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宮刑後寫作《史記》對司馬遷的自我治療
*本文作者黃穎哲、梁建邦。黃穎哲，渭南師範學院中文係2004級學生；梁建邦，渭南師範學院教授。
十九世紀初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Freud）認為，“藝術的產生並不是為了藝術，它們的主要目的在於發泄那些在今日大部分已被壓抑的衝動”弗洛伊德《圖騰於禁忌》，趙立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頁。。文學創作活動通過宣泄與訴苦等方式來獲取排泄釋放壓抑和緊張，以消除內心生活的障礙給精神帶來快樂，維持身心的健康與和諧。這一點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同。
文學創作作為作家的一種自我治療，自古就有。西方文論史上的“詩歌狂迷說”和“悲劇進化說”同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詩言誌說”及“興觀群怨說”一樣，都潛藏著深刻的精神醫學原理。正如克爾凱戈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我隻有在寫作的時候感覺良好。我忘卻所有生活的煩惱，所有生活的痛苦，我為思想層層包圍，幸福無比。假如我停筆幾天，我立刻就得病，手足無措，頓生煩惱，頭重腳輕而不堪負擔。”克爾凱戈爾《克爾凱戈爾日記選》，晏可佳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37頁。蒲鬆齡創作《聊齋誌異》，魯迅的“狂人情結”，“棄醫從文”，以文為醫，從治人到治己的創作過程，尼采的《作為文化醫生的哲人》，泰戈爾的《古檀迦利》，還有川端康成的創作及《文學自傳》，以及卡夫卡“黑暗心靈的釋放”等等，無不在說明文學與治療有關。
一、寫作《史記》是司馬遷釋放壓抑和緊張的需要
在社會生活中，難免會遇到不順心的事，憂愁不解，或鬱怒在心。這時，就需要找自己的知心朋友或親人盡情傾吐苦衷，推心置腹，發泄情緒，那麼苦惱鬱悶的情緒就會逐漸消失。也可以用書信給不在身邊的知心朋友或親人訴說苦衷，傾注思想，是自己甩掉情緒上的包袱，從苦悶中解脫出來。或是寫詩作賦，撰寫文章，用詩文抒發自己情感，疏導宣散，發泄暢達，從而把積聚壓抑在心中的不良情緒宣泄出去，達到因勢利導，擺脫苦惱，恢複心理平衡。
受宮刑是一種奇恥大辱，許多古人甘願一死也不願意接受宮刑。司馬遷也深知，屈辱的生比慘厲的死更可怕。受宮刑後，身為另類，終生受辱，就成了不是太監的太監，再不能入士大夫之列。這對於一個血性男兒，一位飽學史書的文人來說，都是奇恥大辱！遭受宮刑，不僅僅是身體的傷殘，更是心靈深處永遠的傷痛，恥辱與難堪將伴隨受宮刑人的一生。
司馬遷受宮刑後，還被囚禁在暗無天日的大牢裏。那段時日，整天飽受酷吏獄卒的虐待折磨，其慘痛之狀當目不忍睹。如司馬遷所說：“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②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067、2063、2069頁。每日肉體上所受的痛苦鞭傷，精神上所受的屈辱折磨，心靈上所充斥的恐怖陰影，簡直無法形容。出獄之後，雖然任官為中書令，可是這種本屬宦官擔任的職務，卻使司馬遷日夜都慚愧無比。每當想起自己愧對祖先，或在人前人後總被恥笑，更會覺得無地自容。所謂：“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②因此，這一段時期司馬遷在彷徨與恐慌中度日，心靈麻木，六神無主，整個人宛如行屍走肉，生活毫無目標和方向。所謂：“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岩穴邪！”③
“宮刑之後的司馬遷，既有失去與其他地位顯赫的士大夫一起議論朝政，論列是非的機會而產生焦慮，也有喪失為人資格而帶來的缺失感、恥辱感與自卑感。這些知覺在他心中造成沉重的壓力，形成了性壓抑。試想：一個男人失去了生殖器官，能是一個男人嗎？在中國封建社會裏，男性生殖器本身就是一種權威，象征著一種擁有。這種權力從皇帝到平民一樣受到崇拜。所以，即使隻剩下兩人的世界裏，這種權力也不會貶值。反之，男子被閹割則意味著失去權利。失去權力自然的產生‘自卑情節’，產生一種偏執於嗜好。自卑感不是機體缺失帶來的自我知覺‘自卑感有很強烈的性愛根源。一個孩子如果注意到他不被人愛，就會感到自卑，成人也如此。’一個成年人被閹割，更加感到自卑。但是自卑並不意味著壓抑被減弱，相反，他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重。因為司馬遷能夠用宮刑的方式從外部危險中解救自己，但逃離內心深處的危險，從性壓抑中逃離是很困難的事情。”齊效斌《〈史記〉文化符號論》，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頁。
