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從秦孝公六年（前356）開始變法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用了大約135年的時間統一了中國，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曆史事件。然而，秦統一後僅僅過了14年的時間就滅亡了，以致後來在中國曆史上再也沒有一個朝代以法家思想為指導了。這倒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客觀而論，從戰國初期開始，社會發展所呈現出的曆史使命，如以法治國、打擊舊的特權貴族、發展經濟使國家富強等方麵，法家的李悝、吳起、商鞅做出了重大貢獻。從戰國中期申不害重術，雖然他也用法，但他主要是個術士，主要關心的是君主如何通過“權術”維持其專製統治。到了韓非又把法、術、勢結合起來，搞封建君主的極端專製獨裁統治，既然如此，那麼全國共同尊守的法律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作者認為戰國時期法家學說的發展分兩個層麵：即法家學說的出現、發展與法家學說的蛻變。今就此問題論述如下：
一、戰國時期法家學說的出現與發展
春秋後期，由於井田製、田賦製度的變革，統治階級內部新舊勢力的鬥爭，《禮記?曲禮》所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禮製已無法維持社會秩序。所以，《左傳》昭公六年（前536）載，鄭國子產為相時“鑄《刑書》”。晉國叔向說他這樣作，會使“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鄭其敗乎！”。《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前513）晉國“鑄刑鼎”，頒布了範宣子所定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左傳》定公九年（前501），鄭國執政者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據注者解釋，鄧析所為竹刑在後，比子產所鑄刑書“為強”，故為執政者所用。
到戰國初期法家出現了，最初兩位法家的代表人物，竟然是從儒家弟子中轉化過來的。這兩位是李悝（子夏學生）與吳起（曾子學生）。李悝可以說是以法治國的祖師爺，以後中國曆代法律都是以他所著法經六篇為基礎增添修改而成的。《唐律疏議?卷第一》中說：
“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為律。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戶、興、廄三篇，謂九章之律。魏因漢律為一十八篇，改漢具律為《刑名第一》。”
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律為二十篇，於魏《刑名律》中，分為《法例律》。宋齊梁及後魏，因而不改。爰至北齊，倂刑名、法例為名例。後周複為刑名。隋因北齊，更為名例。唐因於隋，相承不改。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李悝所作的六篇法經，被商鞅傳授時，隻是改法為律。漢代在六篇法經的基礎上，加三篇，成為九章律。曹魏又增為十八篇，晉代為二十篇。此外，還講了篇名的分合過程。僅此一點就可以說明李悝對中國封建時代法律的重大貢獻。不僅如此，李悝的“盡地力之教”與“平糶法”又使魏國富強。劉向的《說宛?政理篇》說李悝主張“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等。這說明，李悝是法家的傑出理論家。然而，由於記載的簡略，《史記》也未給其作傳，關於李悝的詳情已無法了解。
魏文侯去世後，其子魏武侯繼位，用人唯親，任用公叔痤為相，公叔痤原為韓國公族，為相後又與魏國公主匹配，有了這層血緣親屬關係，武侯對他更加信任。公叔痤想把吳起從魏國排擠走，聽其仆人的謀劃，擠走吳起。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原文如下：
“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許配）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試）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從這段材料可以看出，公叔痤為把吳起排擠走，采納其仆人的意見。這一意見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說：魏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這實際上是挑撥魏武侯與吳起的關係。二是說讓公叔痤用以把魏國公主許配給吳起的辦法，來測試吳起是否願留在魏國？三是在公叔痤夫妻在與吳起談親事前，先與為其妻的公主說好，讓她對自己態度不好，怒而輕蔑自己，使吳起不敢答應與其他公主的婚事。四是吳起見這位公主如此輕視她的“為相”的丈夫，果然向魏武侯提出辭職。後來吳起就去了楚國。這完全是公叔痤耍的一個陰謀，把魏武侯與吳起都蒙蔽了。在當時吳起已是一位有名的軍事將領，把他從魏國排擠走，是魏國的重大損失。《呂氏春秋·仲冬季·長見》曾載把吳起排擠出魏國的人為王錯。但《史記》本傳則記載排擠走吳起的人為公叔痤，如果沒有別的材料否定這一記載，那麼排擠走吳起的人應是公叔痤、王錯兩人。
《史記》關於吳起的記載是有矛盾的，如關於殺妻求將的故事就不可信，這與上述引文所說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是“賢人”等都有矛盾。吳起說自己能“將三軍，使士卒樂死”、能“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能“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當時的魏相田文（或稱商文）都加以認可。吳起在魏國，受重用不夠。即使如此，吳起並沒有想離開魏國，吳起離開魏國是被人擠走的。吳起到楚國後，楚悼王聞吳起賢，當了令尹，采取一係列措施，進行改革，使楚國富強。平百越、並陳蔡，卻三晉，使“諸侯患楚之強”。由於楚悼王早死，在改革中傷害了舊貴族的利益，所以七十多家舊貴族發動叛亂，射死吳起，後又車裂。如果楚悼王多活若幹年，吳起在楚國的變法成為習慣，並沿續下去，後來統一六國的真可能是楚國。所以，吳起是為社會進步、社會正義而犧牲的。吳起雖然犧牲了，他作為與孫武齊名軍事家及其業績卻常留人世。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唯一成功的一次變法。商鞅變法一說是從秦孝公六年（前356）開始的，到孝公二十四年（前338）秦孝公去世商鞅被殺死而車裂，共用了十八年的時間。值得注意的是，商鞅與吳起最後都是被車裂的，說明了變法與反變法鬥爭的殘酷、激烈。然而，由於商鞅死時，變法已推行了多年，成了習慣，已無法廢止，所以商鞅變法成功了。
上述所說商鞅變法的成功，隻是初步的成功。因為這一變法是以使秦國富強為目的的，如果中間有某些環節上跟不上，仍然會失敗，仍然會達不到目的。如在變法過程中，經常要遇到舊貴族的攻擊、反抗，不能挫敗他們，變法就會失敗。商鞅生前曾兩次對舊貴族公子虔等人用刑，使其反變法的活動遭到失敗；在秦昭王時，逐穰侯（魏冉）、高陵、華陽、涇陽君，又一次粉碎舊貴族的破壞活動。《韓非子?定法篇》說：“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攻齊，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所以，穰侯等人是專為自己打算的，隻有清除了他們，改革才能成功。
