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統一國家出現，就出現了全國以一家思想為統治或指導思想的現象。秦朝以法家思想為指導、西漢初以黃老思想為指導，都是大家公認的現象。唯有以“獨尊儒術”而聞名的漢武帝以什麼思想為指導卻眾說紛紜。有的學者認為漢武帝以儒家思想為指導、有的又認為以法家或以“霸王道雜之”的儒法結合思想為指導。而且，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人們的認識對此也有變化。雖然如此，曆史的存在卻是客觀的。漢宣帝時發生了以漢家自有的“霸王道雜之”的製度治國、還是以“純任德教”治國的爭論，爭論的雙方對治國理論、用人路線等等都有明確的主張。這次爭論對漢武帝、漢宣帝以什麼思想治國會有一個進一步的認識；而且對太子所說的“純任德教”究竟意味著什麼也值得關注。作者不揣淺陋，就此問題考證如下，供參考。
一、“霸王道雜之”與“純任德教”之爭的由來與內涵
漢宣帝時出現了“霸王道雜之”與“純任德教”之爭，爭論的雙方是漢宣帝與太子（後來的漢元帝）。關於這次爭論，《漢書·元帝紀》載：
“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嚐侍宴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
這一記載說明太子認為宣帝“持刑太深”，殺了大臣楊惲、蓋寬饒。如果僅僅從執法公平、不錯殺人的具體問題出發，這個問題自然可以討論。然而，了解太子的漢宣帝卻認為：漢朝傳統製度是“霸王道雜之”，2而太子卻要廢棄它，代之以“純任德教”。這樣就把問題提高到了漢代重大製度存廢的鬥爭。為了弄清爭論的實質內容，必需弄清以下兩個問題：
其一，漢代“霸王道雜之”的製度是如何形成的，漢宣帝執行它的表現、後果如何？所謂“霸道”係指法家思想而言。法家與道家關係密切，漢初以黃老“無為”思想為指導，馬王堆發現的黃老帛書《經法·道法》：“道生法。法者，引得矢以繩，而明曲直者也。……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史記·儒林列傳》：漢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又《漢書》卷46《張歐傳》：張歐“孝文帝時以刑名侍太子”。這說明從漢初開始，漢朝統治者一直注意用法家學說（霸道）治國。雖然，漢初推行的是以黃老無為思想為指導，但同時又很重視以法治國。
漢武帝即位後，繼承發展了漢初的學術思想政策，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首先尊儒術，以儒家思想取代黃老思想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這表現在：建元五年（前136年）置儒家五經博士，罷各家傳記博士；元光元年（前134年）舉賢良對策時，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隻選學儒術對策者為官；元朔五年（前124年），興太學，為五經博士置弟子，在弟子中選官，以學習儒家經典優劣為標準。其次，漢武帝重視以法家思想治國，一方麵繼承了法家激進的改革思想，《史記·平準書》載：漢武帝說“朕聞五帝之教不相複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免罪”。這與商鞅變法時所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言論如出一轍。另一方麵，漢武帝又增訂法律，繼承先秦法家“法不阿貴”、嚴厲執法的精神，任用酷吏，以嚴刑峻法治國。不僅如此，漢武帝還把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雜揉、結合起來加以運用，選用“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的士人當官；恩威並舉，把嚴刑與赦免相結合；又以《春秋》決獄，把儒家經典當法典用。這樣，就形成了霸道、王道同施、德治與法治兼用的治國思想製度，也就是以“霸王道雜之”的儒法結合思想為治國的思想製度。所以，漢宣帝把“霸王道雜之”視為漢家自有的治國的思想製度。
漢宣帝是位堅持以“霸王道雜之”製度治國的皇帝。他重法治、“用刑法”治國。《漢書·元帝紀》注四引師古曰：“劉向《別錄》雲：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這說明宣帝愛研究先秦法家申不害的著作《君臣篇》，講的就是“以名責實，尊君卑臣”的繩治臣下的道理。這樣以法治國，自然就加強了皇權與中央集權。這表現在許多方麵：如繼承漢初傳統徙關東大族與高資富人於關中地區、任用酷吏打擊地方豪強、誅殺他認為譏刺朝政的大臣楊惲、蓋寬饒等人、對違法的霍光家族、嚴延年等嚴厲懲處，等等。這種情況並不否定他有可能錯殺了一些人。
然而，重法治並不必然廢棄儒術。漢宣帝就是如此，他在重法治的同時又尊儒術，如：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閣詔諸儒講論五經異同，親自稱製臨決；繼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後，又“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等博士。宣帝還按儒家學說實行德治：招集流亡，把公田“假與”、“賦與貧民”，2把農民重新安置在土地上從事生產。同時又平反冤獄，減輕賦稅、徭役，安定農民生活。宣帝在統治階級內部，認真平反其祖父戾太子的冤獄，因這一冤獄被“下至郡邸獄複作”、“嚐有阿保之功”的人，“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這些應該說是他用王道、仁義治國的體現。
“霸王道雜之”的製度就是把法治（霸道）與德治（王道）結合起來的治國方法。漢宣帝繼承漢武帝堅持以此治國。《漢書·宣帝紀》讚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信威北夷，單於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從這一評價中可看出：宣帝時不僅“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且還使“單於慕義，稽首稱臣”，實現了中國古代的空前的大統一。所以，漢宣帝是一位中興之主。在漢宣帝看來“霸王道雜之”的“漢家自有”的治國思想，也可以說是指導思想。這個思想、製度是不能廢棄的。
其二，漢宣帝為什麼反對以“純任德教”取代“霸王道雜之”的製度？他與太子的主要分歧何在？為此必須首先弄清楚什麼是德教？儒家認為：西周以德治、仁義、王道治國，製定政策符合民眾的利益與願望，民眾心悅誠服，上下融洽，長治久安；秦朝以法令刑罰霸道治國，刑罰苛暴，民眾怨叛，短命而亡。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
賈誼提出要特別重視以“德教”治國。他們所說的“德教”除了包含製定政策要從民眾的利益出發等德治措施外，還包括道德教化。所以，賈誼在《治安策》中說：“或道（導）之以德教，或敺（驅）之以法令。道（導）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融洽）而民氣樂；敺（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急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賈誼還指出：“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仇，”因此，短命而亡。賈誼在這裏強調以“德教”治國無疑是對的，但由於秦朝的滅亡而否定以“法令刑法治國”卻是片麵的。曆史經驗說明，從國家出現以後，治國是不能不用法令刑罰的，所以漢初一方麵廢除秦的暴政苛法，一方麵又依法治國。漢武帝一方麵尊儒術，一方麵又用嚴刑峻法治國，嚴厲打擊諸侯王的叛亂活動與不法豪強等等，才使國家空前強大起來。因此，不管用什麼藉口，片麵地要求隻用“德教”治國，反對用法律刑罰治國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所以，太子在這裏說的“純任德教”完全是一種純粹以道德教化治國、反對刑法治國的違背常理的幼稚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