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不盡的黃皮膚像黃河的浪，
數不盡的黑眼睛比繁星燦爛……”
這是一首歌中的兩句詞，唱起來鏗鏘有力，威武雄壯，但在現實生活中，望著這像黃河波浪的黃皮膚與比繁星燦爛的黑眼睛，卻不是那麼輕鬆。
據統計部門的資料，2003年中國人口總量估計為12.93億人，2004年突破13億。
13億，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有人作了這樣一個計算：13億人站在赤道上，可以繞地球50多圈；13億人張開13億張口，能一口吞下頤和園那麼大的一張餅；13億人一天要吞進78萬噸糧食、4.7萬噸豬肉、3.6萬噸酒……假如這些東西都用解放牌卡車拉，要20多萬輛，一輛接一輛排下去，能從北京排到南京。
誰都可以想象得到，要填飽這13億中國人的肚子，是一項多麼巨大的工程，而這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又是一個多麼沉重的負擔。因此，我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會見一位外國元首時，也不由深深地感慨：“我們難就難在人口太多。”
無論科學怎樣發達，社會怎樣進步，人類都必須依靠糧食來維持生存，這也就注定了吃飯問題，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人類的第一大難題。而這對於一個現在已經有了13億人口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那麼，13億中，國人以及將來達到人口峰值時的16億中國人，要吃飽吃好到底需要消費多少糧食呢？我們的黃土地又能不能生產出我們需要的糧食呢？這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
一、填飽13億人的肚子：中國最艱巨的工程
人口是怎樣膨脹的
當你悠閑地抽完一支煙時，全國各地的醫院裏便有200多個新生命呱呱墜地——這就是目前中國的人口現實！
早在150多年前，中國的人口還不到4億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中國過剩的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
可惜，我們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忠實信徒，卻偏偏忽視了他們富有遠見的警示，等我們發現人口多，力量大，消耗更大的時候，中國的人口已像發酵的麵粉，再也壓不下去了。
中國，這個自詡為雄視千古四海稱臣的“中央大國”，自從盤古開天地，曆朝曆代的君主總是鼓勵百姓生息旺族，而百姓居家過日子，也總是盼著人丁興旺，子孫滿堂。對中國影響較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明確主張人口增殖。他振振有詞地說：“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五千年宗法封建傳統文化的浸潤和孕育，形成中國人獨特的生育價值觀念：多子多福。“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也一度成為中國人引以為豪的啟蒙教材。
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意識裏，中國的人口迅速膨脹了。
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中國人口發展同世界人口發展一樣，處於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階段，因此人口的增長並不顯著。據有關資料顯示，大約公元前2100年的夏禹時期，我國僅有人口1355萬人；到公元2年的西漢時期，我國的人口也隻有6000萬人；直至明末清初18世紀上半葉，我國人口才達到1億。這也就是說，在我國人口發展史上，從1000多萬到突破1億大關，經曆了至少3800年的漫長歲月。
我國人口發展的第一個鼎盛時期是清代。全國人口總數於1762年、1790年和1834年分別超過2億、3億和4億，其間每增加1億人所需年限分別是21年、28年和44年。這意味著，中國早在18世紀下半葉和19世紀上半葉，就創造了世界20世紀前60年的人口增長速度，比世界人口提前啟動一個半世紀。到1834年突破4億，從而奠定了中國人口眾多的基礎。基數大了以後，即使是較低的增長率，也會像滾雪球一樣，帶來較大的增長量。我們當前的人口問題，就正是陷入這種困擾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則是我國人口發展的第二個鼎盛時期。1949年我國人口為5.4億，1953年達到6億。此時全世界的人口還不到30億，中國占了世界總人口的1/5。如果這個時候我們能清醒地看到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與較高的人口增長速度(據馬寅初先生推算為22‰)，或許我們不會有今天這樣尷尬的局麵出現了，但當時我們不但沒有認識中國的人口危機，反而以“人多力量大”為口號，使人口處於任意膨脹的局麵，讓我們付出了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昂貴代價。
