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後，秦惠文王即位，采用了將軍司馬錯提出先易後難的策略思想；秦昭王即位後，又采用了範睢遠交進攻的策略思想，對秦國的強大作出了貢獻。今陳述如下戰國時各國的改革，有的國家隻能堅持一代，到第二代就趨向保守，不思改革，國家就走向了衰落。如魏文侯以改革命聞天下，魏武侯就轉向保守，排擠走了吳起。其後，商鞅、公孫衍、張儀就從魏國到秦國去找出路。魏國就轉化成了弱國。楚國也是如此，楚悼王用吳起變法，楚一度強大。楚悼王死後，宗法舊貴族射死吳起，楚國從此衰落。兩相比較，人們不難受到啟迪。今就秦國任用賢農，不斷改革的事跡，陳述如下：
一、先易後難策略思想的出現與作用
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即位，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稱王。他即位後，雖然處死了商鞅，但仍堅持繼續改革，用人唯賢。商鞅變法時有一個特點，就是用人注意軍工，如規定“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工論，不得為屬藉”，“有功者榮現，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秦惠文王仍然推行這一政策，所以險害商鞅的公子虔一類的宗室貴族仍然不受重用。所以，魏國的公孫衍、張儀一類士人就紛紛投奔秦國去找出路。秦惠文王任用的除法家外，還用縱橫家、兵家和墨家。他任用魏國陰晉人公孫衍為大良造，接替商鞅死後留下的職位。公孫衍曾任魏國的犀首（相當於將軍的官職），所以來秦後被稱為犀首。此外，秦惠文王采納了將軍司馬錯的意見，重用了縱橫家張儀。這些人對秦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秦惠文王時繼續向外擴張。秦惠文王三年（前335）攻韓，取宜陽（今河南洛陽市西南）；六年（前332），魏獻陰晉給秦，秦改名寧秦（漢代改名華陰縣）；八年（前330），大良造公孫衍（犀首）率軍攻雕陰（今陝西中部富縣），大破魏軍，斬首四萬五千，俘魏將龍賈。這次戰敗後，魏國把占領的河西地獻給秦國。十年（前328），令公子華與張儀率軍攻魏，占蒲陽（今山西永濟北）。為求和，魏又把上郡的十五縣獻給了秦國。這都說明秦國在與魏國的戰爭中取得了重大勝利。
秦惠文王取河西等地的前後，秦國在的兼並、擴張事業麵臨著策略上的調整。秦惠文王九年縱橫家張儀入秦。張儀出身魏國公族的庶子，曾與蘇秦從鬼穀先生學縱橫術。《漢書·藝文誌》說：“縱橫家之流，蓋出於行人（使者）之官。……其當權事製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崇尚）詐諼（欺詐）而棄其信”。這句話意思是說：縱橫家當權辦事，非常靈活，不受辭令的約束。不正派的人來做，就會欺騙別人而無信用。張儀一生的主要事跡就是遊說六國侍奉秦國，即連橫事業，為秦兼並六國服務。
秦惠文王當時麵臨著是先伐蜀，還是先伐韓的問題，這個問題說明秦當時麵臨著策略上的調整問題。巴、蜀是秦西南的兩個小國。蜀王封其弟於漢中，為苴侯。苴侯與巴王關係好，巴與蜀有仇。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蜀互相攻擊，兩國都告急於秦，請求援助。而當時秦與韓國的關係也很緊張。張儀主張先伐韓，認為伐韓能“以臨二周之郊，……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又說：巴、蜀乃“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不主張先伐蜀。將軍司馬錯主張先伐蜀，理由如下：
其一，提出先易後難的原則，他說“臣願先從事於易”，蜀是小國，又是“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容易達到目的。
其二，蜀國有今有“桀紂之亂”，伐蜀“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西南地區）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其三，如果“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而且，這還會引起齊、趙與楚、魏的反對。所以，不能先伐韓。
秦惠文王采取司馬錯的主張，在更元九年（前316）派張儀、司馬錯等人率兵伐蜀。張儀等人率軍從子午道入蜀，在葭萌打敗蜀軍，滅蜀，後又滅了苴國與巴國。這是先易後難策略思想的一個大勝利。在此過程中，更元十年（前315），任命張儀為秦相。
司馬錯提出的“先易後難”策略思想，在當時是有意義的。戰國初期，西戎義渠就已“築城數十”，“稱王”，活動在北地、隴西一帶，以遊牧為業。秦與義渠發生衝突時互有勝負。如，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20）攻義渠，取鬱郅（今甘肅慶陽縣）；公元前317年，義渠趁東方六國攻秦之機，在李帛（地名）打敗秦軍。秦惠文王在平定巴蜀後，於更元十一年（前314），攻義渠，得二十五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由於楚懷王腐敗與張儀對楚懷王的肆意欺騙，楚將屈匄攻秦，秦軍在丹陽（今豫西丹水之北）大破楚軍，俘楚將領屈匄等七十餘人，奪取漢中。次年，秦又取楚之召陵（今河南郾城東）。先難後易策略雖非張儀提出，但張儀在執行時卻很盡力。李斯在上秦王政的《止逐客令》中稱讚張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