另外，變法能不能取得最後的成功，還要看能否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提出形勢需要新的觀點、理論。在這方麵，秦軍事將領司馬錯提出的“先易後難”的策略，曾起過重要作用，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秦國兼並巴、蜀與漢中等地，使秦國國力提升了一個台階。此外，範睢提出的“遠交近攻”的策略思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惜的是，呂不韋提出引進雜家思想，似乎並沒有受到始皇帝的注意。始皇帝在統一六國後，如果能有一個急轉彎，引進黃老學派的“無為”與儒家學派的“仁政”思想，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秦朝可能就不會速亡。
總之，商鞅是李悝、吳起之後使變法取得成功的一位卓越的法家的代表人物、傑出的政治家。漢代劉向在《新序》中對商鞅的業績、品格有個中肯的評價說：
“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並河西，北收上郡，富國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胙），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並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故雖《書》雲“無偏無黨”，《詩》雲：“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後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並諸侯也。”這段話可以說明，商鞅變法的意義是多方麵的。除了使秦富強、為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等之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這就是“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法是國家共同遵守的法律，包括貴族、商君本人都必須尊守法律。商鞅死時，是因為兩次受了法律懲處的舊貴族公子虔之徒告他謀反，而被誣告而冤致死的。但商君之法是有“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在內的。這與現在倡導的公平、平等的執法精神是一致的。平常人們常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正說明這種公平執法精神是民眾所向往的。所以，商鞅以法治國的這種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二、戰國中期以後法家思想的蛻變
戰國中期以後法家思想蛻變的兩個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申不害與韓非，今分述如下：
（一）、戰國中期申不害的“徒術而無法”：戰國中期，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申不害為“術家”的代表人物。二人大約同時，申不害比商鞅遲死一年。商鞅在前356年開始變法，申不害在前355年被韓昭侯任用為相。商鞅是“以法治國”。申不害教韓昭侯以駕馭臣下之術治國。那麼什麼是法？什麼是術呢？《韓非子?定法篇》說：“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受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有的書“師”為“飾”，此據《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54年版，改正）也。”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所謂術就是君主控製臣下的方法、手段，即“人君南麵之術”。所謂法，就是臣下所執掌的賞罰臣民的法律條文。
那麼為什麼要用術，用術要達到什麼目的呢？，申不害在《大體篇》中說：
“夫一婦擅夫，眾婦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而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焉。今人君之所以高為城郭而謹門閭之閉者，為寇戎盜賊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國者，必非逾城郭之險而犯門閭之閉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其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國矣。”“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首，示天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治主。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為百當者，人臣之事也，非君人之事也。”從上引《大體篇》這兩段話中，申不害認為：臣下可以“專君”、“蔽君”，最後可以像“寇戎盜賊之至”一樣，“弑君而取國”。那麼麵對這樣的臣下，國君應當怎樣對待與操縱他們呢？
這就是申子所說的“術”？這個“術”就是要國君“藏於無事，竄端匿首，示天下無為”，使臣下不知道君主的底細，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想要作什麼？在這時，“為人君者”，要“操契（契約一類）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為達此目的，甚而不惜如郭沫若所說“設特種網羅，以偵伺所謂‘寇戎盜賊’之行徑而已。”這就是後來的特務統治了。最後，經過操縱，要達到“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設其本，臣操其末”等等。要使天下臣民都乖乖地聽君主的話。所以，申不害的“術”是從“君主本位”出發，是為君主專製統治服務的一種統治手段、方法。
申不害對待君主也是一位玩弄權術、不擇手段的人。魏惠王十六年（前354）、趙成侯二十一年。魏國發兵圍趙國都城邯鄲。那麼韓國麵臨著是站在魏國、還是站在韓國一邊問題，申不害這時剛當韓相一年。據《戰國策?韓策一》載《魏之圍邯鄲》一文說；“韓王問申子說：‘吾誰與而可？（我站在魏、趙哪一邊才好呢？）’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深惟而苦思之。’……申子微（暗中察訪）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悅）之。”《韓非子·內儲說上》也記載有與上述相似的一段話：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已受外國收買）也。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遝嚐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趙之功。”這一段話說明，趙國因邯鄲被魏國圍困，所以派人來找韓相申不害，請韓國“發兵將以攻魏”。
申子想報告韓國君主，恐怕君主懷疑他為趙國所收買，如不報告君主又怕得罪趙國。所以，他令趙紹、韓遝兩人試探君主的態度而後再據以說出自己的意見。這樣作對內既符合韓昭侯之意，對趙國也是有功的。在對這一問題的處理中，申不害完全沒有定見，也不敢公事公辦向國君如實反映情況，隻知逢迎討好君主，以便保位、邀寵。這樣的人，隻知貪圖個人的私利，還怎麼能依法治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