1963年，中國的人口增至7億；
1968年，超過8億，僅5年時間增加1億；
1973年，超過9億；
1980年，達到10億；
1989年4月14日達到11億；
1995年2月15日達到12億；
2004年達到13億……
每增長1億人口所需年限最長為10年，最短的僅5年。建國50年淨增人口7億。
從1973年開始，中國采取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也確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人口增長率由最高峰時的30‰下降到了現在6.5‰左右的低位，總和生育率降到1.8的替代水平以下，但由於人口基數龐大，每年新增人口仍然有800多萬人，相當於一個多香港、兩個多新加坡的人口。
增加一個人就要增加一個人的糧食消費，而在土地隻增不減的狀況下，持續增長的人口便給我們的糧食安全帶來持續增加的壓力。
吃飽肚子不容易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萬群眾齊聚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在群眾的歡呼聲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5億多人民歡欣鼓舞，從此揚眉吐氣。
但是，作為共和國締造者的毛澤東卻深知，他接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最棘手的便是吃飯問題。由於國民黨政府的腐朽統治，加上戰爭不斷，災害頻發，1949年的糧食總產量僅11318萬噸，比1936年下降了12%，雖然人均有209公斤，但事實上，由於耕地的70%掌握在少數（約10%）的地主、富農手裏，因此，糧食的占有與消費極不平衡，占總數90%的貧農、雇農和城市廣大工人、小市民陷入貧困狀態，食不果腹，瀕臨無法生存的境地。以至當時饑民遍地，餓殍載道。不少西方人士為此斷言：新中國將由於解決不了自己的吃飯問題而垮台。
毛澤東，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他深知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對於一個新誕生的國家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因此，他不僅把“以糧為綱”寫進農業發展的總政策，而且還具體製定了“水、肥、土、種、密、保、管、工”的糧食生產“八字方針”。他以一個偉人的氣魄和胸懷，帶領全國億萬人民興水利，造梯田，墾荒地，改造山河，“深挖洞，廣積糧”……
作為共和國的第一任領袖，他為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雖然其中有許多曲折，有許多坎坷，但從此以後，除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出現過一次糧食危機外，中國再也沒有發生過大麵積的饑荒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至少有飯吃了。
從糧食的人均占有情況看，1952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首次超過1936年的水平，達到16392萬噸，人均占有糧食275公斤，比1949年增加了66公斤。
這是一次最大的飛躍，是從饑荒向溫飽的一次大的跨越。
遺憾的是，信奉“人多力量大，熱氣高”的共和國領袖卻忽略了人口發展的副作用。以至於以後20多年，雖然我國的糧食總產、單產年年增長，但人均糧食占有量卻一直在300公斤左右徘徊。1965年為268公斤，1978年為316公斤。29年中，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增加107公斤，平均每年僅3.9公斤。
1979年，我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糧食生產又出現了一次較大的飛躍。這一年，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342公斤，比1978年增加了26公斤。以後幾年有所回落，1984年再創高峰，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392公斤，創解放以來的最高記錄。
以後的十年，糧食總產、單產仍然不斷提高，但增長的大部分被增長的人口抵消了。以至1996年我國糧食總產首次突破5億噸時，人均糧食占有量卻仍隻有402公斤，與1984年相比僅增加了10公斤。而到2003年，由於糧食產量大幅度減少，人均糧食占有量跌到333公斤，回落到了改革開放前的水平。幸好前幾年我國糧食生產大豐收，糧食庫存充足，因此沒有影響我們的消費水平。
