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在中國曆史上無疑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他在位期間，征討匈奴的侵略、通西域、通西南夷等方麵，為統一中國作出了重大貢獻。在學術思想方麵，他尊儒術、重法治、悉延（引）百端之學，對後來的學術思想政策有著重大影響。本文從他搜求、收藏遺書（典籍），及其促進歌詩、漢賦的發展方麵談談他對文化的貢獻。
一、搜求、收藏遺書對思想、文化的貢獻
秦始皇“焚書”，其後秦朝又頒布了“挾（藏）書者族”的法令。書籍是知識、文化的主要載體。焚燒書籍、嚴禁藏書，知識文化如何繼承、傳播？古老悠久的中華的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麵臨著中斷的危險。在這種形勢下，從漢初開始就出現了搜求遺書的現象，到漢武帝這一活動達到高潮，形成製度。關於這一點，《漢書·藝文誌》載：
“至秦……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武帝）喟然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劉歆在《七略》中也說：
“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在此同時，漢中央朝廷“置寫書之官”，把收集起來的遺書抄寫工整，妥為收藏保存。
漢武帝時，不僅中央各有關機構大力搜求遺書。郡國也搜求遺書，成績最大的有以下兩位：一位是景帝之子、武帝之兄河間獻王劉德。《漢書》卷53《景十三王傳》載，獻王劉德從民間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於辦法好，保護了獻書者的利益，調動獻書者的積極性，所以“得書多，與漢朝等”。劉德“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周禮》）、《尚書》、《禮》、《禮經》、《禮記》、《孟子》、《老子》，皆經傳說記，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另一位也是景帝之子，魯恭王劉餘，其人“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據《漢書·藝文誌》載，這次得到的書有《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其中《古文尚書》比漢初所得《尚書》二十九篇多十六篇。孔子後人孔安國“悉得其書”，“以今文讀之”。這些地方郡國所得遺書通過種種途徑都獻給了漢中央政府。如：獻王劉德見武帝時獻雅樂；孔安國所得孔壁之書也獻給了朝廷，因適“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4後來劉向據其書，校歐陽、夏侯尚書。
據文獻記載，漢武帝時搜求的遺書主要有儒家經籍、諸子傳記、史書、曲辭詩賦，另外還有各地上計的計書也妥為收藏。這就為古籍的整理、研究創造了條件。根據文獻記載，搜求、收藏遺書，主要在下述三方麵繼承、發展了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
（一）、促進了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與學術思想的發展：搜求、收藏遺書，促進了古籍的整理與研究是很明顯的。據《隋書?經籍一》載，《孝經》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收藏，漢初顏芝子顏貞獻出，凡十八章。後在孔壁中與《古文尚書》同出的古文孝經與顏貞所獻之書大致相似，但多出三章，後合並為二十一章，孔安國為之作傳。後劉向校經籍時又定為十八章。再如《周官》（《周禮》），武帝時李氏得《周官》，獻給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獻王以千金求夠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上。王莽時，劉歆開始為《周官》置博士，此後，《周官》流行於世。《論語》漢初有齊、魯兩個本子。齊傳二十二篇、魯傳二十篇。成帝時張禹刪齊語兩篇，依魯語定為二十篇，號《張侯論》。孔壁中也出了《古論語》，與魯語同，惟《子張》分為兩篇，故為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作傳。東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古論語》為之作注。總之，武帝時搜求遺書、典籍，對儒家經籍、諸子傳記與《國語》等史書的保存、流傳都有重大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武帝置五經博士時所用的儒家經書是用當時文字寫成的，叫今文經。魯恭王在孔壁中發現的書與民間獻書是用古籀文寫成的，叫古文經。此後，儒家經學就出現了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對後世儒家學術思想發展有影響。
（二）、對中國古代史學著作與史學發展有重大影響：《史記》卷15《六國年表》載：“秦……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譏刺也。《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這就是說，秦焚書時，各國史記都被燒毀，留下的隻有秦記，因不載日月，又文字簡略，所以損失無法彌補。漢武帝時設置史官，收藏天下計書、史書，對史籍的保存與史學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隋書》卷33《經籍誌二》載秦滅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製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令，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必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節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公，嗣成其誌。”此外，《隋書?經籍二》還強調了收藏天下計書對史學發展的重要性：“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必集……股肱輔弼之臣，扶義倜儻之士，皆有記錄。”又“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誌，固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班固因之作地理誌。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敘，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等）。”值得注意的是：漢武帝時設立了專門的史官，先後任司馬談父子為太史令，並規定太史令的職能之一就是收集各種典籍，如儒家經籍、諸子傳記、史書、天文、曆法、卜筮等書。朝廷還優先規定天下計書要“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這就為史官記載、研究曆史提供了前提。所以，《史記》雖然是司馬遷個人修的史書，但沒有武帝提供的有關條件，《史記》仍然是無法寫成的。
《史記》的出現有重大的意義，這表現在兩個方麵。首先，《史記》不僅通過《本紀》、《年表》、《書》、《世家》、《列傳》敘述了我國從五帝到漢武帝三千年曆史的發展和各式各樣的代表性的人物，而且通過《八書》記載了我國禮儀、音樂、曆法、天文、祭祀、興修水利、經濟等典章製度的變化，使我們可以從中了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通讀《史記》，我國曆史上三千年的發展變化、經驗教訓、興衰榮辱盡收眼底。它可以增強我們國家、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與開拓未來的勇氣。其次，《史記》開創了我國曆史上又一項巨大的文化工程。如果說孔子編訂六經與先秦諸子的出現標誌著我國一項巨大文化工程出現的話，那麼《史記》的誕生則是我國紀傳體正史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開端。《史記》開創紀傳體史書體例是我國所特有的，曆代相沿，至今已有二十五史。這是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觀，是值得中國人民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