孫公主《悲秋歌》、華容夫人《歌一首》、徐淑《答秦嘉詩》、趙飛燕《歸風送遠操》、唐姬《歌一首》、枚乘《麥秀歌》、司馬相如《琴歌》、息夫躬《絕命辭》、梁鴻《五噫》、《適吳詩》、《思友詩》、蔡琰《胡笳十八拍》、趙幽王《幽歌》。
上述作品皆以騷體“兮”字寫成，是典型的楚歌。屈騷“兮”字長於吟詠的特色，更添浪漫的情調，顯然特別為孤臣孽子所喜愛，以上僅舉數例，其它散見於賦中係詩的作品不勝枚舉。作者身份從君王、貴族、公主、後妃到大臣，君臣相尚成習，熟習應用之繁更不在話下。
3仿楚辭形式作賦
在上位者之提倡，必然帶動朝野創作模擬的風潮。漢代賦風鼎盛，《史記》書寫之際，正當漢賦興盛之時，司馬遷親身經曆此一文學時代，與司馬遷相距不遠的賦家，像賈誼、枚皋、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淮南小山、劉向等人，賦家借楚辭形式以創作，“擬騷”是漢代文學風潮，自東漢王逸《楚辭章句》收錄漢人賦作以後，因為所收作品內容或是傷悼屈原，或是代屈原立言，形式都采用騷體，故一般稱為“擬騷體”或“悼騷體”。就賦的內容言，可稱悼騷體，從賦的形式言，可稱擬騷體。西漢劉向編輯《楚辭》是以文體擬騷，又兼模仿屈原作品的騷體句式，如《九懷》、《七諫》，既是傷屈之作，又是騷體句式，所以輯入《楚辭》專書之中。如：賈誼《吊屈原賦》、張衡《思玄賦》、司馬相如仿《遠遊》作《大人賦》、班固仿《離騷》作《幽通賦》等。此外，像蔡邕作《吊屈原文》，東方朔擬騷體形式作《七諫》，揚雄從形式上模仿作《反離騷》、《廣騷》，淮南小山的《招隱士》與楚辭《招魂》相似，王褒仿《九歌》作《九懷》，其《洞簫賦》首尾均為騷體，而劉向《九歎》、王逸《九思》皆是繼屈原《九章》以後以“九”名篇係列的擬作。
與此同時，司馬遷也對司馬相如的賦作了評論，《史記》五十七卷《司馬相如列傳》以為：“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結合《屈原賈生列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這些觀察，幫助我們認識了從楚辭到漢賦的文學流脈。
4借屈原以明誌
所謂“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漢書·鄒陽傳》，頁2346.”仕宦是中國文人掙脫不開的宿命，然而朝廷中奸巧鬥爭，忠奸難辨，或蒙寵幸得遂壯誌，或被棄見逐而失意終生。作為一個政治悲劇人物，屈原成為後世失意文人情感依托的對象。
漢代文人借屈原以明誌，追懷屈原的遭遇因之藉創作以自湣，如應奉“追湣屈原，因此自傷，著《感騷》三十篇《後漢書·應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東漢明帝時，梁竦《悼離騷》以“忠孝仁義”標榜屈原：“既徂南土，曆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後漢書·梁統傳》，同上注。作為楚辭代表的屈原，正如王逸所言：“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湣其誌焉。”見洪興祖《楚辭補注》引王逸《楚辭章句》。麵對這樣卓越不群的人物，司馬遷選擇以“知人論世”的方法，結合屈原的生平，《屈原賈生列傳》、《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與《悲士不遇賦》是司馬遷之屈原情懷的具體投影，《悲士不遇賦》：“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的感歎，豈止是司馬遷一人之悲，清代李景星《四史評議》雲：“《屈原賈生列傳》通篇多用虛筆，以抑鬱難遏之氣，寫懷才不遇之感，豈獨屈賈二人合傳，直作屈、賈、司馬三人合傳讀可也。”
司馬遷以自己的親身經曆深刻體驗屈原的悲：“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他自作《悲士不遇賦》以明誌，除了印證他在賦體創作上的成就外，更藉此書寫他對屈原懷才不遇遭遇的關懷，在與屈原感通的情誌基礎上，湣傷屈原亦即湣傷自己，詮釋屈原亦即詮釋自己，“悲其誌”的最後根本在反照自身，這是屈原精神的影響。
至於《天問》，王逸《天問章句》雲：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 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曆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嗬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雲爾。
