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黯評傳
*本文作者張大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
汲黯，字長儒，西漢濮陽人。漢濮陽在今河南濮陽縣西南。汲黯生活在西漢景帝、武帝兩朝，一生事業都是在輔佐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陪伴漢武帝長達三十七年之久。由於汲黯體弱多病，經常不能堅持正常的工作，時時告長假，所以汲黯沒有驚天動地的豐功偉業，論職位，也隻是一個列卿，二千石，相當於今天的副部級。汲黯主要的貢獻是直言極諫，給人主拾遺補過。做地方大員，不能身體力行，巡察地方，主要是靠他的聲望，臥而治之，卻一方清靜。汲黯取名“黯”而不黯，是一個燿燿生輝的曆史人物。汲黯信奉黃老，不事張揚，卻名聲很大，一身正氣，從皇帝到滿朝文武，乃至地方諸侯王都十分敬畏他。司馬遷把汲黯與鄭當時兩人合傳，他們都是漢武帝一朝黃老思想傑出的代表人物，是西漢前期的循吏而名垂青史。汲黯更是被譽為社稷之臣。
一、貴胄世家特行立傳
汲黯的祖先是戰國時衛國的貴族，世為卿大夫。衛國的始祖衛康叔，名封，即姬封，是周武王、周公旦的同母弟。周公輔成王平叛，封姬封於衛，居於黃河、淇水之間殷故墟，管理殷遺民。《史記》立有世家，為《衛康叔世家》。西周封國公、侯、伯、子、男五等。衛為公國，是第一等的大諸侯國，但到戰國時衛國衰微，淪落為魏國的附庸小國。汲氏祖先，是衛公室成員，本姓姬，因采邑在汲，於是以為氏。汲，戰國時為魏邑，故城在今河南汲縣西南。戰國後期，衛國被貶號為君，隻擁有濮陽一隅之地，汲氏遷居於濮陽。因政區變遷，汲氏故裏今屬山東鄄城縣。所以汲黯墓在山東堙城縣宋樓鄉觀寺王莊北一裏。1987年鄄城縣人民政府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汲黯祖上第七世高祖為衛卿，按每一代大體三十年計，汲黯七世祖，當在公元前300年前後，是蘇秦、張儀活動的合縱連橫時代。此時，衛國已被貶為君，居於濮陽。汲氏雖世代為卿，由於國家衰微，汲氏實質也是一個破落的貴族。汲黯尊奉黃老，大概和這一身世背景有關。衛君附庸小國隨魏而滅於秦，衛君直到秦二世才被廢除。衛君與汲氏世卿，作為附庸小國的君臣，存世如此長久，恐怕也是得宜於黃老哲學吧。
秦漢之際，漢高祖劉邦起兵反秦，在河南今開封一帶活動過，這裏離汲氏故裏濮陽不遠，汲氏有可能追隨漢高祖入關，建功立業，為漢朝高官，但又無顯績，故史籍缺載。汲黯在漢景帝時以父任為太子洗馬，漢代要二千石的高官才能蔭庇子弟做官，大多是任子為郎。靠近皇帝身邊的近臣，中級官吏也可以任子為郎。漢太史令司馬談，秩六百石，任子司馬遷為郎中。郎中三百石。汲黯為太子洗馬，比六百石，已經是顯職，這樣看來，汲黯之父必是二千石的高官，或者是一千石的近臣高官，才可能享有這等殊榮。
汲黯在孝景時以父任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是說汲黯為官莊嚴有風角，使人敬畏，受人敬重。如果沒有相當長的仕宦經曆是不可能的。據此可推斷汲黯的生年。漢武帝在漢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年，年七歲立為太子，十六歲即帝位，在太子任上九年。汲黯為太子洗馬亦當與太子任期相一致，也有九年。按正常情況，男子二十加冠出仕，汲黯在景帝中元元年二十歲任太子洗馬，上推二十年，當生於漢文帝前元十二年，於公元前168年。汲黯卒於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享年57歲。當然，汲黯生年，隻是一個推斷，一個設假。漢武帝七歲為太子，與之相適應的隨從，應當是一批成年的青年。太子洗馬，又名太子先馬，定員十六人，是太子出行時的先導儀仗官。因此，假定汲黯年二十為太子洗馬是合於情理的。
汲黯一生曆官太子洗馬、謁者、滎陽令、中大夫、東海太守、主爵都尉、右內史、淮陽太守，共任職三十五年，居家兩年，合計三十七年。漢景帝中元元年到後元三年，前149年到前141年，汲黯任太子洗馬九年。武帝建元元年到建元三年，公元前140年到138年，汲謁任謁者三年。謁者掌賓讚受事，秩六百石。建元四年、五年，汲黯曆官滎陽令、中大夫、東海太守三職。滎陽令，秩千石，汲黯恥為縣令，沒有去上任，漢武帝改任汲黯為中大夫，秩千石。中大夫掌議論，汲黯因多次直諫，不到一年，被外放為東海太守。郡太守，地方大員，秩二千石。建元六年到元朔三年，前135年前126年，汲黯任主爵都尉十年，職掌列侯，秩二千石。元朔四年到元狩二年，前125到前121年，汲黯任右內史五年。元狩三年、四年，汲黯被免官家居兩年。元狩五年到元鼎五年，前120到前112年，汲黯任淮陽太守七年，卒於任上。左內史，秩二千石。淮陽太守，秩二千石，汲黯在淮陽太守任上升職為諸侯相，秩中二千石。
漢朝官製秩祿等級，三公，即丞相、太尉、禦史大夫，號萬石，當今總理級；九卿三級：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當今正副部級；以下有千石、比千石，當今正副司局級；六百石、比六百石，當今正副處級；還有八百石、比八百石，介於司局級與正處級之間。比六百石以下有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一百石、鬥食等低級官吏。汲黯出仕，起點比六百石，副處級，比小縣的縣長，秩五百石到三百石還要高，又是太子洗馬，任職權力中心，官運不錯。性格決定成敗，汲黯戇直，做事太較真，隻任職到副部級就再沒有升遷。最後任職淮陽太守，副部級，皇上恩典，給了一個正部級待遇，領諸侯相的俸祿。實際上淮陽太守，遠離京都，地位比右內史、主爵都尉還要低。
