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有戰爭就有戰俘。人類遠古時部落、氏族間的戰爭，就有俘虜；很長一段時間，戰俘不是被殺就是被迫為奴。殺俘都視為平常，虐俘則更屬正常。
不過，隨著人類的文明進步，對待俘虜，也日漸人道。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瑞士商人、慈善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在1863年首倡創立紅十字會的國際會議，第二年8月，正式成立了國際紅十字會。瑞士、法國、比利時、荷蘭、葡萄牙等12國在日內瓦簽訂《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公約規定了軍隊醫院和醫務人員的中立地位和傷病軍人不論國籍應受到接待和照顧等。上述公約曾於1906年和1929年進行過兩次修訂和補充，形成了《關於改善戰時傷者病者待遇的日內瓦公約》和《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規定不僅不能“殺降”，而且不能“殺俘”，甚至不能“虐俘”。
一個瑞士民間商人的提議在歐洲能很快得到“國際”的響應，說明不少人或早已有此想法。有意思的是，就在1863年，李鴻章率淮軍和英國人戈登（Gordon， Charles George）為頭的“常勝軍”進攻蘇州城時，決定策反太平軍守將。最終誘降成功，八位太平軍守城將領將主帥殺害，大開城門，迎接清軍入城。但是，李鴻章不僅未能如約賞此八降將高官厚祿、保證其部下生命安全，反而設計殺害了這八個降將，並在城內大開殺戒，城內數萬太平軍守軍在毫無戒備中被誅殺。對李的殺降，戈登憤怒萬分，甚至提著洋槍要找李鴻章算賬，李鴻章聞訊趕忙躲了起來。雖經各方調解此事作罷，但戈登的常勝軍卻因此解散。
李鴻章確實沒想到洋人對“殺降”如此大動肝火。中國雖有“殺降不祥”之說，但現實政治、戰爭傳統更加講求的是“勢”與“術”。因此，中國曆史上不乏“殺降”之事：秦將白起坑殺趙國降卒40萬人；項羽在入鹹陽之前害怕秦將章邯部下投降過來的20萬秦軍謀反，在新安把這20萬降卒全部活埋。因此，李鴻章這種血淋淋的無恥行為也得到了朝廷的認可，認為“所辦並無不合”，“甚為允協”！而以“理學家”著稱的曾國藩竟也稱讚道：“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為眼明手辣”。曾國藩是理學大家，戈登隻是英國一介武夫，且是要錢不要命的雇傭軍頭目，卻對“雇主”的殺降萬難接受，故二人觀念之別非個人品性之別，乃時代之別也。
不過，這一傳統很快就被改變。1904年3月，中國先後成立了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和上海萬國紅十字會；6月末，以政府名義加入國際紅十字協會作為會員國，取得了正式創辦紅十字的資格。雖然中國紅十字協會直到1912年元月才被國際紅十字會正式承認，但國際紅十字的精神和價值觀念，已開始被中國民間和官方接受。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遠離戰火的中國也宣布參戰，敵國德、奧在華軍事人員自然成為中國的戰俘。這段曆史，已被遺忘，但李學通、古為明二君“發掘”出1919年由中國“俘虜情報局”編印的《中華民國八年俘虜起居寫真集》，並詳加注釋，填補了這一段記憶的空白，甚為可貴。
我們驚訝地看到，這些戰俘不僅享有基本的“生存條件”，甚至可以打網球、溜冰、踢足球……以中國當時條件而論，這些戰俘的待遇可謂“超豪華”、“超人道”。或許，這是給外國戰俘的“特權”，是向世界作秀，但是，這畢竟是中國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接受人道主義普世觀念過程中應當肯定的重要一步。
今日世界，無論情勢所迫有再多“殺俘”、“殺降”的理由，任何政權已不敢公開“殺俘”“殺降”，不敢公開為這種行為辯護。無論何國，隻要“虐俘”消息傳出，更不必說“殺俘”、“殺降”，便會遭到舉世譴責，說明給戰俘人道待遇的價值觀念，已由最初的“地域性觀念”漸漸擴展，演成“公例”，成為公認的普世價值。這部“戰俘寫真集”，亦生動說明此點。
2010年3月5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