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不幸詩人幸”，這是文學史的寫照，是一種文學現象，也可能是文學發展的規律。換個角度看，這又是一種社會現象，同樣也可能是社會發展的規律。
雜文與詩不一樣，雜文不是牡丹不是芍藥不是玫瑰，雜文是蒺藜，是黑刺。但無可爭辯的是，雖然雜文與詩有花與刺的區別，但同為“植物”，同是文學家族中的成員，便有某些共同的屬性。從文學史和社會發展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同樣地，國家不幸雜文家幸，或者說，雜文素材俯拾皆是，雜文家大顯身手，雜文事業繁榮昌盛的時期，便是社會上存在某些弊端甚至嚴重弊端的時期。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雜文的土壤越貧瘠越好。著名作家張賢亮說過：“如果雜文作者竟然找不到可寫的題材了，那才是一個社會的真正的幸福吧。”的確，如果號稱“革故鼎新，澄濁揚清”的雜文失去了市場，那社會之故之濁必然不多，政治必然清明，風氣自然優化。但可惜可歎的是，幾十年來，雜文的土壤並未滅絕，而且也未呈現貧瘠的趨勢。就目前的情況看，雜文的土壤還是相當肥沃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精神生活、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麵，似乎都可以找到取之不竭、極其豐富的雜文素材。刊載雜文的報刊越來越多，專門的雜文報刊不斷湧現，出版的雜文集與日俱增，雜文讀者群越來越龐大，雜文作者隊伍在不斷壯大。在雜文作者方麵，目前呈現這樣的特點：專門寫雜文的作家增多，小說家文學家學者兼寫雜文的增多，由詩人轉而成為雜文家且叱吒雜壇的人數增加，作家中以寫雜文為主業而感到職業自豪感的較為普遍。社會上呢，對於雜文家也普遍較為尊重和歡迎。
老牛是搞理論行政工作的，業餘寫了一些雜文，未成想竟在塞上弄出了點名堂，這叫我欣慰。但在為個人的榮譽欣慰的同時，也為國家和民族的現狀感到憂心。其實，雜文家的成功是建立在國家與民族的疾患上的。所謂“雜文家幸”，應當從兩個方麵去認識，一方麵，因為國家的不幸使雜文家成了功出了名這是“幸”，但另一方麵，國家和民族的肌體呈現出那麼多的疾病，作為民族的一分子，國家的一個成員，雜文家又有何幸可言！在這個意義上，雜文家同樣是極其不幸的。
雜文家有許多的願望許多的目標，但最大的願望最高的目標，大約不外乎通過自己的努力，提高民族素質，促進社會發展，使雜文日益衰微，以至絕滅。如果雜文及雜文家與別的文學品種別的作家有什麼不同，最大的不同便在這裏。這也便是雜文家的心靈軌跡。這裏麵充滿了矛盾，充滿了殉道精神。可社會又可以讓雜文家大放其心，雜文家失不了業，雜文隊伍還可以不斷壯大，雜文事業仍可以更加繁榮，這是偏離雜文家心靈軌跡的。雜文家算什麼？一群書生而已，不過多些鈣質多些血性。而鈣與血，似乎對某些疾患特別是對某些痼疾沒有療效。這就注定了雜文家的心靈軌跡便是流星的軌跡，任你一顆顆隕落，夜色還是夜色。流星的隕落雖有閃光的一瞬，也能稍許照亮夜空，可作用微乎其微。所以，雜文家們盡可以憑自己的愛好、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責任去行事去努力去抗爭去呐喊，可別指望雜文家們能改造社會。這話可能說得過於悲觀，但我以為卻是實情。
魯迅故去多年了，魯迅的營生卻越來越紅火起來，這是魯迅的必然軌跡？我說不清。好在眼下搞不清的事太多，回答不上一兩個問題眾人也不會輕蔑和怪罪，那我就姑且存疑吧。可以令人寬慰的是需要用詩去歌頌粉飾的時代未必是好時代，而容得下雜文的時代雖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畢竟還屬於正常的時代。
正常的時代是有希望的時代。
199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