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舉賢良對策》中的神學思想
董在元光元年五月舉賢良對策時，漢武帝問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照）厥（其）理。”
回答這樣的問題，可以有不同的回答，董在回答時，幾次引用孔子的話，但孔子是位不談天命鬼神的人。如《論語?公冶長篇》載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楊伯峻先生譯文為：“先生關於天性和天道的言論，我們聽不到。”《論語?述而篇》載：“子不語怪、力、亂、神。”譯文為：“孔子不談怪異、勇力、叛亂和鬼神。”然而，董在回答武帝提出的上述問題時，先引用孔子的話，而後就說非天命不行，這樣就宣傳了他的天命決定一切的神學論。如：董仲舒在對策中說：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命，天之令）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今文尚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複於王屋，流為鳥’，此受命之符也。”
董引用了《論語?衛靈公篇》孔子說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句話楊伯峻先生譯為“人能夠把道廓大，不是用道來廓大人。”這句話講的是人與道的作用問題，根本沒有牽連到天。但董接著說：“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並進而講了周武王伐紂時的天降的符瑞。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的治亂興廢，要靠天命才能解決問題。什麼是天降的“命”呢？董在下文中就說“臣聞命者天之令也”。這就是說“天命”就是老天下達的必須執行的命令，這樣，就把天說成是淩駕在人類社會之上的人格化的最高的神。因此，董就完全竄改了孔子的原意，用他的神學思想代替了孔子的學說。
再如：《論語?裏仁篇》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楊伯峻先生譯文為：“有道德的人不會孤單，一定會有誌同道合的人來和他做夥伴。”董仲舒引用了這句話後，就和災異、天命聯係在一起，鼓吹隻有天意才能解決這一問題。董仲舒在對策中說：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皆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累而妖蘖生矣。此災異所緣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從上文可以看出：董認為孔子“德不孤，必有鄰”這句話之所以行不通，就是因為“廢德教而任刑罰”造成的。由於“刑法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累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起也。”因此，“災異”所以出現就是因為“廢德教而任刑罰”造成的。緊接著，董在下段就說“臣聞命者天之令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又說“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最後，董對漢武帝說“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而且又引用孔子的話說“不教而誅謂之虐”，這豈不是影射武帝要讓“虐政用於下”嗎？等等。
從上述兩個具體事例看，董仲舒是把天的命令，即天命看成是天（神）的意誌，是皇帝應當遵守與服從的。至於儒家的學說、孔子的思想則是他可以任意篡改的體現天命理論的一種工具，這是董對孔子學說極不尊重的一種表現。在這次舉賢良對策時，董回答武帝的提問時，講的就是天人感應說。董仲舒反複強調“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並舉例說，周以德教治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反其道，“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董這樣作是希望武帝能按他說的以“天命”神學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然而從青少年就很英明的漢武帝沒有受他的欺騙、沒有上他的當。
董本質上是陰陽家神學的一位崇拜者、倡導者。在信仰神學、借神學騙人方麵與方士有相似之處。與方士的區別，在於董有儒學博士的招牌，因此方士因欺騙武帝而被處死，董則因有儒學博士招牌免除了死刑。董在對策中論證了以天命治國，國家就會強盛；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武帝、昭帝時，不斷有人搞天人感應影射朝政，皇帝沒有聽他們的話，如：董幾乎被處死，董的弟子眭弘及其同夥都被處死，而這時漢朝的國力總的看來是在蒸蒸日上的向上發展。而漢成帝時，外戚王氏專權排斥異己，一些人借天人感應害死成帝許皇後與正直大臣，此後漢朝的國力有如斜陽西下日趨衰敗。而王莽又借天人感應、讖緯神學為工具篡漢立新？可見，董仲舒的那套天人感應等神學理論恰恰充當了使漢朝衰亡的思想工具。
二、《漢書·仲舒傳》誇大董功績的事例考
董仲舒在對策中，除了講天人感應學說的天命觀、治國要用德教、嚴禁刑罰等之外；還提出了罷黜百家、興太學、令郡國舉賢等三項建議。然而，由於西漢後期以來對董的長期個人崇拜，《仲舒傳》在評論董的功績時，有的地方誇大其建議的意義，有的則把不是董的建議，也加在董的頭上；搞的真假不分，是非難辯。因此，應當了解董在對策中提出的建議的具體內容，以便搞清問題。《漢書》卷56《董仲舒傳》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