詩人屈原忠心正直，卻遭奸佞排擠，被楚王疏離以至放逐，心情悲抑。屈原在流放漢北途中，經過先王宗廟和祠堂，看到其中繪有天地、山川、神靈和古代聖賢的壁畫，聯想到楚國的前途危在旦夕和自身的遭遇又顛沛坎坷，不禁思緒奔湧，仰首問天。心中對天道和人事中一切不可釋然的疑問、否定和批判，都在憤慨中一湧而出，於是寫成了這篇千古奇文。
《天問》是屈原對客觀世界不可解現象的問難，如郭沫若《屈原賦今譯》：“屈原把自己對於自然和曆史的批判，采用問難的方式提出。”“天問”也就是“問天”。從宇宙起源、天體運行到神話傳說、現世人事、社會觀念，無一不在“天問”的範疇中。
《天問》充滿了沉思和懷疑。屈原以一百七十二問問天，其中包括天文、地理、曆史、神話，無論神話傳說，街談巷議、口耳相傳的奇事逸聞，抑或傳統的偏見、凝固的史觀、陳腐的定論、世俗的迷信，一切的天意、人事，屈原由懷疑而批判，不僅是自然，而且是超自然，不僅僅是實體、存在，而且也包括天道、天意、天命，所以《天問》也廣涉人事。可以說，《天問》並不僅僅是詩人對上天申訴委屈的泄憤之作，而是對天道、人事長期深沉思索的結果，表現了屈原淵博的學識、深的哲學思想，以及懷疑和批判的理性精神
屈原在《天問》“蓋天說”中對及共工氏引致的傳說提出詰問（“八柱何當，
東南何虧？”），顯示出詩人的博學、睿智和科學探索的精神。他對人世間社會變革、曆史興衰的質詢，表現出詩人大膽的懷疑、批判和反思意識，以及對傳統天命論的質疑。
司馬遷讀《天問》，深刻體悟屈原對天地事物之憂，因而在《伯夷列傳》中重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感慨，《史記》人物往往是曆史的悲劇人物，伯夷、叔齊、韓信、項羽、荊軻、豫讓等人的遭遇總是令人惋惜，天道何在？天理何求？史公亦知天不可問，想是藉此聊以寄意而已，寄寓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深意。
5楚辭遺響
屈宋之後，《楚辭》獨特的“兮”字體式，婉媚淒愴的特色，成為抒情的最佳體式，漢代從文人作品到民間樂府，幾乎都是直承楚辭語體形式和抒情風格的騷體詩歌，具有楚辭遺響。(略)
二、 尚奇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雲：“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以“奇文”一語稱指《離騷》。《辨騷》篇又稱：“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披詞人，非一代也。”非常具體地指出“奇”是司馬遷與屈原共同之愛尚。
“奇”之一字耐人尋味，明朝陳眉公《小窗幽記》卷八“奇”下引一段文字：
我輩寂處窗下，視一切人世，俱若蠛蠓嬰媿，不勘寓目。而有一奇文怪說，目數行下，便狂呼叫絕，令人喜，令人怒，更令人悲，低徊數過，床頭短劍亦嗚嗚作龍虎吟，便覺人世一切不平，俱付煙水明陳眉公《小窗幽記》，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頁100.。
“奇文怪說”令人喜怒悲狂，可以俱將人世不平付諸煙水，指的是文學具有感動人心，撫慰心靈的作用。
屈原的“好奇”往往偏重於一己的喜好，著重對自身服飾容止的修為與象征，因此好奇服、奇冠、奇癖，《離騷》雲：“紛吾既也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雲中君》雲：“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唐代沈亞之寫傳奇《屈原外傳》描述屈原形象：
瘦細美髯，豐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引自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
此中的屈原“好奇服”其來有自，如《涉江）雲：
餘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
屈原向以奇異服飾象征自己獨立不群的卓然德行。司馬遷顯然愛此奇人，所以《屈原列傳》寫屈原便能掌握屈原的奇情外貌，《列傳》開頭記屈原江畔獨行的形影：
屈原既放，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茫茫無盡的江邊，太史公筆下的屈原受讒被謗，獨煢煢而南行，被發行吟的迷狂形象，頗有夜雨挑燈讀離騷的戚戚。對比《九章·懷沙》文章開端一段文字：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瞬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湣而長鞠。撫情效誌褘，冤屈而自抑。