弗洛伊德指出：“當壓抑存在時，……自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利用實驗性的精神專注，並通過焦慮的信號發動快樂——痛苦原則的自動作用。然後，就可以產生若幹不同反應，或這些反應在各種不同比例中的不同結合。或者是焦慮的充分產生，而自我則完全撇開那種令人懼怕的興奮；或者是自我用一種反精神專注（antipathetic）來於這種興奮抗衡，以取代實驗性精神專注。這種反精神專注於受壓抑的衝動的能量結合從而構成症狀；或者這種反精神專注被吸入自我作為反作用——形成（reaction formation）作為對某些自我意識的加強，作為對自我意識的持久性改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講》，蘇曉離譯，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頁。按照弗洛伊德的說法，自我通過快樂的信號發動快樂痛苦（指性活動本身）原則作用之後，會出現各種不同的反應：或者焦慮極其強烈——是人暫時忘卻痛苦；或者用一種精神專注與這種痛苦相抗衡，是指轉移，或取而代之；或者把焦慮改裝成一種相反的東西，如用愛代替恨，作為對某種自我專一性的改變。司馬遷的選擇使用“發憤著書”抵製性壓抑。是壓抑得到部分轉移。宮刑雖然是一種辱沒祖先和自身的酷刑，但是當他聯想到古代的聖賢如西伯、李斯，今之名將如韓信、彭越，以及周勃、灌嬰等等也難免遭受厄運，心裏也就釋然了。尤其聯想到“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068頁。。認為隻有卓越不凡的特殊人物才能夠名揚後世。正如孟子所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楊伯峻《孟子譯注》（下），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299頁。司馬遷由最初被壓抑，到抵抗壓抑，再變成後來的希望維持壓抑。從精神分析角度看，這正是司馬遷人格中最重要的那部分超我作用的結果。從他們之間的聯係來看，又可以看作是自我超越，自我升華的結果。
另一方麵，司馬遷胸中的悲憤並未平息，宮刑的“後遺症”依然折磨著他。在《報任安書》中的最後這樣寫道：“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麵目複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入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069頁。於是根據創作主體的需要，便自然地要呼喚屈原、賈誼這一類遭遇困厄敢於赴死的人物。
屈原和賈誼本屬於兩個不同時代的人，然而兩人的遭遇有不少相同之處。他們都是才高氣盛、在政治上不得誌、遭到國君謫貶的悲劇人物。從這些方麵來看，兩人的遭遇與司馬遷本人的經曆有些許相同。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嚐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嚐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司馬遷《史記》，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頁。屈原具有傑出的才華和卓越的治國才能，但是當他滿懷熱忱和忠誠，為楚國耗盡心思，無私奉獻之時，卻遭到楚懷王的猜疑和忌刻，遭到上官大夫的嫉讒和迫害。而這與司馬遷直言麵諫，想為皇上寬解心懷卻獲罪的經曆是相似的。屈原的心靈遭受了巨大創傷，他最終將痛苦化為祝禱，將憂傷化為宏願，創作出驚天地泣鬼神的《離騷》。而司馬遷將痛苦轉化為偉業，創作出流傳萬世的《史記》。司馬遷寫賈誼，則是為了襯托屈原，強化屈原形象的。屈原和賈誼成了司馬遷為釋放壓抑和精神轉移，精心設計的一個代替，一個假麵。從一定意義上講，屈原、賈誼就是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司馬遷試圖塑造屈原、賈誼這樣的英雄來彌補自己心中的缺憾。
二、寫作《史記》是司馬遷自我確證的需要
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創始人之一的馬斯洛（AHMaslow）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中包括“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其中“尊重需要”包括自尊和他尊兩個方麵。自尊是個人對自己的尊重，希望個人有價值。如自信、成就、自主、勝任、支配等。他尊是指他人對自己的尊重。如追求名譽、地位、身份等。尊重的需要若得不到滿足人就會感到自卑軟弱、無力、失落等。“自我實現的需要”是這個盡所能，最大限度的，發揮個人潛能的欲望和需要。人必須成為他能夠成為的人，例如音樂家要作曲，美術家要繪畫，詩人要寫詩等。這種需要就是自我實現的需要。自我實現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個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實現自我理想的需要。
