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滅亡以後的東周時期，先是春秋時期的大國爭霸戰爭連續不斷，其後又是戰國時期的諸侯國的互相兼並戰爭激烈進行，秦統一後僅僅十四年又發生了推翻秦朝的農民起義。接著又發生了劉、項爭奪爭奪統治權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西漢初期當然要吸收春秋戰國以來各國改革之長，廢除以秦為代表的暴政苛法，實行以法治國，恢複發展道德、關心民眾疾苦與學派文化來振興國家。這一點從下述一些問題上看的是很清楚的。
一、廢除秦暴政苛法內容概述
西漢初年曾多次下令廢除暴政苛法，今據時間前後列述如下：
（一）、關於誹謗妖言與“除去秦法”問題：《漢書·高帝紀》載漢王元年（前206）冬十月，沛公還軍霸上，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已，誹謗（說人壞話）者族，偶（成對的人）語者棄市。……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沛公這一段話指出了秦法苛暴，竟至“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焚書時李斯說“以古非今者族”、“偶語詩書者棄市”，沛公之言，當主要指此。所以要“悉除去秦法”。
（二）、關於藏書問題：《漢書·惠帝紀》載：惠帝四年（前191）春三月“除挾（藏）書律”。注引張宴曰：“敢有挾書者族。”秦曾頒布此法，此法至此明令廢除。
（三）、關於除三族罪妖言令：《漢書·高後紀》載高後元年（前187）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注引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就是所謂“除三族罪”。三族罪，說法不一，一種說法是父族、母族、妻族；另一說法為父、子、孫三族等。犯這種罪的人，都要受極殘酷的刑。惠帝、高後廢除後，文帝時因方士新垣平謀逆，又“複行三族之誅。”所謂“妖言”據師古解釋即所謂“過誤之語”，實際上所謂“妖言”就是“欺騙、迷惑人”的言論。由於當時認為對妖言罪的處罰太重、太殘酷，所以惠帝、呂後才把它與三族罪一同下令廢除。
（四）、關於“除收孥諸相坐律令”：關於這條律令《漢書·文帝紀》的記載僅僅上述八個字，太簡略。而《史記·孝文本紀》的記載卻有近三百字，而且這條法令是經文帝與臣下的辯論後才通過的。《史記·孝文本紀》載孝文皇帝元年（前179）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人善也。今犯法已論，而使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有關機構都說）：“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治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愨（忠厚），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注引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坐其家世。”《漢書》注引師古曰：“孥讀與奴同”。在《匡謬正俗》卷二，師古又說：“孥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總之，孥有兩種解釋，一為人子，一為奴。此處應當“奴”講。
總之，從上述有關內容看，所謂“收孥諸相坐律令”，就是罪人的父、母、妻、子和同產的人都要沒收為官奴婢。這是一條關於民眾身份地位的法律。《史記》卷68《商君列傳》載“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漢文帝元年公布的上述法令，就是為了廢除這種“收孥相坐”的律令。其目的是把罪人的家屬從官奴婢地位解放出來。
（五）、《漢書·文帝紀》：文帝二年（前178）五月下令廢除誹謗妖言之罪，詔曰：
“今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祈神降禍於人）上，以相約而後相謾（欺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在惠帝、高後時已經廢除過一次妖言令，可能並未認真貫徹執行。文帝這次是第二次廢除，有其自身的特別的含義。在文帝在詔書中指出：由於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講話，所以使“上無由聞其過也”，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能招“來遠方之賢良”呢？這是文帝要廢除“妖言令”的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是民用“祝詛”的辦法祈求神靈加禍於人，以此相約而後又互相欺騙，吏又認為這是“誹謗”。文帝認為這是“細民之愚”，由於“無知”，觸及死罪，朕甚不取。所以規定，此今以後，有犯這種過失的人都不再治罪。總之，文帝廢除妖言令的目的就是為了讓臣下無顧慮地提出自己的意見，以便文帝加以采納，治理好國家；另外，就是為了赦免那些“無知”的犯有過失的“細民”。這些，都體現了文帝的聖明。這條法律是關於民眾言論是否有自由的法律，也關係到統治者是否能聽到民眾真話的問題。而誹謗妖言也是高帝指出要廢除的秦的苛法。所以漢初的統治者一而再地下令廢除。
此外，廢除秦暴政苛法相對地保證了民眾的人身、言論、職業自由，對社會發展有利。
二、漢初以法治國的曆史特點：
西漢初年從一開始，就重視以法治國。《漢書·刑法誌》載：“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溢削煩苛，兆民大說（悅）。”由於“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於是相國蕭何拾取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此後，漢初的以法治國有著明顯的特點，其表現如下：
（一）、以無為而治為指導的以法治國：關於這一點，《漢書·刑法誌》載：“孝惠、高後時，……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注引師古曰：“言以無為之法填安百姓也。”這裏所說的國家以“無為之法”使社會安定，使民眾“衣食滋殖，刑罰用稀”。這正說明漢代以法治國的指導思想是“無為而治”。《漢書·刑法誌》又說：
“及文帝即位，躬修玄默（沈靜無為），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蓄）積歲增，戶口浸（益）息（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從輕斷），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重罪者也），有刑錯之風。”這段記載是說：一是文帝即位後“躬修玄默”，也就是躬謹地遵循著“玄默”的原則。而所謂“玄”可理解為“深奧“；而所謂“默”，可理解為“不語”。辭書上解釋“玄默”為“沈靜無為”。這就是說文帝以“沈靜無為”，也就是以清靜無為的思想為指導，勸促免百姓盡力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也都是舊日的功臣，借鑒亡秦的教訓，論議務在寬厚。
這使得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日益增多。二是文帝又選張釋之為廷尉，犯罪有疑問的從輕斷獄讓民眾滿意，所以刑罰大省。以至於每年斷獄四百犯重罪的人，所以人們稱讚說“有刑錯之風”。而所謂“刑錯”，也稱為“刑措”，就是“刑法擱置不用”。《漢書·文帝紀》讚曰：“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注引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這一記載，充分說明，文帝時以法治國取得了成功，同時，這也是無為而治思想指導的產物。
在中國曆史上，治理國家好到“刑錯不用”，是很少出現的現象，這種現象西周初的成康時期曾出現過。《史記·周本紀》載：“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西漢文帝時期如西周初期一樣，受到如此高的評價，說明國家治理的是相當好的。
（二）、皇帝也要服從法律規定：西漢初期是重視以法治國的。而以法治國的一個特點就是皇帝也要服從法律規定。這是以法治國的一個基本要求。這在商鞅變法的實踐中與法家慎到的論述中都是很強調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的漢初抄寫的四篇古佚書，其中《經法》中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據唐蘭先生說，這四篇佚文就是《漢書·藝文誌》所著錄的《黃帝四經》。這說明“黃老術”是非常重視以法治國的。西漢初期，漢文帝就是一位認真尊法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