這裏不厭其煩來討論汲黯的品級地位，正是汲黯其人的特殊所在。西漢的不少九卿、三公丞相，司馬遷都沒有立傳，何以要給汲黯立傳呢？景帝、武帝時丞相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等人，司馬遷說，這些人都是“以列侯繼嗣”，但“娖娖廉謹”，隻是一些備員的丞相，“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史記·張丞相列傳》。，所以不立傳。司馬遷在評論留侯張良時說：“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史記·留侯世家》。司馬遷明確指出，給曆史人物立傳，不按地位高低，而是看他對國家的貢獻，對人民的態度。即便是開國元勳張良，他出的策謀，不關軍國大事，也不做記載。那麼給汲黯立傳，記載汲黯的言行，因關係國計民生，司馬遷認為有重大的意義，於是立了傳。所以汲黯傳是一篇特行傳記。
二、矯詔賑災臥理東海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閩越與東甌交戰，東甌告急，請求中央王朝幹預。漢武帝交大臣討論，問太尉田蚡意見。田蚡說：“越人互相攻擊，經常發生。又，越人反覆無常，秦朝就丟棄了越人地方，中國犯不著慝麻煩。”中大夫莊助反駁說：“秦朝連鹹陽都丟了，何隻越人呢？不是秦朝不管越人的事，而是力量不夠。如今小國有急來請求救援，天子不理會，他們到哪裏去找生路呢？天子又怎麼能夠領導天下人民呢？”漢武帝說：“太尉的意見值不得聽。但朕剛即位不久，不願意以朝廷的名義出征，不出虎符發兵。”事見《史記·東越列傳》。本文引語，均做語譯，以便行文流暢，特此說明。漢武帝派莊助持節到會稽郡發兵征討。會稽太守沒見虎符不肯發兵，莊助殺了一個司馬官，說明漢武帝的意圖，會稽郡才發了兵，閩越退兵，東越內遷，越人相攻事件得以平息。汲黯奉旨調查，他隻到了吳郡，即今蘇州就打道回京了。汲黯本是奉旨協助莊助出兵的。漢武帝批評了田蚡，認為田蚡丟棄越人的意見不對。秦始皇進軍嶺南，開辟了越人之地，置郡縣。秦末大亂，才無力顧及。田蚡說秦朝丟棄了越人，隻不過是委婉的說法，實質是要漢朝丟棄。汲黯支持田蚡的意見，所以半道而還。汲黯說：“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這與田蚡的意見，完全一致，不合漢武帝心意。汲黯為何這樣做？正是他信奉黃老無為而治精神的體現。漢文帝不征匈奴，不討南越，當時竇太後還健在，竇太後遵黃老，繼續貫徹休養生息政策，所以漢武帝才不願以朝廷名義出征。適逢莊助得勝歸來，漢武帝才沒有追究汲黯的這一次抗旨。
接著河內失火，比屋連燒了一千多家，漢武帝派汲黯去察看。汲黯回京報告說：“百姓不慎失火，燒了相連的房屋一千多家，不必擔憂。臣路過河南郡，那裏發生大水災和大旱災，有一萬多家沒飯吃，甚至出現了人吃人。臣來不及報告，憑著所持使者符節開倉賑災。現在臣交還使者符節，請陛下治臣矯詔之罪。”漢武帝認為汲黯做得對，口頭嘉獎，但心裏還是不高興，明升暗降，讓汲黯出京去做滎陽縣令。縣令秩祿八百石到一千石，比謁者六百石要高。但謁者是天子近臣，出京做縣令，實際是貶，汲黯深以為恥，又因身體多病，就借機辭歸鄉裏，沒有去赴任。漢武帝還是舍不得汲黯，隻好把他召回，升為中大夫。汲黯率直，多次切諫，漢武帝很不高興，就調他去任東海太守。
汲黯到任，用黃老術治理地方。汲黯著重整頓吏治，選用可靠的正直的人治事，隻抓大事，小事情一概不問。平時汲黯就在官衙內養病。一年多以後，東海郡社會安定，口碑流傳，漢武帝聽到了也很高興，就把汲黯召回京，授職主爵都尉。主爵都尉掌管列侯。列侯主要是漢家皇親貴戚，難於管理。汲黯耿正，正是適合的人選。漢武帝知人善任，不失為是一個明君。
三、指斥公孫痛責張湯
公孫，指公孫弘，字季，西漢菑川國薛縣（今山東藤縣）人。他年輕時曾任薛縣獄吏，因犯罪被免。由於家貧，他不得不“牧豕海上”以維持生計。直到40歲後，他才開始學習儒學《春秋》，後來成為《春秋》學大師。
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公孫弘舉賢良為博士，因出使匈奴不得要領，受到冷落而辭職回家。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公孫弘第二次舉賢良，漢武帝閱卷親自把公孫弘提升為舉首，即第一名。大臣評議，公孫弘為最後一名。這說明公孫弘經過第一次挫折長了見識，他揣摩武帝的心思說話，所以得到嚐識，拜博士，兩年後升為左內史。這時公孫弘已經七十多歲，閱曆也十分豐富。他察顏觀色，看到汲黯德高望重，是漢武帝的近臣，但直言極諫，衝撞漢武帝使主上不高興。於是公孫弘與汲黯交好，套近乎，他要利用汲黯來接近漢武帝，又利用汲黯的戇直來襯托自己。於是公孫弘一遇重大事情，總是先與汲黯商量，由汲黯先行啟奏，公孫弘隨後見風使舵，使得漢武帝龍顏大悅，認為公孫弘說的有條理，樂意采納。有一次，公孫弘與汲黯，還有多位公卿一起商量好向漢武帝奏事，到了武帝跟前，公孫弘見武帝聽奏報沒有興趣，就馬上變了卦，徹底背叛了原來的約定，順著漢武帝的旨意說話。汲黯急了，非常氣憤，脫口而出指責公孫弘奸詐。汲黯說：“山東人真的狡詐而少誠意。開始我們是怎樣商量的，現在你全背叛，不忠。”漢武帝問公孫弘是怎麼回事，公孫弘不做辯解，隻是陪罪說：“了解臣的人認為臣忠，不了解臣的人認為不忠。”