司馬遷因言李陵之事，使自己被定以“沮二師”和“誣上”的罪名而遭受宮刑。司馬遷為李陵講公道話並不是出於私心。司馬遷說：“夫仆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嚐銜杯酒接殷勤之歡。”又說：“然仆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仆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仆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仆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②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064頁。從司馬遷的話可以看出，司馬遷認為：
1李陵平時為人不錯，即使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
2李陵雖敗，但是兵敗前催敗敵軍的功勞也足以昭示天下；
3李陵降敵，有可能是假降，是想等待合適機會回報國家；
4自己陳言，是在李陵投降匈奴，“適會昭問”，天子“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隨而媒孽其短”情況下進行的，目的是為寬解天子的心情和回擊大臣的翻臉之詞。
評價一個人的功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實，也不一定被認定為死罪。司馬遷因陳言而獲罪，與漢武帝的武斷殘暴和司馬遷官微言輕有關。司馬遷擔任太史令，執掌文獻、曆史、天文、曆法等，在當時是個不被重視的職務，與卜官、祝官的職務相近，本身就是皇上的玩物，如樂工伶人一樣被豢養，是為世人所輕視。由於地位低下，再加上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不但沒有得到肯定，反而獲當誅之罪。司馬遷的“尊重需要”，沒有得到滿足，從而邊便會產生自卑感。況且“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伉慨之士乎！”這種對受過宮刑人的輕視，進一步加劇了司馬遷的自卑感。
司馬遷為了抵製因言論不被認同而不斷加劇的自卑感，就有了“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的願望。讓自己的言論流傳萬世——正是司馬遷對自卑的超越，對自我價值的確證。
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在他的《自卑與超越》中指出：“當個人麵對一個他無法適當應付的問題時，他表示他絕對無法決絕這個問題，此時出現的便是自卑情結。”阿德勒《自卑與超越》，李心民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頁。在阿德勒看來，任何人都有著不同程度的自卑感，都希望對自己所處的地位加以改進。人們無法長期忍受自卑之感而無動於衷，肯定會迫使自己采取行動來解除自己的緊張狀態。阿德勒認為，自卑情結會引起精神病症，導致心灰意冷，萬念俱灰。但也可能激起克服心理障礙的推動力。“一個人由於感到自卑，才推動它去完成某些事業”赫根漢《人格心理學》，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頁。。由於產生積極的心理需要，自覺不自覺的超越自卑，達到人格升華，自我實現。因此，口吃者可以成為演說家，矮子能當上大將軍等等。按照阿德勒的說法，病態的自卑感作為一種心理缺陷，正如人的心理缺陷一樣，會自動的通過某種方式建立起一種自我調節機製，通過所謂的“導向虛構”（guiging fiction），把自卑感轉變為優越感，借以獲得心理平衡和補償，並且這種補償往往是超額的。即它不僅會補償本身，並且能進而發展成超越。受宮刑後的司馬遷繼續寫作《史記》，就不乏這種因素。
受宮刑後，調整升華《史記》創作主旨，也是司馬遷的自我治療是組成部分。司馬遷創作《史記》主旨的形成演變，可分為形成期、蛻變期和升華定型期三個階段。自請宮刑，痛定思痛，繼續撰寫《史記》，到基本完成《史記》為止，是司馬遷創作《史記》主旨的升華定型期。這一時期，司馬遷把創作《史記》同“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聯係起來，樹立了新的遠大卓越的修史目標。這種目標，是當初歌功頌德的修史主旨所不能同日而語的。創作《史記》主旨的升華完善，正是司馬遷受宮刑後自我治療，一定要做到最好的一種有力證明。
讀《漢將李陵論》劄記
*本文作者趙永建，廣東海洋大學文學院教授。
