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保和曾國藩一樣，以敢於上疏言事聞名於官場。去年他為戰爭局勢擔憂，上疏陳述時務，指出太平軍“起事以來，未嚐挫衄，視官兵如兒戲”，而官軍則“日久暴師，鈍兵挫銳”，清王朝已麵臨從海疆到畿輔“在在堪虞”的地步。太平軍直逼武漢時，勝保又奏陳籌防之計，認為太平軍不會守備武漢，而會東下金陵，請朝廷在長江沿岸加築炮台，控製江麵，以防太平軍順流東下。他表達了以鎮壓太平軍為己任的決心。鹹豐扭轉了對他的看法，以為勝保滿腹經綸，且有力挽狂瀾之誌，便令他到琦善帳下聽候差遣。從此勝保離文就武，踏上了軍旅之途。
琦善雖然離開了河南，但並未打算迅速進入安徽戰場。他於正月二十一日才走到湖北應山的東旺鎮，一待就是五天。
正月三十日，祁俊藻向鹹豐奏道：“今接琦善奏報，大軍在湖北應山境內駐紮。”
鹹豐皺眉問道：“他留在湖北幹什麼？”
“據他說，在等待河南的馱騾。可是，據微臣所知，河南似非產騾之地，即便向民間雇用，一下子豈能雇得六千頭之多？似這樣等待下去，恐怕會耽誤大事吧？”
鹹豐站起身，從祁俊藻手中一把奪過折子，打開看了幾行，怒道：“哼，又是敷衍塞責！春時耕作方興，田間需騾孔亟，若是強行征集，勢必鬧得全省雞犬不寧，那麼朝廷用兵，又怎麼談得上保衛百姓？琦善明知其中利害關係，卻叫陸應轂去辦根本辦不到的事情，為他貽誤軍機預設借口，此人究竟是何居心？你趕緊替朕擬嚴旨訓斥，令其不待馱騾，火速進兵！”
朝廷的文武百官，都看出前線大員無可依靠。二月二日，翰林院侍讀學士宋晉為皇上出主意，建議重用江忠源的楚勇。他指出，安慶失守以後，長江下遊岌岌可危。向榮統帶大軍繞道行走，不知能否趕到敵軍前麵，而後路並無勁旅跟追，也難收合剿之功。鄧紹良在湖南守城時極著聲威，江忠源謀勇兼備，屢有戰功，他們的部隊都是勁旅，應當任命鄧紹良和江忠源幫辦軍務，令鄧紹良仍帶鎮筸兵，江忠源仍帶舊部楚勇，迅速覓船順流東下，緊追逆賊，與向榮前後剿撫，才有希望迅速成功。
由於蔣文慶死在安慶，安徽已無巡撫，鹹豐決定再次起用老臣周天爵，補授他為安徽巡撫，把安徽的軍務和民事全部交給他，叫他盡心籌劃。同時，他采納宋晉的建議，令新授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壽春鎮總兵鄧紹良，各帶親信部隊，火速趕赴江南向榮軍營。為了預防太平軍越過黃河，又令太常寺少卿雷以、翰林院侍講學士晉康前往河南，會同楊以增巡查黃河口岸；令詹事府少詹事王履謙前往東河，會同福濟巡查黃河口岸。
接著，鹹豐接到向榮的奏報，上疏日期為正月二十六日，地點仍是九江。鹹豐大吃一驚，不知這位老將的行動為何如此遲緩。原來向榮認為陸軍根本無法阻擋敵軍沿江而下。他說，敵軍銀糧輜重盡在船中，絕不肯棄舟登陸。根據途中的諜報，敵船有二千多艘，單是在武昌得到的大炮就有二百數十門，從嶽州、武穴、九江所得的大炮也為數不少。既然敵軍擁有大量船隻與火炮，官軍沒有水師，就隻能眼看他們得逞。向榮聽說上海泊有火輪船，上海道吳健彰對海上情形最為熟悉，他現派人送去急信，令吳道台配齊拖罟、舢板等項戰船開向江蘇。他又聽說溫州洋麵有頭等蟒船及拖罟、大爬各種船隻，船堅炮利，但不知數量有多少，炮勇多不多。他已派人給溫州鎮總兵送去急信，令他統計船隻和兵員數量，委派得力的水師將領，帶到江蘇聯合作戰。
二月四日，鹹豐令軍機大臣給怡良和王懿德下達上諭，令他們迅速從福建各標營內揀派得力精兵二千名，配足軍裝器械，火速經浙江開赴江蘇，交給楊殿邦調遣。
長江下遊敗報頻傳，京城的滿清王爺貝子們都坐不住了。同一天，十二名王爺和兩名貝子，包括恭親王弈訢、睿親王仁壽、鄭親王端華、怡親王載垣、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聯名向鹹豐呼籲，譴責兩年來朝廷派出的前線總司令指揮無能，要求向東南一帶添派精兵。他們認為，隻要將滿人的精銳之師派上前線，就能迅速地結束戰爭。否則讓逆賊堵塞了南北的通道，糧運不通，京城就失去了江南的財富和糧食，留下心腹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