②《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意思是說：“我公孫弘一心隻給皇上服務。”漢武帝深以為是，更加信任公孫弘。公孫弘很快顯貴起來，五年間，坐直升飛機連升了三個台階，元光五年對策為博士，兩年後升為左內史與汲黯平級，元朔三年，前126年，公孫弘升為禦史大夫，位列三公。公孫弘表麵寬厚，內懷忌刻，汲黯很是看不慣。有一天，汲黯在朝議時當麵揭發公孫弘說：“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漢武帝質問公孫弘。公孫弘說：“汲黯說得對。在九卿當中，汲黯最了解我公孫弘，所以今天汲黯批評我，確實是我的短處。我位為三公，還穿布衣，的確是有點欺詐，好像是沽名釣譽。不過臣聽說春秋時輔佐齊桓公稱霸的管仲，家私富可敵國，生活奢侈可與國君相比，齊國大治。而齊景公時的晏嬰，非常節儉，齊國也大治。今天我公孫弘位為禦史大夫，仍使用布被，與九卿、小吏都沒差別。汲黯敢當眾指責大臣，真是一個忠臣。”②公孫弘的這番自我批評，以貶為褒，頗帶冷潮語氣，顯得大度而謙虛，漢武帝十分欣賞，當場表揚了公孫弘。兩年後，公孫弘又晉升為丞相，封平津侯。
張湯，杜陵（在今西安市東南）人。出身小官吏家庭。張湯從小天資聰穎，喜歡審案。有一天，張湯在家看門，等到父親回來，發現家裏的肉少了，父親認為是張湯偷吃了，就鞭打張湯，張湯受屈，非常憤怒，他想了想，就去挖老鼠洞，捉到了老鼠，還找到了老鼠偷吃的剩肉，張湯接著審訊老鼠、拷打，列舉老鼠罪狀，寫了審訊記錄，還寫了判決書，然後把老鼠當堂分屍處死。張湯父親看到了整個審訊過程，發現張湯的審訊記錄和判決書，文辭像一個老獄吏，認為張湯有辦案天才，於是就讓張湯抄寫辦案文書。張湯成人後，做了長安的地安官。張湯很會巴結權貴，能幹的名聲傳到丞相田蚡耳裏。田蚡召張湯作卒史，負責起草文書的工作。張湯辦事果然效率高，能力強。田蚡向漢武帝推薦，做了侍禦史，負責宮廷及行政監察事務。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宮中傳出陳皇後巫蠱案。陳皇後阿嬌是漢武帝的元配夫人，又是武帝姑姑長公主劉嫖的女兒，漢武帝立為太子，長公主出了力，漢武帝許諾要“金屋藏嬌”。可是陳皇後不生育。她聽說衛子夫受寵，就用巫蠱術詛咒衛子夫。事情敗露，株連很廣，張湯窮治，誅殺三百多人。漢武帝認為張湯能幹，升任為太中大夫，與中尉趙禹一起重新製定法律條文，專務深文，作見知 之法。什麼叫見知法呢？就是官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叫做故縱，官吏與犯者同罪。用懲治官吏的辦法來加大辦案力度。從此以後，用法日益嚴酷。公孫弘十分讚嚐張湯。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公孫弘為禦史大夫，力薦張湯，張湯任廷尉。張湯完全迎合漢武帝心意辦案，隻要皇上想要打擊的人，張湯千方百計羅織罪狀，一定要致人於禍。隻要皇上想寬赦的人，張湯就鑽法律空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汲黯看在眼裏，怒在心頭，多次當著漢武帝的麵痛斥張湯，說：“你張湯身為正卿大臣，對上不能褒揚先帝的功德，對下不能抑製天下人的邪念，使國家息訟空獄，社會安定，人民富足，對上對下，一條也沒有做到，你陷人於罪，使人受苦來成就辦案業績，任意解釋法律條文來辦成案件，竟然把高皇帝的法令亂改一氣，你這樣做會斷子絕孫。”張湯與汲黯辯論，還咬文嚼字，引用儒家經典來辯解，迎合漢武帝獨尊儒術。汲黯辯不過，又氣憤到極點，就破口罵人。汲黯說：“天下人都說‘刀筆吏不能為公卿大臣’，果然是這樣。一定按張湯說的辦事，將使天下人縮起腳來站立，不敢用正眼看人了。”參見《史記·汲黯列傳》與《酷吏·張湯傳》。本文下引《汲黯列傳》不再注。
汲黯性格剛強正直，說話不會拐彎，直來直去，缺少寒喧禮儀，時常當麵頂撞人，眼裏進不了沙子，不能容人之過，因此人緣不好。公孫弘、張湯是漢武帝最得力的大臣，是推行新政的骨幹。汲黯是黃老學說的信奉者，還要堅持無為而治。漢武即位的頭幾年，宮中有竇太皇太後把持，繼續推行無為政治，漢武帝奈何不了她，加之年幼，初即位，根基不牢，尚有汲黯一派大臣的容身之地。建元六年（前135）竇太皇太後死，漢武帝大刀闊斧推行更化新政，公孫弘、張湯等大臣是漢武帝培養起來的新貴。汲黯集中火力，專門打擊公孫弘、張湯兩人，表示對漢武帝新政的不滿，彰顯了他的大勇。這時尊奉黃老的人，全都偃旗息鼓，隻有汲黯一個人還在戰鬥。
公孫弘、張湯兩人受到汲黯的批評與指責，雖然漢武帝不怪罪，但自己作為朝廷重臣的權威受到挑戰，很是丟麵子，兩人對汲黯恨之如骨，漢武帝也不喜歡汲黯。公孫弘老奸巨猾，他推薦汲黯去做右內史。右內史就是首都市長，主管京畿地區，界內皇親貴戚很多，沒人敢惹。公孫弘想借刀殺人，讓皇親貴戚們的利益受損，起來告汲黯的狀，找個借口誅殺汲黯。這一招十分陰險。沒想到汲黯上任右內史，他的一身正氣壓倒了邪氣。那些皇親貴戚們懾於汲黯的名聲，收斂了行為，右內史的政事沒有荒廢。汲黯躲過了危難。
四、犯顏直諫罷職閑居
汲黯做官，一心為公，不謀私利，所以不彎腰低眉事權貴。皇太後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炙手可熱，朝中九卿大臣，正部級中二千石見了田蚡都要下拜。一個副部級的汲黯，根本看不起田蚡的為人，從不去拜訪田蚡，即使因公事見了麵，也不下拜，隻是拱手行揖禮，以平等身份待之。衛皇後弟大將衛青，汲黯也隻是行揖禮。汲黯的好友勸說他：“皇上希望群臣尊禮大將軍，你怎麼就不下拜呢？”汲黯說：“作為大將軍已經尊貴無比，如果他有平等相待的朋友，難道不尊貴嗎？”大將軍衛青聽了這話，認為汲黯說得很有道理，很有人格尊嚴，是一個忠臣。於是放下身份與汲黯交朋友，軍國大事都找汲黯商量，把汲黯待為上賓。