李陵之禍，對司馬遷的人生和《史記》的寫作，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因如此，多少代以來，李陵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而評價李陵功過是非的文章，更是車載鬥量。在這些文章中，白居易的《漢將李陵論》，則獨出心機，立論與眾不同，對李陵的投降行為給予了嚴厲的批判和譴責。其原文是：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案《禮》雲：“謀人之軍師，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眾，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延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範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而微軀，受製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於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誌，曷若效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而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雲：“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白居易集箋校》2829-2830頁）［唐］白居易，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四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下引本書隻在引後括注書名和頁碼。
這篇《漢將李陵論》立論的基礎，是忠、孝、智、勇。認為這四者是“為臣為子之大寶也”；“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而李陵戰敗投降匈奴的行為是“非忠、非孝，非智、非勇，四者無一可，遂亡其宗”，不但使自己身敗名裂，而且葬送了老母和妻子的性命，是大失臣子之道。文章的寫作年代，王汝弼先生認為“確切寫作年代無考，但以早年的可能性為最大”王汝弼白居易選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02；朱金城先生以為當“作於貞元十六年以前”（《白居易集箋校》2831頁）。若此，應是在白氏進士及第之前。若將《漢將李陵論》的寫作時間與它立論的基礎結合起來看，筆者以為：這篇文章，可以視為白居易早年為自己所確立的立身準則和為官處世的宣言。而這準則核心，包括為臣和為子兩個方麵，因此，在“忠”、“孝”、“智”、“勇”四字之中，“忠”和“孝”兩個字又是重心，它們分別代表了白居易前後兩個時期不同的處世重心。
我們先說這個“忠”。古代所謂的“忠”就是要求臣子盡職盡責，不惜奉獻出自己的身家性命。所謂的“文死諫，武死戰”，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白氏在文章中一再強調武將應該做到“謀人之軍師，師敗則死之”；戰敗而死是死得其所，是重於泰山。準此而責求文臣，就應該是為了皇帝的千秋大業而能犯顏直諫，不惜丟掉烏紗乃至生命。白氏早年遵奉儒家的理念，以“兼濟天下”為自己的最高信仰。因此，對於“忠”的秉持極為堅決，這在言行上均有強烈的表現。如《養竹記》，就是以竹自勵，要樹德固，立身直，立誌貞：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誌，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白居易集箋校》2744頁）。
《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一詩，亦有同樣的意思：“昔我十年前，與君始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白居易集箋校》34頁）而《折劍頭》，更是直接表明自己寧折不彎的個性：
拾得折劍頭，不知折之由。一握青蛇尾，數寸碧峰頭。疑是斬鯨鯢，不然刺蛟虯。缺落泥土中，委棄無人收。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鉤（《白居易集箋校》32頁）。
元和三年（805），白居易除左拾遺，成了諫官，有了向皇帝直接麵諫的機會，他非常興奮，在《初授拾遺獻書》中，向憲宗皇帝表達自己“唯思粉身，以答殊寵”的心情和決心：
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致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今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白居易集箋校》3324頁）。