新中國55年，我國在糧食生產方麵耗盡了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雖然糧食總產最高增長了近四倍，而人均糧食占有量卻最多隻增長了1.8倍，僅隻恢複性地達到清代的水平。據統計，戰國末年，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為460公斤，唐朝達到628公斤，宋朝579公斤，明朝559公斤，清朝中葉314公斤。當然，在封建統治社會裏，人均糧食占有量遠遠不能說明中國人的糧食消費。因為封建社會的剝削製度，使大量的耕地掌握在少數地主、富農手裏，相應的絕大部分糧食也被控製在他們手裏，因此，農民、小市民、工人真正的糧食占有量少得可憐，基本處於饑餓狀態。而現在，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製度，采取的是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糧食的占有與消費全國各地區、各階層、各行業基本平衡。換句話說，目前我國的人均糧食占有實際上也是“人人占有”；人均消費基本上也是“人人消費”。這就是我國為什麼人均糧食占有量不高，但卻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實質原因。
由於人均糧食占有量決定人均糧食消費量，因此，我們考察中國人均糧食消費量的情況，也能看到與人均糧食占有量基本一致的發展過程。
1949年全國解放時，我國的農業生產由於國民黨政權的腐敗以及戰亂頻仍，受到嚴重的摧殘，相應的糧食消費下降到了一個極低的水平，絕大多數的農民和小市民處於饑餓與半饑餓狀態。解放後，我國采取了一係列發展糧食生產的措施，同時加強了糧食市場管理，打擊不法糧商囤糧投機的行為，才基本上緩解了建國之初的饑餓危機。1952年，我國的人均糧食消費量逐漸增加到197.6公斤。
1953年起，我國開始實行宏偉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隨著生產的發展，國民收入增長了45.2%，職工平均工資增加了42.8%，農民收入增加了27.9%。我國人民的糧食、牛羊肉、食油、糖等基本生活消費品的消費量增長很快。到1957年，我國人民的糧食消費量增加到203公斤，豬肉增加到5.08公斤，牛羊肉達到1.11公斤。這意味著，解放8年後，中國人民終於從饑寒交迫中踏上了溫飽之路。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初步的滿足。“吃得飽了，穿得暖了，生活安定了，心裏踏實了。”正是這一時期人民消費水平和心理狀態的真實寫照。
如果說從1949年到1957年，我國人民的消費水平在第一個8年呈逐年上升趨勢，並於1957年達到高峰的話，從第二個8年開始，這一發展勢頭卻連年受挫，急劇下降，至20世紀60年代初跌入低穀。國家統計局曾以可比價格對建國以來的居民消費水平作出統計，如果將1952年消費水平指數定為100，則1957年已上升到122.9%，而到1961年又下降到99.4%，尚不及1952年的水平。與1957年比較，糧食消費減少8.4%，食用植物油消費減少47.8%，豬肉消費減少80.6%。之所以造成這一局麵，主要是脫離實際的“大躍進”與“浮誇風”，加上嚴重自然災害，致使全國農業生產大幅度滑坡，糧食生產尤其急劇萎縮。
1961年後，黨和政府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工農業生產逐漸恢複到健康發展的道路，1965年再次達到高峰。消費水平指數由1961年的99.4上升到132.7，超過1957年的水平。1966年後，中國又陷入了一場曆時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政治上的瘋狂，加上人口盲目發展，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處於基本停滯的狀態。到1976年，我國的年人均消費量，糧食為190公斤，與1965年相比，11年時間僅增長了7公斤，平均每年增長不到1公斤。平均每人每月15.8公斤，這就是當時一般國家公職人員每月分配14.5公斤大米還很難到位，必須用一些紅薯之類的東西抵充的原因。豬肉由1965年的6.29公斤增加到7.38公斤，11年時間僅增加了1.09公斤，平均每年增加不到0.1公斤。其他如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
直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國的工農業生產和人民消費水平才迅速大幅度提高。1979年起，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開始明顯增長，這一年達到207公斤，1988年達到249公斤，10年時間裏增加了42公斤，平均每年增加4.2公斤，而從1965年到1976年的11年裏，卻隻增加了7公斤。人均豬肉消費達到9.66公斤，1988年增加到14.91公斤，10年增加5.25公斤，平均每年增加0.5公斤，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平均每年增加不到0.1公斤。食用植物油、牛羊肉也都普遍增加。
又經過10年，到1997年，中國的消費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無論是糧食還是肉類，都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接近或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1997年，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量為388公斤，肉類50公斤，蛋17公斤，奶6.6公斤。我國糧、棉、油、糖的消費量分別比1978年增長0.62倍、1.1倍、3.1倍和2.9倍，豬牛羊肉和奶類產品分別比1978年增長了4.6倍和6.1倍。