汲黯對待皇上漢武帝，也隻有一片忠心，直言快語，毫不隱晦。漢武帝提倡儒學，一次皇上在朝廷上發表效法堯舜，要行仁義之政的空論。汲黯聽了不以為然，給漢武帝辟頭一盆冷水，說：“陛下你內心有著太多的欲望 ，口頭上卻要說施行仁義，表裏不一，怎麼能效法堯舜呢！”使得漢武帝十分尷尬，啞口無言，默不做聲。臉上卻怒形於色，宣布退朝。公卿們都替汲黯捏了一把汗。漢武帝回宮，對身邊的人說：“太難堪了，汲黯這個傻冒。”公卿們紛紛指責汲黯。汲黯說：“皇上把我們放在公卿輔弼大臣的職位上，難道隻是要我們說奉承話嗎？那樣做隻會讓皇上陷於不義。我既然在其位，隻想到要保全性命，也不能讓國家受損啊！”
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渾邪王率領四萬之眾的匈奴降漢。漢武帝命令征發兩萬輛車去迎降。由於地方官長安令沒有錢租用百姓的馬匹，許多老百姓把馬藏起來不願借用，兩萬輛車的馬匹不夠。漢武帝下令殺長安令的頭。汲黯時為右內史，挺身而出說：“長安令無罪，殺了我汲黯，老百姓就會獻出馬匹。匈奴人是來投降的，隻要沿途地方一站一站轉送就可以了，為什麼要興師動眾，攪得天下不寧呢？”漢武帝無話可說。匈奴人到了長安，在市場上買了很多東西，有些違禁物品，如鐵製刀具之類，不能賣給匈奴。邊關貿易有禁令，長安京城原來沒有對外貿易，商人不知，有五百多人犯禁應當斬首。汲黯得知消息，立即進宮在高門殿見到了漢武帝。汲黯上奏說：“中國與匈奴自從斷絕和親之後，商路交通也就中斷了。中國派大軍征討，死傷不計其數，耗費資財幾百億。臣原以為陛下會把俘虜投降的匈奴人賞賜給從軍戰死的家屬，用以補償百姓的苦難和損失。今天，陛下即使不這樣做，反而對來降的匈奴人大加賞賜，把國家府庫都掏空了，還要中國良民去侍奉匈奴降人，對待他們就像驕子。再說商人在長安城賣東西給匈奴，他們怎麼會知道在長安賣東西與走私到國外會犯同等的罪呢？現在那些死摳法律條文的法官要殺死幾百個商人，這好比是要保護樹葉而折斷了樹枝一樣可笑。臣今天來為五百個商人請命，我想陛下是不會處死他們的吧！”漢武帝一聽是汲黯在攻擊他的對匈奴政策，一下就火了，不肯赦免五百個商人的死罪，還斥責汲黯說：“朕好久沒聽你汲黯說話了，原來是隻會胡說八道。”
汲黯說，要把匈奴降人分配給中國戰死者的家屬做奴婢，這是不對的。不過汲黯隻是說的過激話，他不會委婉勸諫，說話刺耳，反而激怒了漢武帝，沒能保下五百個商人的命。不過漢武帝的做法，也是過分，誅殺那麼多違禁商人，可以說是暴虐無道了。
汲黯這次與漢武帝的談話，雙方很不愉快，沒多久，漢武帝找了一點錯，罷了汲黯的官。汲黯也不留戀京城，於是歸隱田園。
五、治理淮陽一方清靜
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漢武帝改革幣製，發行五銖錢。民間很多人違法偷鑄，漢武帝誅殺了幾十萬人也製止不了，尤其是南方楚地更為嚴重。武帝認為淮陽（今屬河南）在楚地的交通要道上，是商賈彙集之所，對查禁私錢十分重要。這時，漢武帝又想起了汲黯，把他征召回京。汲黯已在家閑賦兩年，身體又不好，年又半百，沒有想到漢武帝還要起用他。汲黯滿懷信心，要到皇上身邊來拾遺補缺。汲黯深知朝中大臣都不敢講話，自己做行政工作沒有優勢，身體又不爭氣，不願意主管一個部門的工作，更不願意到地方上去做官，不能發揮自己的長處。沒想到漢武帝委任他去做淮陽太守，汲黯抗旨不接受官印。漢武帝很有耐心，多次強行授印，最後汲黯接受了任命，卻痛哭著叩謝漢武帝。汲黯說：“老臣自認為死葬荒溝野嶺，再也見不到皇上了，想不到皇上還惦記老臣，老臣也時時刻刻不忘報效國家。但老臣多病，不能勝任郡守之職，還是讓我在朝廷任個郎中，守衛門戶，補過拾遺吧！”漢武帝說：“愛卿是看不起淮陽郡守之職嗎？朕召請愛卿，是因為憂心淮陽百姓沒有一個好郡守。朕是借重愛卿的威望，愛卿有病，就躺臥在床上治理吧！”漢武帝把話說到這份上，汲黯就再沒推辭。
汲黯最恨的大臣是禦史大夫張湯，他離開京師，委實放心不下。汲黯去向好友大行李息告辭，鄭重地告誡李息說：“我被皇上拋棄，外放淮陽任職，不能夠參與朝廷議政。現任禦史大夫張湯十分奸詐狡猾，他的聰明足可以拒諫，他的奸巧足可以掩飾罪過，專事阿諛奉承，不肯讓國家的政治走上正道。張湯還愛播弄是非，舞文亂法，內懷陰險之心蒙蔽皇上，在外勾結邪惡官吏壯大勢力。你是位列九卿的大臣，如果不早早的上奏皇上，你將會與張湯一起受到懲罰。”李息害怕張湯，沒敢把汲黯的忠告上奏漢武帝。過了四年，元鼎二年，前115年，張湯欺詐之罪敗露，被漢武帝賜死。武帝聽說汲黯臨赴任淮陽時與李息的一番談話，用見知法治了李息的罪，十分感慨汲黯身在外，仍心憂朝廷。漢武帝下令贈秩汲黯為諸侯相，秩中二千石，給予正部級待遇。
汲黯在淮陽任上，仍施行無為之治，慎選官員，責其大事，不管小事，讓各級官員發揮主動性，在任七年，淮陽大治，一方清靜。
元鼎五年，前112年，汲黯病死任上。漢武帝十分懷念汲黯，恩及汲黯之弟汲仁，官至九卿。汲黯之子汲偃，官至諸侯相。汲黯親戚堂兄弟都沾了光，汲氏家族官至二千石的有十人之多。
六、汲直守正社稷之臣