白居易的“忠”，可不是停留在詩文和奏章裏，而是落實再具體行動上。在任諫官期間，他真的是做到了“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如元和三年，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等應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試，李吉甫惡其“策語太切”，哭訴於憲宗皇帝麵前，牛、李等均出為幕職。白居易上《論製科人狀》，極諫三人不當貶黜。九月，“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多進奉，賄宦官，謀為宰相。居易上《論王鍔欲除官事宜狀》，力諫不可”（《白居易集箋校》41頁）。
元和四年，又曾上《論裴均進奉銀器狀》、《論於頔所進歌舞人狀》、《論承璀職名狀》等，“論裴均違製進奉銀器，於頔不應暗進愛妾，宦官吐突承璀不當為製軍統領”（《白居易集箋校》45頁）。屢次直言極諫，無所顧忌，不僅遭權貴者嫉恨，也招來憲宗皇帝的不滿：
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啟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新唐書·白居易傳》）。
雖然憲宗皇帝在李絳的勸解下壓下了自己心頭的怒火，這隻不過是暫時的高姿態而已。因為，李純畢竟不是唐太宗。果然，元和十年，白居易就被趕出了長安。白氏被貶的理由很好笑：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遣刺客“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舊唐書·白居易傳》）其實，“不當先諫官言事”、“甚傷名教”等等，隻不過是借口而已。究其根本原因，還是那些犯顏直諫的奏章和令“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的《秦中吟》、《登樂遊園》和《宿紫閣村》諷喻詩。真乃是“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白居易與元九書［A］白居易集箋校：卷四十五［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793。
到了後期，白居易對於“忠”的秉持，已不如前期那樣堅決了。這一方麵是白氏個人思想的變化，更重要的是時局與以前大不相同了。樂天不得已而求其次，由“兼濟天下”轉而為“獨善其身”。對此，兩《唐書·本傳》言之甚明：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製禦乖方，河朔複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舊唐書》傳）。
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為。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丐外遷。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泄其水，溉田千頃。複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新唐書·白居易傳》）。
可見，樂天不是不想為，不敢為；而是不能為，無所為。
再說“孝”。這篇《漢將李陵論》中的“孝”，似乎很特別，顯得與眾不同。白氏之所以認為李陵“不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給家人招來了殺身之禍。文章認為李陵私下引範蠡、曹沫為比，是“大失臣子之義”，這除了範蠡和曹沫之敗而未降，與李陵之戰敗投降本質不同而外，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他們二人沒有給家人帶來殺身之禍。可見，這篇文章的“孝”的內涵，決不僅僅限於對父母和長輩的敬愛，更是飽含著對於家人生命的熱愛和關切。
白居易早年飽受戰亂之苦，自己本身又多病，因此，他對於自家人的生命與生存的狀況——衣、食和居住等，特別關注。而這種關注，隨著年齡日益增大而愈發顯得突出。首先，白氏對於居住處所相當在意。貶官江州司馬的第二年，他即著手在廬山腳下修建草堂，“待予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誌。”草堂不僅處於行勝之地，而且屋舍和庭院的建築亦頗為舒適：
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斬而已，不加丹，牆圬而已，不加白，戚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
（《白居易集箋校》3783頁）。
後來，樂天在洛陽履道裏的宅邸，作為自己的退老之地。宅邸“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白居易集箋校》3705頁），更勝於廬山草堂。在他的詩文中，如《履道新居二十韻》、《履道西門二首》、《池上篇》、《七月一日作》等，屢屢提及，顯得極為愜意。
