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景帝紀》讚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躬儉，孝景尊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漢代文景之治所以會出現，漢文帝起了承上起下的關鍵性的作用，所以史書對文帝讚美有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漢初以道家的無為而治治國，竟然實現了儒家“仁政”、德治的理想。《史記》卷十《孝文本紀》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嗚呼，豈不仁哉！”集解引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這就清楚地告訴人們，漢初實行了“仁政”。
如果說漢初實現了“仁政”，而其關鍵人物就應是漢文帝。史籍對文帝多有讚頌，今擇其要者，錄如下，共分析研究。《史記》卷十《孝文本紀》載孝景皇帝元年（前156）十月，製詔禦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製禮樂各有由。……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除無罪。……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齊等）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形狀）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後。丞相等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與郡國諸侯都要世世年年祭祀祖宗之廟。這一段話高度稱讚了漢文帝的盛德與功績。
《漢書》卷四《文帝紀》讚曰中進一步稱讚了漢文帝，內雲：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總是）弛（廢弛）以利民。嚐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身衣弋締（黑色的厚繒），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淳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詔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幾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且，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賄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儀，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這一段評價說漢文帝為了“利民”，在即位二十三年之中，“宮室苑囿車騎服輿無所增益”。有不方便之處，總是廢除要興建的工程。並舉出具體事例加以說明，如，曾想作露台，召來匠人計算，說需要花“百金”。文帝就說：百金，是中等民戶十家的財產。我住著先帝留下的宮室，常常感到羞愧，為何還要作露台呢？又如，自己身上穿著黑色的厚繒；所幸的是竇皇後失明之後，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服不拖地，帷帳也無文繡，表示淳樸，為天下率先作出了榜樣。為自己修建的陵墓霸陵，用的都是瓦器，不讓以金銀銅錫作為裝飾；又利用了山的地形，不起墳堆，節約了民工。又舉例說：南越尉趙佗竟自立為帝，文帝詔其兄弟麵談，以德懷柔，佗遂去其帝號稱臣。又與匈奴結和親後，匈奴背約入盜，文帝隻令邊防守備，又恐煩勞百姓，而不發兵深入征討。吳王濞詐稱有病不朝，文帝還賜以幾杖。群臣袁盎等人諫說懇切，文帝常常表示要加以納用而實際上並沒有采納。張武等人接受行賄的金錢，文帝發現後不僅沒有處罰，反而加以賞賜，以使其內心慚愧。總之，文帝專門以恩德感化民眾，因此海內富庶，並興起了禮儀的建設，一年中僅斷獄數百，幾乎不用刑罰。啊！這是多麼的仁德！
漢文帝之所以能如此作，是因為他認識到關心民眾的生活與鞏固漢朝的統治二者是一致的。所以，他把關心民眾的疾苦放在了第一位，結果他在改善民眾生活、促進社會進步與鞏固統治階級的統治取得了雙贏。
總之，西漢初期以“黃老術”為指導竟然實現了儒家“仁政”、德治的理想。如果沒有西漢初期的“清靜無為”與以法治國，也就沒有後來的西漢中期實現的中國的大一統與國家的振興。所以，西漢初期這一段曆史是值得中國人民永遠懷念與記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