漢武帝雄才大略，乾剛獨斷，慢待大臣，說殺就殺，毫不手軟。丞相公孫弘進宮奏事，漢武帝，穿便服接見，有時帽子也不戴。大將軍衛青有急事麵奏皇帝，漢武帝在廁所坐在馬桶上接見。但是汲黯進宮奏事，漢武帝一定穿戴整齊，不戴帽子不敢見汲黯。漢武帝有一次坐在陳設武帳的殿中，遠遠望見汲黯有事來奏，漢武帝當時沒有戴帽子，不敢見汲黯，連忙回避到後室床帳中，派人出去代皇上同意汲黯的奏請。漢時天子辦事的正殿，陳設五種兵器，以示莊重，漢武帝不戴帽子辦公是不嚴肅的。汲黯見了肯定要數落一番，所以漢武帝要躲進後室床帳中回避。汲黯不苟言笑，說話做事極為嚴肅，青年時做太子洗馬，就以莊重使人敬畏。漢武帝做了皇帝，依然敬重，在滿朝文武中隻有汲黯一人享有這等殊榮。
汲黯不能寬容別人的過失，敢在朝堂上頂撞大臣，又逆犯龍顏，人們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汲直”。班固在《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讚》中評價說：“質直則汲黯、卜式。”《漢書·賈捐之傳》，賈捐之評價汲黯說：“置之爭臣，則汲直。”顏師古注引張宴曰：“汲黯方直，則世謂之汲直”。汲黯成為了方正廉直代名詞了。漢武帝一朝的諍臣，汲黯是第一人。
漢代製度，大臣告假、生病，不能超過一百天。超過一百天就算自動離職。因此，大臣告假，最多三個月。汲黯多病，有一次告假三個月，仍沒有好轉。漢武帝特別下詔，讓汲黯重新告假，一連幾次，汲黯仍不能辦事。中大夫莊助主動替汲黯告假。漢武帝問莊助，汲黯是怎樣的一個人。莊助說：“讓汲黯主持一個部門，行政才能超不過別人。但是如果輔助年少的皇上，卻能沉著堅定地恪盡職守，招誘他不會來，趕驅他不會走，即使有像古代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士也撼動不了他。”漢武帝讚同說：“你說得對。古代有社稷之臣，汲黯差不多是這樣的人。”
什麼叫社稷之臣？就是國家的棟樑之臣，不是君主的私臣，要舉國敬重，典出《禮記·檀弓下》。春秋時衛國有一個大夫叫柳莊，生病臥在床上。衛獻公對柳莊說：“你病沉重時，即使我在舉行祭祀，你也一定告訴我。”不久，柳莊病情轉重，他在彌留之際時，果真趕上衛獻公在祭祀祖宗。柳莊通報了衛獻公。衛獻公立即停止了祭祀，向裝拌祖宗的屍拜了兩拜說：“有臣柳莊病重快死了。柳莊不是寡人的臣，是社稷之臣，寡人一定要去送終。”衛獻公來不及換衣服就趕去看柳莊。衛獻公到時，柳莊已死，衛獻公就穿著祭服吊唁柳莊。
西漢文帝時，也有一位社稷之臣，他就是周勃。周勃誅諸呂，迎立文帝，有再造西漢之功，漢文帝十分敬重他。周勃飄飄然有些傲慢。袁盎要殺一下周勃的氣勢，讓漢文帝顯示天子的威嚴。袁盎問漢文帝，周勃是什麼樣的人，文帝說，周勃是“社稷之臣”。袁盎說：“周勃是功臣，不是社稷之臣。”袁盎解釋說：“社稷之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意思是說，社稷之臣，與國家共存亡。可是呂太後當政時，擅權王諸呂，危害劉氏政權，周勃身為太尉，手握兵權，卻不敢守正而屈從呂太後。呂太後死後周勃才與大臣一起誅除諸呂，隻算是立了功，不算是棟梁之臣。《史記·袁盎列傳》。漢文帝聽了袁盎的話，端起了皇帝的架子，周勃感到恐慌，遵守臣禮，於是君臣和諧。
從衛獻公與漢文帝對待社稷之臣的態度，可以看出，社稷之臣是國家的頂梁柱，國君都必須要敬禮。淮南王劉安想謀反，他最擔心的就是汲黯在朝。所以漢武帝視汲黯為社稷之臣，因此，對他十分敬禮。
漢武帝傲視群臣，容不得臣下怠慢和不忠。武帝一朝前後十二個丞相，因罪被殺和自殺的就有六位。張湯是漢武帝施政的左右手，欺慢的事一被揭出，漢武帝立即賜死張湯。汲黯犯顏直諫，甚至讓漢武帝難堪，漢武帝也容忍，沒有誅殺汲黯。漢武帝還容忍汲黯發牢騷。汲黯任主爵都尉，位列九卿，公孫弘、張湯還都是低級小官。等到公孫弘做了丞相、張湯做禦史大夫，汲黯的同僚，甚至下屬都做到九卿，正部級，而汲黯始終是一個副部級，任主爵都尉，十年不升。汲黯當著漢武帝的麵發牢騷說：“陛下用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意思顯然是指責漢武帝用人不公平公正。漢武帝沉默不回答。過了一陣，等到汲黯退出去了，漢武帝才解嘲似的說：“一個人不可以不學儒學禮義，看看汲黯說的話，越來越粗野。”
汲黯守正直言，多次犯龍顏而不被漢武帝誅殺，可以說是一個奇跡，卻又在情理之中。汲黯善終，有多種原因。其一，漢武帝視汲黯為社稷之臣，所以不誅。漢武帝氣極了，就把汲黯調開，到地方任職，而不誅殺。其二，漢武帝惜才愛才。汲黯敢言，是難得的人才。漢武帝外放汲黯，帶有保護的成分。其三，漢武帝極重感情，與汲黯有特殊的關係。漢武帝七歲時，汲黯就侍從在漢武帝身邊，這是別人所沒有的。其四，汲黯戇直，為世公認。於是舉國敬重，有極高的威信，是民之表率，漢武帝不忍誅。
最後，我們用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裏對汲黯的評價，作為本文的收束。司馬遷說：“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作《汲黯列傳》。”
汲黯探微
*本文作者陳曦，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教授，文學博士。
據統計，漢武帝建元至太初年間，曆任三公九卿者有百餘人之多，而《史記》立專傳或類傳的僅有十多位易平：《論司馬遷寫當代史成一家之言》，載《史學理論研究》，1997年第2期。。司馬遷曾在《報任安書》中說：“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他舍棄漢武帝時期位居丞相高位的許昌、薛澤等，認為這些人“無所能發明有著於當世者”（《史記·張丞相列傳》）；卻將仕途多舛的汲黯列入《史記》傳主名單，並在他的傳記中寄予無限敬仰的情感。之所以如此，必定是由於這一人物具有諸多的“倜儻非常”之處。筆者試圖從太史公粘貼在汲黯身上的兩個鮮明標簽——“黃老”、“遊俠”入手，探究汲黯人格與思想的特異，並進而揭示司馬遷對黃老思想的態度。