除居處之所而外，白樂天對於衣和食也極為關注，而且貫穿其一生。如著名的《與元九書》，多是談文藝創作和詩歌批評等。而文學詩歌之外，他所掛念的則是一家人的生存問題：“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子矣。”（《白居易集箋校》2794頁）
白居易在58歲時所作的《池上篇》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這篇文章介紹了白氏在洛陽履道裏新居的位置、麵積和建築：“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裏，裏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並敘寫了庭院內——特別時小池周圍的建築及建設的先後次序：
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台池，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
（《白居易集箋校》3705頁）
粟廩，乃是生存所必需；書庫，為了學習和教育；琴亭和石樽，則是娛情適性。先建粟廩，再有書庫，最後是琴亭和石樽。顯而易見，在生存、學習教育和娛樂三者之中，白氏仍然是以生存為第一選擇。
分司東都以後，白樂天“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引起了家人的擔心和憂慮。他自己卻不以為意，在用以自況的《醉吟先生傳》中，回答了家人的疑慮：
妻孥弟侄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致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煉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
（《白居易集箋校》3705頁）
可見，其立足點，仍然是家人的生活保障和生存的安全。
唐武宗會昌二年春，七十歲的白樂天百日長假告滿，他寫了《官俸初罷，親故見憂，以詩諭之》，對家人對生活的憂慮很不以為然：“七年為少傅，品高俸不薄。乘軒已多慚，況是一病鶴。又及懸車歲，筋力轉衰弱。豈以貧是憂，尚為名所縛。今春始病免，纓組初擺落。蜩甲有何知，雲心無所著。囷中殘舊穀，可備歲饑惡。園中多新蔬，未至食藜藿。不求安師卜，不問陳生藥。但對丘中琴，時開池上酌。信風舟不係，掉尾魚方樂。親友不我知，而憂我寂寞。”（《白居易集箋校》2480）次年，白氏又寫了《達哉樂天行》，依然對自家的生存滿懷信心：
達哉達哉白樂天，分司東都十三年。七旬才滿冠已掛，半祿未及車先懸。或伴遊客春行樂，或隨山僧夜坐禪。二年忘卻問家事，門庭多草廚少煙。庖童朝告鹽米盡，侍婢暮訴衣裳穿。妻孥不悅甥侄悶，而我醉臥方陶然。起來與爾畫生計，薄產處置有後先。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都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仿佛獲緡二三千。半與爾充衣食費，半與吾供酒肉錢。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須白頭風眩。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未歸且住亦不惡，饑餐樂飲安穩眠。死生無可無不可，達哉達哉白樂天。（《白居易集箋校》2498頁）
最難能可貴的是，白居易不光隻是關注自己一家的生存和生活，他也關注一般民眾的生存和生活。如在憲宗元和年間、穆宗長慶年間和大和年間，他曾先後寫下了《新製布裘》、《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和《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等詩作，都表達了與詩聖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相同的情懷。其《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曰：
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複輕。晨興好擁向陽坐，晚出宜披蹋雪行。鶴氅毳疏無實事，木棉花冷得虛名。宴安往往歡侵夜，臥穩昏昏睡到明。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饑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白居易集箋校》1986頁）。