屈原在《懷沙》中自言己雖被放逐，但不以窮困易其行，《屈原列傳》則跳脫悲情，扣緊“冤屈自抑”的心結，刻畫一個忠貞的正直之士：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誌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漸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文字形象鮮明，不故求寂寞，然而文字雄奇，故寂寞自現，司馬遷愛奇才，愛奇士，進而寫奇文，正印證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序》所指出：“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核而文微。”這是因為史公出乎情，行之於文字，才能得於文，因為了解屈原，所以能絲絲入扣地掌握屈原的心理。
《文心雕龍·史傳》指出《史記》一書：“愛奇反經之尤。”而揚雄《法言·君子篇》亦雲：“子長多愛奇也。”出奇不意的筆法，所以能成就“一家之言”，證之《屈原列傳》一段文字：
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嚐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嚐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閑之，可謂窮矣《史記·屈原列傳》，頁2482.。
窮途末路的悲痛，豈是慘怛而已，這段文字雜議雜敘，既是哲人之透悟，亦是謫人之無奈，表麵上說的是屈原，卻隱約比附自己的遭遇。煩冤瞀容，愁歎苦神的太史公，最後雲：
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嚐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再發奇語，借賈誼之口對屈原做出一問：“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至此，令人深深一歎：屈原固可以選擇遠遊他國，司馬遷也可以選擇緘默，但是，屈原最終選擇自令放為的放逐，而史公亦選擇仗義執言的俠義受辱。
司馬遷的“尚奇”更擴及對曆史人物的歌頌喜好，《史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漢書·司馬遷傳》第三十二，頁2735.史公不以成敗論英雄，而特別重視人物的真性情，如項羽雖於垓下自刎慘敗，但《項羽本紀》中項羽擊鼓悲歌的豪邁，烏江畔瞋目三戰，形象地還原了項羽的英雄本色。
同樣的，七十篇“列傳”人物中選擇了“刺客”題材，隻因彼等人“不欺其誌”，與一般庸俗自欺之人不同，是以司馬遷為其作傳《刺客列傳》：
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餘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誌，名垂後世，豈妄也哉！《史記·刺客列傳》卷八十六，台北：新象書店，頁2515.
“不欺其誌”是會心之語。曆史原是最真實的反觀，司馬遷寫奇人、奇事，殊不知能寫奇人之人，方是真奇人。
三、悲與美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史記》
以知人論世之法為曆史人物作傳，不虛美，不隱惡，對屈原的通情了解表現在
對其誌向與人格的崇仰之中，既“悲其誌”，更讚歎屈原“存君興國”的人格
氣象之美。
1悲其誌
王逸《離騷經章句》：“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湣其誌焉。”賈誼賦《吊屈原》，應奉《感騷》，梁竦《悼離騷》，司馬遷作《悲士不遇賦》，皆是湣其誌以自寄懷之作。
司馬遷《報任安書》：“屈原放逐，而作《離騷》，……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雲雲等語，指出屈原創作的動機乃因“意有所鬱結”，所以寄意於創作，垂文後世，冀得一二新知解語，屈原蓋以忠信見疑之故，《離騷》一篇不斷反複陳述一己之怨尤，抒發悲愁怨抑之情：
“屈心而抑誌兮，忍尤而攘詬。”
“誨相道之不察，延佇乎吾將反。”