一
在司馬遷看來，汲黯是西漢政壇黃老思想的實踐者，這在《史記·汲黯列傳》中得到了如下明確的揭示：
（汲）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淨，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汲黯的這種做法，與漢初的曹參幾乎別無二致。作為漢初黃老路線的代表人物，“（曹）參為漢相國，清淨，極言合道”（《史記·曹相國世家》），將“無為”政治演繹得恰到好處，贏得了上至統治階層、下至黎明百姓的認可與稱讚，所謂“天下俱稱其美”。如果說，曹參推行黃老政治，是順應了西漢前期全社會亟待休養生息的時代要求的話，那麼汲黯對黃老的尊奉，則顯然已屬不合時宜了。
漢武帝即位不久，便拉開了“獨尊儒術”的帷幕，隨後大儒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得到年輕天子的高度評價，公孫弘則“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儒林列傳》）。儒學取代黃老，不僅成為劉漢政權的政治指導思想，還一躍而為官學；太學中的博士弟子有機會進入政府的權力機構，以致“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同上）。與最高權力結盟的儒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獨尊地位。這種獨尊不僅意味著思想領域黃老哲學的式微，還意味著政治領域黃老人物的落寞與失勢。學術為權力服務，學術鬥爭配合權力爭奪，構成了漢武帝“獨尊儒術”的複雜景觀。侯外廬對當時思想界儒、道（黃老）互黜的內蘊，作了如下明確的揭示：
“在這一互絀的意識形態背後，更有統治階級的政權的爭奪。不少外戚、郡國王是以道絀儒，代表者為竇氏與淮南王，而皇室則是以儒絀道，集其成者為武帝。竇太後罷主儒術者，儒術之士又上絀黃老之議，其間政權的爭奪顯然是以儒道互絀來標榜，這在《史記》《漢書》都有詳記。”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60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
“竇氏”是指漢武帝的祖母竇太後，她是黃老思想的堅定維護者。淮南王劉安則精心鑽研道家思想，組織賓客撰有《淮南子》。竇太後憑借其淩駕於天子之上的政治權力，曾極力反對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但隨著她的去世，以她為中心的政治勢力霎時崩潰。而淮南王學術集團的消亡，則是漢武帝動用國家暴力機器直接摧毀的結果。《史記·平準書》曰：“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跡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淮南王一案乃當朝皇帝漢武帝所欽定判罪，司馬遷不敢在《史記》當中為劉安翻案，但“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數語，還是多少透露了漢武帝操縱酷吏草菅人命、大搞文化專製的真相。徐複觀先生說得好：“由‘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八字，可知當時的朝廷官員，順著專製者陰刻之私，竟不惜成為一個謀殺幾萬人的大陰謀集團，而其根源則來自淮南賓客的學術活動。幾萬人的大屠殺，不僅摧毀了此一學術中心，並且也阻嚇消滅了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在生活上一切帶有一點選擇自由的可能。”徐複觀：《兩漢思想史》（第一卷），第109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儒術獨尊的過程，也是一個思想專製的過程。思想專製的目的是政治專製，實現高度的中央集權，為達此目的，必然要拿鮮血與生命開道。儒、道（黃老）互絀的背後，是漢武帝對其潛在政敵的絞殺，是政治鬥爭的血腥殘酷。
汲黯是在元鼎五年（前122）去世的《漢書·汲黯傳》曰：“今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陰，七歲而卒。”《集解》引徐廣注曰：“元鼎五年。”又，《漢書》作：“居淮陽十年而卒。”據此，汲黯卒於元封二年（前109年）。待考。，他親眼目睹了竇氏勢力的消解與劉安集團的灰飛煙滅。他雖然並未卷入漢武帝先後與竇氏與劉安的鬥爭，但對儒學新貴如公孫弘、張湯等的得勢，他是相當不滿的。他曾公開向漢武帝發牢騷說：“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董份批評汲黯道：
“黯以質直責大體，持朝廷議則可；以己官職而望君上，毀人之進，則粗矣，故史著其‘褊心’，而漢武亦得譏其‘不學’也。”（淩稚隆《史記評林》引）
