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以道家清靜無為而治作為漢初的指導思想，最初出現在齊國。在惠帝二年（前193），蕭何去世，曹參為漢相國，推行以黃老之術治國，在惠帝的認可之後，清靜無為的道家思想就成為漢初治國的之導思想的。從曆史紀年上來考察，惠帝當政七年、高後當政八年，共十五年。文帝當政二十三年、景帝當政十六年，文景共當政三十九年。後來所說的文景之治，主要就是指文景當政時期而言的。
曆史上所說的文景之治，一般認為主要是指在黃老無為而治思想指導下，恢複發展經濟的活動。但這樣說是不夠全麵的，從曆史記載來看，文景之治不僅是西漢初期恢複發展經濟的活動，而且應包括廢除秦暴政苛法、完善以法治國；恢複發展道德文化；恢複發展學派思想文化等振興國家的活動。這些活動對以後中國的封建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本節主要講在無為而治思想指導下，恢複和發展經濟的活動。
《史記》卷9《呂太後本紀》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垂衣拱手而治天下），高後女主稱製，政不出戶，天下宴然。刑法罕用，罪人是稀。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到了文景時，進一步廢除秦的苛法，出現一個恢複發展經濟的高潮。其表現是：
一、令民鑄鐵、開礦，促進工商業發展
從秦孝公用商鞅實行變法以後，重農抑商、重本抑末的思想深入人心。《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變法時頒布的法令說，“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據注家解釋：末，指工商業；本，指耕織；怠，指懈怠懶惰的人；孥，指官奴婢。這就是說，從事工商業和因懶惰而貧困的人，包括妻、子都要沒收為官奴婢。據《史記·孝文本紀》載，文帝元年（前179）十二月，文帝說：“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經過朝議，有關機構一致同意“除收孥相坐律令。”這一條法令廢除了罪人同產收孥連坐的律令，自然包括犯罪的經營工商業的人在內的。這說明工商業者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對發展工商業有利，對其工商業者及其家屬來說無疑是一種解放。
不僅如此，《史記·孝文本紀》載，文帝十三年（前167）的詔書說：“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集解引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這一詔書從農本與賈末都要向國家交納租稅這一點看問題，二者無異、二者相同，沒有什麼差別。因此，文帝既要重視農業，又要發展工商業。隻有二者都發展，才能增加國家收入。為了使二者有所差別，所以要讓農民免去田租。雖然如此，既要重農，又要發展工商業的思想已是其既定的方針。因此，可以說文帝已經從重農抑商、重本抑末，變為二者並重了。
此外，為發展工商業，文帝又采取一係列具體措施，促進其發展。這些措施的特點，就是廢除秦妨礙經濟發展的苛法，放手發展工商業。主要有以下三點：
其一，據《漢書·文帝紀》載，文帝五年（前175）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注引應劭曰：“聽民放鑄也。”這一詔令承認民間采銅鑄錢為合法，促進了采銅鑄錢與鑄鐵業的發展。這一法令對手工業、商業的發展都有積極作用。然而，民間采銅鑄錢業的發展，卻引起了朝廷內部激烈的爭論。《漢書·食貨誌下》引賈誼的話說，除盜鑄令後，造成了“今農事棄捐（舍棄）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錢多，五穀不為多”等等現象。雖然如此，漢文帝還是不放棄這一措施，可能是由於私人鑄錢當時還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商品交換。同時，允許私人鑄錢也可以省去國家鑄錢所花去的成本等等。所以，終漢文帝之世，沒有禁止私人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