“忳鬱邑餘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屈原屈心抑誌，求告無門，遂將滿腹遭際不平之鳴發之於文字，愁思沸鬱，字字碧血周拱辰《離騷草木經自序》：“騷中山川人物草木蟲魚，一名一物，皆三閭之碧血枯淚，附而著其靈。”，《離騷》雲：“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未悔”一語，朗麗明誌；而司馬遷與屈原一樣“忠信直道，以奉主上”《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點校本，頁3319.，豢豢之忠，卻因李陵之禍遭逢不測，因此司馬遷直將《離騷》之作歸解於一“怨”，是以一己之遭遇自比，因此《屈原列傳》以為：“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怨”字寫盡天下凡不遇文人的心事，亦寫盡司馬遷的心事。大凡“非窮愁不能著書；當孤憤不宜說劍”明·陳眉公《小窗幽記·集奇》卷八，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頁104.，書生的劍惟在寸管之間，證之太史公之言，天下賢者莫不為此共掬一袖淚，史公“怨憤”之論的提出，不僅僅是真知灼論，對後代文論更產生很大的影響。清代學者章學誠《文史通義·知難》指出：“人知《離騷》為辭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誌，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屈原若異界有知，斷不以寂寞自悔，當將史公引為千古知己。
司馬遷是一個具有強烈悲劇意識的人，對曆史的淵博知識和對人生價值的真知卓見，《史記》一百一十二篇人物傳記中，悲劇人物多達一百二十餘人，如《刺客列傳》中的豫讓，以堅忍成就忠義之高格，以生命回應知遇之恩情，其人“非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史公以“銜感”二字，道盡刺客心事，也詮釋其內心世界之寂寒，一部《史記》可以說是一部長篇悲劇史書。他對屈原同樣了解，從初期讀《離騷》等作品而“悲其誌”，到長沙憑吊屈原“未嚐不流涕，想見其為人”，處處表達對屈原的景仰與讚歎，也因為仕途被禍的相似遭遇，使得司馬遷特別讚美屈原堅持忠貞的人格特質。
司馬遷因為自己切身的不幸遭遇，特別感動於屈原幽憂愁蹙，以為屈原“正道直行”卻受到奸佞陷害，憤概於“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所以把屈原的創作歸結為“怨”，一如《屈原列傳》所雲：
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嚐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是借屈原一澆胸中塊壘。《報任安書》中提及撰寫《史記》的動機是：“仆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台北：中華書局，1962年），頁2726.通情的理解，不僅在文論中闡揚屈原“悲怨”的創作動機，更在《史記》的撰寫中親身實踐和體現這一理論思想。《屈原列傳》以屈原之“作《離騷》，自怨生也”為主線，提出“怨憤抒情”的文藝創作理論。相較於當時漢儒“怨而不怒”（毛詩序）的詩教觀，儒家以一種溫和的文藝理論約束情感的表現，“體中和”是高度修養的禮教，司馬遷顯然選擇以一種幾近叛逆的觀點提出“發憤著書”的文藝理論，《太史公自序》以為：“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強調“不平則鳴”的創作衝動，此“發憤”之說放諸當時的社會背景，顯然具有劃時代的價值。
其後班固《離騷讚序》亦延續這樣的觀點，以為：
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讚序》（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51.。
呼應王逸《天問序》雲：
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因書其壁，嗬而問之，以渫憤懣洪興祖：《楚辭補注·楚辭卷第三》《天問章句第三》（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85.。
班、王兩人對屈原創作心理的評述，反映了漢代人對文學創作的理念，此後劉勰提出“誌思蓄憤”說（情采篇），唐代韓愈提出“不平則鳴”說（送孟東野序），乃至唐李白“哀怨起騷人”李白：《古風》其一，明代李贄的“泄憤”說（忠義水滸傳序）李贄：《忠義水滸傳序》，這些論點，都或多或少受到司馬遷對屈原“悲其誌”創作心理論述影響。因為“悲其誌”所以保留了浪漫的欣賞精神，若說鑒賞是高貴的靈魂，創作是偉大的精神，司馬遷之於屈原，不隻是成就高貴的鑒賞靈魂，更完成偉大的創作精神。
2存君興國之人格美
《屈原列傳》描述屈原：
雖流放，眷顧楚國，係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複之，一篇之中，三致誌也。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台北：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年），頁2482.