即使到了人生之路的盡頭，白居易依然關注民生疾苦。“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九峭石，船筏過此，例反破傷。舟人楫師推挽束縛，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饑凍有聲，聞於終夜。予嚐有願，力及則救之。會昌四年，有悲智僧道遇，適同發心，經營開鑿，貧者出力，仁者施財。於戲！從古有礙之險，未來無窮之苦，忽乎一旦盡除去之，茲吾所用適願快心，拔苦施樂者耳！”這是《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的詩前小序。會昌四年，即公元844年，這時的白居易已經73歲，他還出資募人鑿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行船。並寫了《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以紀其事：“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夜舟過此無傾覆，朝脛從今免苦辛。十裏叱灘變河漢，八寒陰獄化陽春。我身雖歿心長在，暗施慈悲與後人。”（《白居易集箋校》2551頁）高興快樂之情溢於言表。
古語雲：“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縱觀白氏一生，雖然前後期的出處行藏大不相同，但總的來說，他的為官處世之道還是與其在《漢將李陵論》中所秉持的“忠”、“孝”、“智”、“勇”觀念相一致的。他雖有妥協，有退讓，但並未背叛自己的初衷，這極難得。因此，《新唐書·本傳》讚之曰：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鳴呼，居易其賢哉！
此可謂確評。
《史》《漢》所載的漢代公主婚姻
本文作者唐群，任教於陝西鹹陽師範學院曆史係。
電視熒屏在經曆了“清宮熱”之後，“漢宮戲”正成為古裝曆史劇的新熱點。央視2007年度開篇大戲《漢武大帝》熱播以後，更是激起社會的強烈反響，引發了一場“漢”學研究的風暴。據說不少觀眾是邊讀《史記》《漢書》邊看電視劇的。這部戲喚起人們對曾經耳熟能詳的曆史人物和曆史故事的記憶，也激發起對不甚熟知的一些漢代曆史的濃厚興趣。比如漢代公主的婚姻問題，《漢武大帝》中最吸引觀眾的莫過於衛青和平陽公主的婚事。奴仆出身的衛青居然能尚公主為妻，而平陽公主嫁給衛青時也已是梅開二度，莫不是漢代公主的婚姻很開放？
漢代究竟有多少位公主？首先要搞清楚“公主”的含義。一般來說，“公主”就是皇帝的女兒，這一稱呼是從戰國時期開始的。西漢時，皇帝的女兒稱公主，諸侯王的女兒稱王主，也稱翁主；東漢無此分別，一律稱為公主，但級別不同，皇帝的女兒皆封縣公主，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諸侯王的女兒皆封鄉、亭公主。我們這裏所說的主要指真正的皇女。
西漢一朝曆九代十七帝，有名號的公主共十七人，這些公主，作為個人，賢愚有別，命運不同；但作為群體，她們是漢代婦女中極特殊的階層。由於其身份的特殊性，她們的婚姻已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婚姻關係，而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政治、家世的利益。
政治的婚姻
俗話說“皇帝的女兒不愁嫁”，當然想娶公主為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兩漢的尚主者（娶公主謂之“尚”），無一不是封侯做官的人。兩漢統治者都是以婚姻關係作為維護皇權的重要手段，公主的婚姻是整個皇室婚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為公主們選擇婚嫁對象總是在特定的環境下，出於特殊的目的而進行的。兩漢公主的婚姻，其實質仍然是政治的婚姻。這在劉邦尚未稱帝而開始爭奪統治權之時即已表現出來，並與漢室相始終。
講兩漢公主的婚姻是政治的婚姻，不能不提一下“和親公主”。“和親”是指我國古代各民族統治集團之間為求和睦相處而采取的民族聯姻。一般是將本民族的公主嫁給另一個民族的首領作妻子。它不同於一般的民族間通婚，是兩個民族政權為著各自的目的而達成的一種協議。這種婚姻是為政治服務的。和親公主是和親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兩漢時，主要是同匈奴、烏孫兩個少數民族實行“和親”。據統計，西漢共向匈奴、烏孫出嫁了至少有十三位和親公主。因為和親公主遠嫁到少數民族之後，要遵從當地的婚俗，這些少數民族都盛行轉房婚，即子弟在父兄死後娶庶母或寡嫂為妻，這在儒家看來是亂倫的惡行。所以儒學發達的東漢基本不行和親製。
和親公主名為公主，實際上或是宗室之女，或是諸侯王女，將她們封以公主的稱號，然後遠嫁出去，並非皇帝的親生女兒。曆史上遠嫁的公主很多都沒有留下姓名，也沒有對其遠嫁後的記載，致使這些姑娘就這麼默默無聞地在邊塞終了一生。
和親公主的婚姻被漢朝統治者加以利用，作為緩和民族矛盾，改善與少數民族上層集團關係的一種手段。和親公主很少有心甘情願，含笑出塞的。這也是為什麼漢朝皇帝不願將自己的親生女兒當作和親公主的原因。
家屬享有特權
在中國古代，能娶公主為妻，攀皇家為親，乃是許多達官貴人之家夢寐以求的好事。正是“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因為一旦成為皇親國戚，不僅可以光宗耀祖，而且有著其他官僚貴族不易享受的種種特權。