董份以為汲黯的怨言是源於“己官職”的個人得失，但從他曾經決定“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之後毅然“請歸節”的行為中，可以看出他對功名利祿的態度。他不是出於對自己官職高低的計較，而是出於對當時得勢儒者的反感以及對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反對，才以不吐不快的心情口出怨言的。這從漢武帝以“無學”批評汲黯也能看出一二。周壽昌說：“（《史記》）上文雲‘帝方向儒術，尊公孫弘’，黯常毀儒而觸弘等，故帝以‘無學’譏黯也。”（《漢書補注》引）可知汲黯在固守黃老思想的同時，還對日漸發達的儒術采取“無學”的抵製姿態。他以率直的語言，一針見血地指出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他還抨擊憑借儒學發跡的公孫弘“多詐而無情實”（《平津侯主父列傳》）。根據司馬遷在《汲鄭列傳》中的描述，汲黯除了反對漢武帝所大力推行的“獨尊儒術”，抨擊公孫弘等青雲之上的儒學人物，他還對漢武帝所熱衷的“征伐四夷”、“弄法興利”等，給予了態度明確、毫無遮掩的大力抨擊。
分析至此，便不能回避以下疑問：在漢武帝不惜動用殘酷嗜血的手段，以儒術取代黃老的背景之下，他何以能容忍全麵反對其治國理念的汲黯存在？
二
這一疑問至少可從以下兩方麵得到解答，一是汲黯沒有介入劉安集團，因而未被列入漢武帝必欲排斥乃至誅殺的黑名單。二是汲黯的為臣之道，使漢武帝得以察知汲黯對朝廷的忠心。以上兩點，前者無須申論，而後者則需聯係漢初以來熔鑄百家的時代風尚，聯係以帛書《黃帝四經》為代表的黃老思想，給予必要的說明和論證。
漢代初期的思想界較之於先秦時期，最大的變化便是諸子百家的走向融合。這一時期的學者往往不再拘泥於一家一派，而是立足於某家，兼容其他各派，形成了熔鑄百家的態勢。如賈誼固然是一儒者，其著名文章《過秦論》將秦朝的短命，歸因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班固也將他的論著《新書》歸為儒家類。但與此同時，賈誼又分明“頗通諸家之書”，既被司馬遷視為“明申商”者，又在《道德說》、《道術》、《六術》等文章中“引用和發揮著黃老思想”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增補第三版），第5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再如晁錯傾向於法家思想，但他又“受《尚書》伏生所”，曾向當時的儒學大師伏生係統學過儒家的經典。活躍於漢初的思想家，一般均以構築政治學說為己任，致力於將思想觀念落實於劉漢王朝的現實統治。可以說，在維護統治者的長治久安方麵，漢初以來的儒、法、黃老（道）等，其實並無本質的不同。
於是乎，人們可以在《史記·儒林列傳》中看到崇奉黃老的黃生聲稱“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竭力維護“上下之分”的貴賤等級製度，為皇權的至高無上、不可侵犯提供思想依據；可以在《論六家要旨》中看到同樣崇尚黃老的司馬談，傾心認可儒家思想所強調的“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認為儒家思想的這一理念“雖百家弗能易也。”對上下尊卑等級製度的堅定維護，黃生與司馬談的這種理念，在被公認為黃老學派代表著作的《黃帝四經》中，是有明確表述的：
“主惠臣忠者，其國安。主主臣臣，上不下者，其國強。”（《黃帝四經·經法》）
“臣肅敬，不敢敝（蔽）其主。下比順，不敢敝（蔽）其上。萬民和輯而樂為其主上用，地廣人眾兵強，天下無適（敵）。”（同上）
“臣不親其主，下不親其上，百族不親其事，則內理逆矣。”（同上）
在君臣關係上，《黃帝四經》認為臣子必須合乎“忠”、“肅敬”等行為規範，不能“蔽其主”、不能“不親其主”，從而多方強調了君權的至高無上。臣子隻有小心翼翼地匍匐於君權之下，鞠躬盡瘁地為君權效力，國家才能“人眾兵強，天下無敵”，否則則是“內理逆矣”，社會混亂，走向敗亡。《黃帝四經》的這種表述，不僅與儒家理論，還與法家學說，形成了暗河相通的關係，而漢武帝統治方針的實質是“外儒內法”，因而他對黃老學說對君權的維護，是不會不認可的。搞中央集權，強調皇帝的至高無上，是他各項政策的中心指向，他所重用的酷吏們對此是心領神會的，杜周曾宣稱：“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者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酷吏列傳》）正是出於對漢武帝統治心理的精細揣摩，他才能將皇權至上的題旨表達得如此顯豁、赤裸。
相對於漢武帝時期的尊儒、弄法、興利之臣，崇尚黃老的汲黯固然不可能得到真正重用，有時甚至陷入極其危殆的政治處境，公孫弘、張湯等“深心疾黯”，漢武帝也一度“欲誅之以為事”，但汲黯最終不但安然善終於淮陽任上，還惠及家族，“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若探究漢武帝何以不殺汲黯的原因，大概就在於恪守黃老思想為臣之道的汲黯，對劉氏政權是一腔赤誠，忠心耿耿的。即使在他遠貶淮陽、即將赴任的前夕，他因自己從此“不得與朝廷議也”而諄諄叮囑李息，希望他向漢武帝揭露張湯“不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的本質，從而使國家避免酷吏當道所造成的損失。當有人批評他向皇上進諫言語過於直率尖刻時，他慨然回答：“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他是站在盡忠於天子的立場，完全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向漢武帝慷慨建言的。淮南王劉安以“守節死義”評價汲黯，漢武帝則讚許其以“社稷之臣”，他們均看出汲黯身上具備為國家社稷而不惜赴義死節的品質。從維護大漢王朝長治久安出發，漢武帝認為像汲黯這樣的人存在，是有利於國家的最高利益的。所以他不但未殺汲黯，還對他表現出相當的敬意。最典型的就是“上不冠不見（黯）”的細節，對比“大將軍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漢武帝對汲黯的敬意甚至可以視為君臣關係的一則佳話。