屈原被讒放逐，卻至死不忘南土君國，透過《橘頌》表達“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誌兮”堅定不移的心誌，但《漁父》篇：“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孤高自賞，更博得史公高度讚譽，稱屈原：“其誌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台北：中華書局點校本，1983年），頁2482.，《史記》極度讚譽屈原人格的崇高與忠貞，所以魯迅說司馬遷“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讚美《史記》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魯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581.，正說明了司馬遷與屈原在情誌上的呼應與相惜。
屈原是一個政治的失戀者，“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始終無法忘情治亂興亡，卻又得不到到君王寵幸，悲劇性的經曆在《惜往日》中透過思君—怨君—別君三個階段敘述，從開端“惜往日之曾信兮”之眷戀愛惜開始漫漫的追尋，到“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充滿悲怨的企望，到最後“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的惋惜，《惜往日》從不直言國君為昏君，隻是在詩中屢屢言及：“惜壅君之不昭”、“惜壅君之不識”等惋愕之語，所謂“壅者”，蒙蔽也。《韓非子·主道》雲：“臣蔽其主曰壅。”清代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注雲：“直指讒臣蔽君之罪”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屈原不直言“昏君”，隻是委婉地用“惜壅君之不昭”等帶有埋怨情緒性的批評，壅君不等於昏君，“昏君”一言直指君王無能，君雖待我不義，但罪責在臣下蔽君，所以屈原不忍言君之不是，對國君的不辨忠奸不忍苛責，此“溫柔敦厚”之心博得後世讚賞。司馬遷說《離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蔣驥以“楚之治亂存亡，係於屈子一人，而為萬世逆忠遠德者大戒也。”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對屈原“存君興國”的忠忱極度激賞。
《哀郢》雲：“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屈原雖被放逐，但心在楚國，徘徊流連不忍離去隻因蔽於讒諂，所以思見君而不得。司馬遷透過自身的遭遇來理解屈原，讀《哀郢》而悲其誌，《屈原列傳》扣緊屈原的政治遭遇立言：“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政治失意的側寫，正是刻意突顯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誌以事其君”的可貴。
屈原的不遇，顯然引起史公無限的感慨與自憐，因此司馬遷作《悲士不遇賦》雲：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複禮，懼誌行而無聞。
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
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
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
天道微哉，籲嗟闊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
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
照照洞達，胸中豁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
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
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雲其否。
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理不可據，智不可恃。
