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從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即位，不久開始變法，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統一六國。在這段時間內，不斷地改革、變法，取得了偉大成功。商鞅變法的意義有二：其一是商鞅變法取得了成功，使秦國強大，這在中國曆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其二，商鞅變法確立了以一種思想為國家的指導思想，這也是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本章就此問題探討如下。
一、衛鞅變法與變法的內容
公元前361年秦獻公去世，其子秦孝公即位。當時秦國“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狄）遇之”。而從秦厲公、秦躁公、秦簡公、出子時，“國家內憂，未遑（顧及）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西河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所以，秦孝公下求賢令說：
“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狄），廣地千裏，天子致伯（霸），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複穆公之古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知秦下求賢令後，從魏國來到了秦國。衛鞅原為衛國疏遠的公族，姓公孫，名鞅，“少好刑名之學”。原為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認為衛鞅是個人才，把他推薦給魏惠王，並說：“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大王舉國而聽之。”魏惠王不用。衛鞅為找出路，就到了秦國，並通過孝公的寵臣景監求見秦孝公，與秦孝公談了四次話。第一次談的是帝道，據說所謂帝道即古代堯舜治國的聖明之道，秦孝公對此不感興趣。第二次談的是王道，王道是儒家治國的理念，秦孝公也聽不進去。並對衛鞅說：“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憂鬱地）待數百年以成帝王乎？”於是，衛鞅就以“霸道”，即法家的“強國之術”說秦孝公，孝公“大悅”。
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孝公“三年（前359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史記·商君列傳》載：孝公的臣下甘龍、杜摯不同意變法，與衛鞅進行了激烈辯論。如：衛鞅說：“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甘龍說：“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衛鞅說：“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霸）不同法而霸。”杜摯說：“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過了三年，即公元前356年，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實行變法。又過了六年，即公元前350年，又進行了二次變法。變法的主要內容如下：
其一、在社會基層、行政組織方麵：實行五家為五、十家為什的編戶製，互相連坐告奸，不告奸的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為私鬥者，各以輕重大小施刑。二次變法時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
其二、重農抑末、獎勵軍功、打擊舊貴族：僇力（盡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免徭役）。事末利（從事工商業）及怠（懶惰）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官奴婢）。宗世非有軍工論，不得為屬籍（不得入宗族屬籍）。根據軍功製定尊卑爵秩等級，各以等差占有田宅、臣妾，以及衣服等，不得僭踰。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由於變法遭到舊貴族的反對，所以衛鞅刑太子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子賈。
其三、第二次變法時遷都鹹陽，改革土地、賦稅製度：秦孝公十二年，從櫟陽（今陝西縣臨潼區渭水北岸）遷都到鹹陽（今陝西鹹陽市東北），鹹陽位於關中平原中心，交通方便，有利於向東發展。秦孝公在鹹陽作冀闕（宮廷外公布法令的高門闕）和宮殿。廢井田，“為田開仟陌封疆”。周代井田製下的田製為一夫百畝，即寬一步（六尺）、長一百步為畝。秦代的田製為一夫百畝，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所謂“阡陌”是指每一畝田的小田界；“封疆”是指一百畝田的大田界。所以要改革田製就要首先破壞舊的仟陌封疆，還要設置新的大畝製的阡陌封疆。為公平分配土地，使“賦稅平”，又要統一度（計長短）、量（計合升鬥斛）、衡（計輕重的秤）。這就是《史記·商君列傳》所說的為“平鬥桶（斛）、權（秤錘）衡(秤杆)、丈尺”，頒布了標準器。秦孝公14年（前348年），又“初為賦”，要按戶的丁、口征賦稅。《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問答》有一條法律文書說：“匿戶”（藏匿戶）與“敖童弗傅”（沒有登記戶口的未成年人），不服徭役，不受役使，也不繳納戶賦。按秦律規定，成年男子要分家立戶，登記戶口，繳納戶賦。衛鞅變法時規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所以，藏匿戶口、未成年人不登記戶而逃僻戶賦等負擔，都是違背秦國法律的，是不能允許的。另外，當時秦國不按田畝征收賦稅，而按戶口征收賦稅，則是為獎勵墾荒，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也是秦國賦稅製度的一個特點。這時，公子虔又犯法，所以“劓”公子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