三
須知，漢武帝在意識形態領域除了“獨尊儒術”的一麵，還有“悉延百端之學”（《龜策列傳》）的另一麵參讀楊生民：《漢武帝傳》第二章第四節“悉延百端之學”，人民出版社，2001年。。躬行黃老思想的名臣，在漢武帝時期除了汲黯之外，還有司馬談、鄭當時、石慶《漢書·萬石衛直周張傳》載：“（石慶）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顏師古注曰：“不治，言無所治罰。”閻步克據此認為：“盡管石氏未見治黃老學，……我們卻不妨將之列入黃老政治的‘躬行’者之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27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等人。這些人都表現出對漢武帝以及劉漢政權的忠順。司馬談為臨終前未能參加象征大漢盛世的封禪大典而遺憾不已，並叮囑兒子司馬遷記述“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太史公自序》）；鄭當時“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嚐不言天下之長者”，積極為朝廷引薦賢才（《汲鄭列傳》）；石慶則延續了石氏家族“恭謹無與比”的家風，曾有如下舉動：“禦出，上問車中幾馬，石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萬石張叔列傳》）。將“恭謹”二字詮釋得無以複加。上述三人當中，鄭當時與石慶還曾分別身居“大司農”與“丞相”的顯職，顯示了在“獨尊儒術”的背景下，漢武帝還能包容“百端之學”的氣度。當然這種包容是有一個基本前提的，那就是持“百端之學”的臣子，必須擁護國策，不能非議時政。鄭當時“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石慶則在丞相任上，“醇謹而已”，“無能有所匡言。”相比之下，汲黯對朝廷各項大政方針勇於全麵抨擊，顯示出與一般黃老人物迥然不同的人生姿態。
黃老哲學雖然對《老子》的“貴柔守雌”思想作了改造，克服了《老子》哲學中消極保守、不圖進取的傾向，但是在論證雌與雄、柔與剛的關係時，它的立足點畢竟仍是“雌”與“柔”，所謂：
“以剛為柔者栝（活），以柔為剛者伐。重柔者吉，重剛者滅。”（《黃帝四經·經法》）
“凡人好用雄節，是胃（謂）方（仿）生。大人則毀，小人則亡。……是胃（謂）凶節，是胃（謂）散德。凡人好用［雌節］，是胃（謂）承祿。富者則昌，貧者則穀。以守則寧，以作事則成。以求則得，以單（戰）則克。厥身則（壽，子孫則殖，是謂吉）節，是胃（謂）絝德。故德積者昌，［殃］積者亡，觀其所積，乃知［禍福］之鄉（向）。”（《黃帝四經·十大經》）
在這裏，“柔”的“剛”的概念，實際上均可分別納入“雌節”與“雄節”的範疇。陳鼓應說：“雌節、雄節是兩個大的範疇，雌節這個大的範疇下所統攝的是柔、後、靜、退、謙、弱、不爭等等；雄節這個大的範疇下所統攝的是剛、先、動、進、驕、強、作爭等等。”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第276頁，商務印書館，2007年。“雌節”預示著吉祥和幸福，而“雄節”則正好相反，預示著凶險與禍殃。《黃帝四經》雖然也指出了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競爭的必要性，即“夫作爭者凶，不爭［者］亦無成功”（《十六經》），但它畢竟是把列入“雄節”的“爭”視為“凶”象，認為最值得采用的還是“雌節”所包含的那些概念。
顯然，鄭當時與石慶，是深諳黃老哲學“雌節”範疇的。他們要麼“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要麼“醇謹而已”，“無能有所匡言”，顯示的正是柔、後、靜、退、謙、弱、不爭等概念所揭示的人生姿態。而汲黯則恰恰與之相反，他的“人性倨，少禮，麵折，不能容人之過”，他的“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呈現出的則是剛、先、動、進、驕、強、爭等“雄節”特征。不過，在治國理念方麵，他恪守的還是黃老思想，“治官理民，好清淨”，“治務在無為而已”，這說明他實際上是把政治與人生區別對待的：在政治上他是遵循黃老之術的，但在為人方麵，他則摒棄了黃老哲學的貴柔守雌，並剔除了範蠡、張良、陳平等黃老人物身上所普遍存在的玩弄權術、明哲保身、冷酷無情等人格缺陷對範蠡與張良人格缺憾的剖析，可參讀韓兆琦與陳曦合撰的《黃老思想與〈史記〉中的範蠡、張良》，載《文史知識》，2000年第3期。，展現出一個坦坦蕩蕩、正氣凜然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