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士生之不辰”已是不幸，“顧影而獨存”更兼無奈，對比司馬遷在《屈賈列傳》中引述賈誼《吊屈原文》一段文字：“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感慨亟深。司馬遷因李陵之禍受腐刑，滿朝文武，竟無一人相救，窮達易惑，美惡難分，終於發出“天道微哉”之歎。
四、結論
屈原作品裏麵所表現的痛苦，是由於“我”與世俗是兩個無可妥協的極端。
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誌而過之。
心純尨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
忠佞是非不分，眾人排斥，怎能不淒然孤立！？屈原苦惱彷徨的，是“我”永遠執持著一個不變的原則，而眾人卻善變迷離，這個不變與變的對比，麵對不妥協，不退悔，不變其初衷的執持，屈原終於選擇“不畢詞以赴淵兮”帶著深深的遺憾，臨死之前猶殷切陳詞。
百年之後，司馬遷選擇屈原作為告白的對象，跳脫屈原的“我”的執迷，以“他”人的故事，見證自己的生命，所以七十篇“列傳”篇篇寄意深刻，怨旨遙深。
麵對屈原，司馬遷以通情的了解寫作《屈原列傳》客觀地敘述屈原的生平，司馬遷是真正繼承和發揚屈原精神的人。《離騷》的怨、《哀郢》的忠，《天問》的疑，篇篇都是史公性格的真實映照，所以《屈原傳》便是《離騷》。
吳見思《史記》敘事學成就管窺
本文作者張富春，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碩士生導師。
清初吳見思《史記論文》是《史記》文學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是書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刊刻行世以來廣為流布。中國國家圖書館即藏有康熙間刻本一套12冊、24冊、9冊、10冊、20冊計5種；日本京都文政丙戌年（1826）翻刻天遊園藏版一套25冊；桂垣書局光緒丙申（1896）刻本一套24冊；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五年（1916）鉛印本一套8本；上海廣益書局民國九年（1920）鉛印本一套16本，1933年仿康熙刊本鉛印本一套4冊（1936年1月再版）。武漢大學圖書館等藏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尺木藏版重刻本。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陸永品先生《史記論文》文末總評部分的標點本。當今學人在論及《史記》時亦多有稱引。然關於《史記論文》的研究，僅有黃建軍《言人人殊——〈史記論文〉的傳記文學理論片談》（載《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3期）論述其傳記文學理論。
《史記》乃中國敘事文學的偉大裏程碑。司馬遷首變先秦敘事角度，開創紀傳體史例及多種敘事法，為後世敘事文學的發展奠定基礎，成為曆代文人學習的典範。然《史記》文學價值，惟至唐宋古文運動勃興，始得認識與開發。韓愈評《史記》“雄渾雅健”轉引自劉熙載：《藝概·文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1，柳宗元謂“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873。有宋一代開評論之風，提出了《史記》文學研究的一些重要課題。蘇洵首謂司馬遷寫人敘事：“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蘇洵：《嘉祐集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33洪邁發明司馬遷善用“重遝熟複”之法。洪邁：《容齋隨筆五集》·五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45至明，學者倍崇《史記》，文學研究大為發展，複開《史記》評點之風，尤以茅坤、歸有光為代表的唐宋派成績最著。清代是《史記》研究的鼎盛期。“據不完全統計，整個清代接觸過《史記》研究並有文章著作的學者，有三百人左右，論文有一百六七十篇以上。”俞樟華：《史記藝術論》［M］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325方苞、劉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之評論，金聖歎於《史記》、《水滸》之比較研究，牛運震於《史記》文法筆力之研究，吳見思於《史記》敘事寫人藝術之研究，共同將《史記》文學研究推至一新階段。在中國，發達的是以抒情行為及其產品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詩學。中國敘事學研究卻遠滯後於敘事文學的實際發展。直至明清評點家筆下，始見探求敘事規則之勢。就此而言，《史記論文》無論在敘事學，還是在“史記學”史上，都應有其一席之地。本文即擬通過《史記論文》的研究，以管窺吳見思於《史記》敘事學之成就。
