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始於何年呢？董仲舒對策時間在何時呢？並附帶談公孫弘對策的時間又在何年呢？本文就此三個問題談些意見。
一、“罷黜百家”始於何時
考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政策演變中的一件大事。從此以後，中國封建時代一直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然而，罷黜百家與獨尊儒術始於何時，學者中間還是有不同認識的，如有的學者說：
“建元元年，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可見罷黜百家，是衛綰建議，漢武帝批準的。”這段引文明確指出：“罷黜百家，是衛綰建議，漢武帝批準的。”作者認為，這一結論值得商榷，因為衛綰建議隻是說“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其中“申、商、韓非”是法家、“蘇秦、張儀”是縱橫家，這主要是罷兩家的建議。武帝批準的就是此建議。衛綰建議沒有提罷“黃老術”，也沒有提“罷黜百家”，所以說這是“罷黜百家”並不恰當。因此，“罷黜百家”不是建元元年冬十月對策時提出的。
尊儒有一個過程，文帝時已置《詩》、《書》兩家博士，景帝時又立《春秋》博士。景帝對齊詩博士轅固生很器重，又讓詩博士申公弟子王臧當太子少傅，尊儒的傾向已經出現。
根據《史記》的記載，“罷黜百家”最早明確提出是在建元六年六月田蚡當丞相之後，《史記》卷121《儒林列傳》對此有明確記載：
“及竇太後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這一記載對於了解“罷黜百家”與“獨尊儒術”最早出現於何時是很重要的。竇太後酷愛黃老術，是不許可“尊儒術”而罷百家的。竇嬰、田蚡等人曾因尊儒術被竇太後罷官。據《漢書·武帝紀》載：竇太後是在建元六年五月去世的。同年六月田蚡為丞相。田一當丞相，就“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這樣作的目的就是為了獨尊儒術。並且，還把這一精神貫徹在元光元年五月舉賢良對策會議上。《漢書·武帝紀》還載董仲舒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在對策中提出：“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一主張與田蚡“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的精神完全一致。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應是當時的丞相田蚡代表朝廷先提出的。而後董仲舒在對策中響應了這一精神。正如同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對策會議提出罷法、縱橫兩家是丞相衛綰首先提出的一樣，別人是不能取代的。
據《漢書》等有關記載武帝一生隻進行過三次舉賢良對策會議。建元元年冬十月是第一次，沒有提出“罷黜百家”。元光五年是第三次，也沒有再提“罷黜百家”問題。隻有元光元年五月第二次，提出了“罷黜百家”問題。而提出的人，首先是丞相田蚡，其次對策者董仲舒。這個事實可以說明董仲舒對策時間也在元光元年五月。
這裏還應說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漢初以黃老思想為指導思想的同時，又讓社會上學習其他各家的著作。文帝時選拔的人才不僅專學一家，也讓其兼學它家。如賈誼不僅“能誦詩書”，也“頗通諸家之書”；晁錯“學申商刑名之學”，太常又“遣錯受尚書伏生所”。而且，兩人均有博士稱號。同樣，武帝時雖然在舉賢良對策時先罷兩家，後又“罷黜百家”，隻是規定要從儒家學派中選人才當官，並不是不讓社會上學習其他各家的著作。而且，所選人才也是既學儒術，又兼學它家。如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對策時，經武帝批準罷了法家與縱橫兩家，這次選拔了嚴助為中大夫，後又任命其為會嵇郡守。武帝曾寫信對嚴助說“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莫以蘇秦縱橫對”。武帝在信中要求嚴助以《春秋》忠君精神來回答他的問題，而不要用蘇秦縱橫家的學說來回答。這也說明嚴助既學儒家的經典《春秋》，又可以學縱橫家的書。同樣，元光元年五月舉賢良對策時選拔出的董仲舒則是位“少治春秋”而又學陰陽家學說的學者。人們常常把他的舉賢良對策稱之為天人三策，而他在天人關係的理論就來源於鄒衍的陰陽家學說。元光五年對策選中的公孫弘，乃是位“學春秋雜說”、“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又著《公孫子》“言刑名事”。因此，可以說他是位學儒、法兩家的學者。在了解了上述情況後，就可以知道，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為了把儒術變成國家的指導思想，並把黃老術“無為而治”的思想從國家的指導思想罷黜出去，這就是其實質。這是國家政策變化前的指導思想的變化。此外，並不要求對策的學者不讀其他各家的書。不僅讓讀各家的書，漢武帝時還掀起了一個搜求遺書的高潮，搜求的遺書積如丘山，可以讀的書更多了，大大促進了當時思想與文化的發展。所以，決不能把罷黜百家理解為不讓讀各家的書。
二、董仲舒《舉賢良對策》時間考
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天人三策》）的時間在何時呢？《漢書·武帝紀》記載在武帝元光元年五月，《資治通鑒》卷十七改為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後《文獻通考》等書采納了《通鑒》的意見。究竟何者正確呢？雖然從南宋以來有的學者不斷否定《通鑒》的意見，然而有的又認為《通鑒》改的正確。改革開放後，施丁先生又一次著文否定《通鑒》的論斷，3其後有的學者又著文認為對策時間在元朔五年，6形成了百家爭鳴。
雖然對董的對策時間出現了不同意見，但符合實際的意見隻能有一種。本文就此問題，從以下四個方麵加以論證：
（一），《資治通鑒》卷17載董仲舒與嚴助都參加了建元元年的舉賢良對策，對策後“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助（嚴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為中大夫。”實際情況是參加這一年對策的隻有嚴助，董仲舒並沒有參加。理由如下：
1、據《漢書》卷64上《嚴助傳》載：建元元年冬十月“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武帝對嚴助說：“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從上述記載可知，建元元年舉賢良時，武帝看中了嚴助的對策，所以“獨擢”他為中大夫。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武帝派嚴助持節到會稽郡發兵救東甌，說明對他很信任。“獨擢”的含義是說參加這次對策的人沒有人封官比他大，所以稱“獨擢”。而且建元年間除元年進行過舉賢良對策外，其他年沒進行過。所以，嚴助的被“獨擢”恰恰說明董仲舒根本就沒有參加這一年的舉賢良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