漢代法製規定：公主下嫁必須是列侯。因為漢代同姓不婚，而異姓最尊貴者莫過於列侯漢代爵分二十級，通侯位最高，又稱列侯。通侯原為徹侯，因避武帝諱改為通侯，是賜爵最高級別。漢代娶公主者必須具備列侯身份。如果此人不是列侯，便可因娶公主而被封為列侯。
漢武帝時設駙馬都尉一職，皇帝出行時，掌副車之馬，其職務接近皇帝，地位顯要。魏晉以後，凡尚公主者，都拜駙馬都尉。後世便以“駙馬”為皇帝女婿的稱號。兩漢尚主者中居要職者不乏其人。掌軍權者，如衛青，本為平陽公主家中的奴仆，因姐姐衛子夫被武帝封為夫人，衛青被破格拔擢為車騎將軍，掌領兵權，後被拜為大將軍、大司馬大將軍，成為軍中之冠，貴寵一時。
作為皇親國戚，尚主者在觸犯律法後還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顧；公主子女也可以享受種種特權，可以承襲父母爵位為列侯。西漢主要承襲父封，東漢主要承襲母封；公主子女因為母親的緣故還可以升官、掌權。
作為公主的親屬，固然可以擴大權勢，享受榮華，但這種權勢和榮華仍是建立在皇權至上的基礎上的。一旦危及到皇權，他們個人的利益必然要服從皇室的利益。漢武帝的妹妹隆慮公主的兒子昭平君娶了武帝的女兒夷安公主，正可謂親上加親。隆慮公主病重，擔心自己死後兒子闖禍犯罪，就以重金向漢武帝為昭平君預贖死罪，武帝也同意了。後來，公主死後，昭平君果然因罪入獄，按罪當斬。武帝掂量再三，不顧大臣們的求情，毅然處死了昭平君。漢武帝能夠秉公執法，大義滅親，其考慮的正是江山的穩定，臣民的信服，歸根結底是政治的利益。
婚姻享有一定的自主權
兩漢婦女總體社會地位較高，表現在婚姻形態上，她們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權利。呂思勉先生說：“漢世婚姻頗重本人之意，非如後世專由父母主持者。”另外，兩漢婦女節烈觀念淡薄，離婚再嫁比較自由。兩漢公主，受社會氣候的影響，在婚姻上也有一定的自主權利，表現在可以自擇丈夫，可以再嫁。漢公主對於自己的婚姻有一定的建議權，再嫁也是自由的。這與當時的社會情況有緊密的聯係。百家學說中，儒家學說最歧視婦女。在漢文化融合多種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時代，儒學禮製尚未能規範所有的社會層麵，所以漢代社會存在“婦人尊貴”的現象。從西漢後期到東漢，隨著崇尚儒學，禮法漸重，女子貞節觀亦逐步從寬泛走向嚴格。
漢代社會是封建製的中央集權社會，它的一切製度都要為適應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製度而服務，婚姻製度也不例外。漢公主所謂的婚姻自主權是極其有限的，其一切事情的決定權還是在皇帝手中。如平陽公主欲嫁衛青，必先告之皇後，然後皇上“詔青尚平陽主”，一個“詔”字即道明了這種婚姻的實質。其實，所謂的“尚主”之法，便是封建專製獨裁製度的確切表現。漢公主必須嫁給列侯，這就是封建等級性的表現。且這種等級性呈現越來越嚴格的趨勢。西漢時期，公主婚嫁對象所代表的還隻是一般地主，而東漢公主婚嫁對象所代表的則多是豪強地主，因為東漢政權就是在豪強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東漢時，封建宗法製進一步發展，婚姻關係的等級性也比西漢強化，它預示著魏晉南北朝時期婚姻門閥等級製度的確立和發展。
“駙馬”與“公主”
戲曲、影視作品中將皇帝的女婿稱為“駙馬”。這種說法，對魏晉以後的“駙馬”而言是正確的，但在兩漢及先秦時代，“駙馬”並不是皇帝的女婿的專稱。
“駙馬”一詞的原始義是：古代幾匹馬共同駕一輛車，轅馬之外的馬都稱之為“附”。《說文·馬部》中有：“附，副馬也。”段玉裁注：“副者貳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原來，先秦及兩漢時皇帝出行多乘車，從安全角度考慮，為使行蹤不讓世人知曉，除將自己乘的車稱為正車外，還設有許多和正車形式完全一樣的副車，同時還特地設一個替身，掩人耳目，借以表明皇帝在“副車”上。秦朝時，張良會同大力士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陽縣）阻擊秦始皇，就因其隻擊中副車，秦始皇才幸免於難。
“駙馬”一詞成為“駙馬都尉”官名的簡稱，始見於漢武帝時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4.當時，近侍中掌管正車的官稱為“奉車都尉”，掌管副車的官稱為“駙馬都尉”。駙馬都尉在兩漢時多是由皇親國戚勳臣的子孫擔任。到三國魏時，何晏娶金鄉公主為妻後擔任駙馬都尉；晉代王濟做文帝的女婿後也拜為駙馬都尉，於是後世才以魏、晉這種用法為常規，凡與公主結婚的，都拜駙馬都尉。不僅漢族如此，就是遼、金等國的帝婿也稱為“駙馬都尉”。《遼史·百官誌》記述：“駙馬都尉府掌公主帳宅之事。”不過，明清以前，駙馬的官階並不高，金時駙馬都尉僅為正四品。到了清朝，駙馬稱為“額駙”，地位才顯赫起來。清鹹豐年間，鹹豐帝指派駙馬為自己死後“讚襄政務”的顧命八大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