吳見思極為推崇司馬遷的敘事天才，“神力”、“神技”、“神手”之類充滿崇仰之情的評點文字，《史記論文》中在在皆是。“文章隻如說話，說得出，說得盡，便是好文章。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要說得出，說得盡，自有多少波瀾曲折，原非易事。不然萬語千言，欲明反晦，千頭萬緒，何處說起？所以見作文之難也。”（《穰侯列傳》總評）本文所引吳見思評點之語，均出自廣益書局1920年版《史記論文》，為行文方便，僅於文中注明其所在《史記》篇目，總評即位於每篇文末之評，支評即文中之評。而“史公一書，上下千古，三代之禮樂、劉項之戰爭，以至律曆、天官、文詞、事業，無所不有”（《滑稽列傳》總評），欲說得出，說得盡，洵為難事。後人欲窺史公如何敘出，尤為不易。無怪乎吳氏歎曰：“史公亦將猶龍乎？吾又烏乎測之也！”（《老子韓非子列傳》總評）更為可貴的是，吳見思論述《史記》敘事藝術，能夠著眼於具體篇章，發明其敘事規則，探尋其敘事成就。
1《史記》敘事，意在作文
“《史記》雖序事，而意在作文，其中許多人、許多事、不過供我作文之料耳。故或前或後，或散或合，或花分，或摶捖，極我文章之妙。”（《酷吏列傳》總評）可謂深得史公文心。作文即須“極盡文章之妙”，故諸人諸事，驅遣如意。驅遣之法惟在“作文者亦取其大勢之所在而已”（《樂毅列傳》總評）。因此，“作文家要忍於割舍，若貪於使事，便為事累矣。今人作碑誌者，纖微必載，夫豈有好文也哉！”（《衛將軍驃騎列傳》總評）如《白起王翦列傳》總評雲白起隻抽長平一事，王翦隻抽破楚一事，而各臻其妙。
然吳氏所謂“大勢”，既指大事件、大場麵、大動作，亦指事情小而意義大、足見人事本質之軼事。“借軼事出色，是史公長伎”（《淮陰侯列傳》支評），“猶寫真者，在頰上三毛，而不在麵目軀體也。此文章家剪裁之法，如登山取仄徑，觀美人看鬢雲蟬鈿耳，操翰者不可不知。”（《絳侯周勃世家》總評）故《絳侯周勃世家》重寫周勃聞說即危懼處、下獄不知置詞處、出獄自歎處，俱得木彊本意，而其誅諸呂、立代王大功反不明序。《管晏列傳》總評雲管、晏事功隻用數語序過，皆於閑處點染，管子一傳中嵌鮑叔一段閑文，晏子一傳後帶越石、禦妻兩段閑文。評《黥布列傳》黥布捕賁赫一段雲：“寫瑣細事，曲折如見。”評《李將軍列傳》霸陵尉一段亦雲：“瑣細事，寫得如許曲折，兼寫李廣之度量。”不惟正文，“史公論讚，往往從閑處寫，最為生色，極有風神”（《項羽本紀》支評）。
2《史記》敘事，結構多章法
喜用兩半篇體。吳見思在《齊悼惠王世家》、《曹相國世家》、《貨殖列傳》總評中均謂其為兩半篇體，《高祖本紀》雖未明言，然亦是兩半篇體。吳評“天下大定”雲：“勒一句，總結上半篇。”評“六年”雲：“此下半篇起處。”又有一篇中部分用兩半篇體者。如《魯仲連鄒陽列傳》總評謂魯仲連一傳用兩半篇體，魯仲連聊城一書亦是兩半篇；《儒林列傳》總評謂公孫弘之奏疏用兩半篇寫。與兩半篇體相類者又有兩扇對峙格，不同處在於後者不必關合。“此是兩扇對峙格，故不必關合，而寫來恰是一樣，是合傳體也。”（《孫子吳起列傳》總評）
以“神理”貫串全篇。“史公作文，雖序許多人，其實隻是一篇文字，中間自有神理貫串，線索通聯。”（《五帝本紀》總評）“每篇各有一機軸，各有一主意。”（《屈原賈生列傳》總評）“史公作傳，無不有線索貫串。”（《張丞相列傳》總評）貫串之法多種。“《殷本紀》，以‘興衰’二字作眼目，中以五興五衰，一起一伏，經緯通篇。”（《殷本紀》總評）齊、魯諸世家則“以本國之事為經，而他國之事插入為緯，中間又以共和、魯隱公初立、孔子相魯、秦始為諸侯數事提綱”（《齊太公世家》總評），《老莊申韓列傳》支評謂四傳皆以著書相串，《李將軍列傳》總評謂以“射”字貫串，以“數奇”為主意。
3《史記》敘事，多有傳例
尊傳體。詳敘傳主之業，略記相關之事；表彰傳主之功，回護傳主之失，是為尊傳體。“又歸功太公，作一束，是尊傳體也。”（《齊太公世家》總評）“插陳涉、燕、趙、齊、魏、項氏事，隻略寫，是《高紀》體。”“鴻門事，高祖大受虧處，約略序去，止一句，放倒項羽，不說壞高祖，是本紀體。”（《高祖本紀》總評）“穰苴一篇，隻是斬莊賈一節，而未有奇勳茂績，故推及身後王齊，歸功穰苴，是尊傳之法也。”（《司馬穰苴列傳》總評）“終歸到陳平，則周勃亦借以一襯，抑客尊主，本傳例也。”（《陳丞相世家》支評）
附傳體。傳主之外，相關之人，紀其始並敘其終，是為附傳體。“項梁、項伯、範增是附傳體。蓋紀其始並序其終者，附傳法也。”（《項羽本紀》總評）附傳體惟宜略寫、虛寫。“田嬰事隻略寫、虛寫，蓋下有孟嚐事，恐頭重也。附傳體如是。”（《孟嚐君列傳》總評）然亦有變法。“《史記》附傳皆附首末於一篇之中，獨趙高一傳，於此紀其終，而其出處反附於蒙恬傳內，是創法。”（《李斯列傳》總評）
合傳體。合傳以類相從，曆史、邏輯統一。“樗裏子與甘茂合傳，以同為丞相關合。”（《樗裏子甘茂列傳》總評）“魯仲連、鄒陽二傳絕無連貫，止為魯仲連有聊城一書，鄒陽有獄中一書，詞氣瑰奇足以相比，遂合為一傳耳。觀讚語可見。”（《魯仲連鄒陽列傳》總評）“屈原、賈誼作一傳者，止為兩人俱詞客，而賈生複有吊屈原一事耳。”（《屈原賈生列傳》總評）韓王信、盧綰、陳豨“不過以三叛將合作一傳，絕無關合處”（《韓信盧綰列傳》總評），季布、欒布“任俠同、為奴同，其氣節亦同，所以為兩人合傳”（《季布欒布列傳》總評），袁盎、晁錯“因時事相合，遂牽冤家作一傳寫”（《袁盎晁錯列傳》總評），“公孫以議朔方、族主父，與主父是一時人，故扯冤家合傳，猶之袁盎、晁錯也。”（《平津侯主父列傳》總評）“張廷尉長者，看來馮公亦長者，是一時之人，一時之言，俱以文帝納諫相合，故史公寫作合傳，非無謂也。”（《張釋之馮唐列傳》總評）合傳敘事，穿插關鎖，過渡自然。“《史記》合傳皆每人一段，以關鎖穿插見妙。”（《張耳陳餘列傳》總評）“《史記》合傳多用穿插頓挫淩駕法。”（《蒙恬列傳》總評）篇中過渡常用蟬聯蛇蛻之法。評“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雲：“由上接下，蟬聯蛇蛻，《滑稽》、《刺客》傳皆作此法。”（《管晏列傳》支評）是為常法，然亦用變法：或一筆雙寫，或數人打成一片，雖合傳而難分。“獨此傳則兩人出處同、事業同，即後來搆怨亦同。故俱以一筆雙寫，安章頓句，處處妥帖，而無東枝西梧之病，豈不獨雄千古哉！”（《張耳陳餘列傳》總評）“三人傳，分作三截，各為一章，猶不稱好手。他卻三人打成一片，水乳交融，絕無痕跡。”（《魏其武安侯列傳》總評）“一篇共序十人，可以為難矣。然偏不逐人序去，獨將十人花分插穿，處處組織，更覺異常絢爛。”（《酷吏列傳總評》）
4《史記》敘事，因體而異
本紀、世家俱為提綱之體，故編年敘事，法不詳敘，中插列國事以相照應，渾而為一。“編年序事，固本紀體。”（《秦始皇本紀》總評）“天下既定，事體既少，隻挨年平序去，是本紀體。”（《高祖本紀》支評）“本紀是提綱之體，法不得詳序，詳序則累墜矣。其中必插列國事相照映者，正與《周紀》、諸世家扭成一片也。”（《秦本紀》總評）“世家俱用簡括法”（《衛康叔世家》總評），“世家序事，總用簡法”（《孔子世家》總評）。其因在於本紀、世家敘事跨度大，且多有與它篇相疊者。“世家則於一篇之中，上下千百年，既以一國之事詳載，更或他國之事互入，不得不用簡法”（《齊太公世家》總評）；“既有各傳在，不得不如是”（《燕召公世家》總評）。然編年敘事，易流於呆板，逐年逐事，則為甲乙帳，為屠家簿。“數尺之書，欲載二千年之事，不得不用簡法。然一用簡法，未免太羹玄酒，不成文章。”（《楚世家》總評）故史公遇大事，即傾滿腔心血，用力為文，承《詩經》極富情感敘事，秉《春秋》寓一字於褒貶，融文學敘事、曆史敘事於一體，增加敘事的虛構性因素。“世家序事雖多，逐年序去，而大事則另作一篇，自為文章。”（《齊太公世家》總評）“後半篇，純用《國策》筆仗，更覺流麗波折，大破世家呆板之習”（《田敬仲完世家》總評）。“項羽力拔山，氣蓋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項羽本紀》總評）。
《封禪書》“序事雖多，若挨年接月，逐段鋪排，便是編年通鑒，成何文章？史公則段段關鎖，處處映合，回環唱歎，極有文情”（總評），《河渠書》“以河作經，渠為緯，起伏串插，條分縷析，各有頭緒，一莖不亂，固是理絲神手”（總評），《平準書》“以序事為主，即以序事為議論”（總評）。列傳重在寫人，此不贅述。
5《史記》敘事，“變”與“不變”皆臻化境
“《史記》一書，以參差錯落、穿插變化為奇，而筆法、句法絕無一律。”（《五帝本紀》總評）“《史記》凡用數句排比，無一句不變。”（《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總評）評季劄觀樂雲：“連排十九段，雷同固非；即十分軒輊，亦非妙筆。此則逐段連貫，又逐段變化，而句法不大相遠，神情句句不同。離之合之，皆可成篇。豈非妙文？”（《吳太伯世家》支評）《伯夷列傳》通篇純以議論詠歎回環跌宕，伯夷實事隻在中間一頓序過：“如長江大河，前後風濤重疊，而中有澄湖數頃，波平若黛，正以相間出奇。”（總評）“以相間出奇”頗得史公三味。吳氏論文極主章法變幻，力戒鋪排堆垛。“不知山川綿渺，必有空天；文繡爛施，必有素地。故頭重者腳必輕，腹大者首必小，行文之法也。若一味排比，成何節奏？……豈賣菜乎？而求益哉！”（《蘇秦列傳》總評）“文章家逐段鋪排，絕無裁剪，則數一二而已，何以為文？”（《淮陰侯列傳》總評）“若不論輕重，不論堆垛，一概排列，乃甲乙帳，而非史公之書矣。”（《夏本紀》總評）“夫逐段鋪排，逐事堆垛，非考功籍，即屠家帳耳。何足與言文哉！”（《季布欒布列傳》總評）故見思評《孝景紀》甚低：“不過排比事類，續成一篇，殊無剪裁，不足觀覽，讚語亦直率庸弱。不知何人手筆，恐禇先生亦不如是。”（《孝景本紀》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