總體來看，我國目前的人均糧食消費量已基本保證我國成為溫飽型的社會。400公斤左右的人均糧食消費不僅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整個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它雖然還隻有美國等發達國家人均糧食消費量的1/3～1/2，但已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坎坎坷坷五十多年，我們終於擺脫了饑餓、擺脫了貧困，走向了溫飽，並正在走向小康。但是，我們也從中感覺到，在人多地少的國情裏，要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是一件何等不容易的事情。
吃飽之後還要吃好：間接消費成主流
布朗在他那本引起世界轟動的《準能供得起中國所需的糧食》一書中，引用了一個例子：1993年，當一位記者向一位邊遠山區的農民了解關於生活狀況的改善問題時，這個農民的回答是：“總體來說，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們家現在每周能吃上4次到5次肉，而10年前我們根本吃不上肉。”布朗據此認為，中國的人民正在大幅度地改善其膳食結構。而像目前中國這樣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改善膳食結構，布朗認為是史無前例的，將會造成全世界的糧食供應緊張。
當基本解決溫飽問題後，人們要求還吃得好一點，這是非常正常的，絕不是什麼奢侈，而是一種社會發展的必然。從所有國家的發展過程看，都經曆過類似的情形。中國的農民多吃幾餐肉，就大驚小怪，甚至認為會影響到世界的糧食安全，顯然是荒誕的，也是不公平的。
人類消費的大部分物質和95%以上的蛋白質取自土地，其中80%以上的熱量和75%以上的蛋白質來自耕地提供的糧食。根據熱量計算，一個人僅維持生命，每年需要125公斤糧食；如果要保持一定的體力，並保持良好的營養狀態，每年必需消費230公斤糧食；如果要保持充足的體力和充分的營養狀態，每年必需消費糧食300公斤；而如果要保持較好的體力和較充分的營養狀態，則每年必需消費糧食400公斤。
中國雖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由於黨和政府對糧食生產的重視與對人民生活的關心，中國的糧食消費已超過維持充足體力和充分營養狀態的水平，接近與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我們要全麵實現小康社會，一個基本的門檻，或者說一個重要的標誌，便是人均糧食消費達到400公斤。
也許許多人會對筆者引用的數據發生懷疑：現在我一天難得吃幾兩米，早晨喝杯牛奶，中午吃點魚肉，晚上喝盅小酒，吃飯隻是一個名義而已，我這一年能消費多少糧食？正因為有這樣的疑問，許多人認為中國目前的糧食產量早就超出我們的需求了，現在還提什麼糧食安全，實在是多此一舉。
其實他們錯了，他們隻知道吃的米飯、饅頭是糧食，卻不知道喝的奶、吃的肉、飲的酒也是糧食。實際上，一個人的糧食消費包括直接和間接兩部分。直接消費是人們直接消耗糧食，也就是填飽肚子，包括每天一日三餐吃的米飯、饅頭、窩頭等主食（即口糧）；點心、豆製品、米粉等副食品（即食品工業用糧）；以及飲料酒用糧。這是一個人生存的基礎，中國幾千年為之奮鬥力圖解決的吃飯問題，基本上都是處在這一個階段。間接消費就是動物類食品的消費，它是用糧食飼養動物後，人類食用動物肉間接地消費糧食。人們雖未直接消耗糧食，但卻是將糧食以飼料的形式轉化為動物的肉（譬如豬肉、牛肉、羊肉、雞肉等）後食用。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間接消費逐漸成為主要的消費。
人體需要的營養物質，有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礦物質、微量元素等。衡量人們食物構成水平，是以食譜中提供的能量和蛋白質多少為標準的。人體對食品營養的需要，不僅需要植物性脂肪和蛋白質，也需要動物性蛋白質和脂肪。蛋白質是由若幹氨基酸構成的含氮有機化合物，是組成人體各種組織細胞的基本物質。但動物性食品的蛋白質含量比穀物食品的蛋白質含量高70%以上，並且動物蛋白質所含的氨基酸搭配合理而且比較齊全，易被人體吸收，所以合理的膳食消費結構中，動物性食品必須占一定比重。
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基本解決了吃飽的問題後，他們就會必然要求吃得好一點、精一點、有營養一點，這就是吃飽向吃好的轉化。具體的表現是動物類食品提供的營養逐漸超過糧食直接食用提供的營養，也就是人們間接消費的糧食逐漸超過直接消費的糧食。
綜觀世界發展史，我們發現，動物類食品的消費與經濟的發展基本上是一種正比關係。經濟發達的國家，人們消費的動物類食品都比較多，或者說，動物類食品在食品結構中所占的比例都比較大。
中國人的動物類食品消費長期處於比較低的水平。1952年人均豬肉消費為5.9公斤，每個月不到半公斤。由於人多“肉”少，當時全國普遍實行計劃供應，每個中國人每個月大概分配四五市兩的豬肉。直到1978年，人均豬肉年消費也不過7.67公斤，每個月不過0.6公斤，大概也隻是偶爾稱點肥肉煎點油開開葷，過年過節吃一頓兩頓肉。
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使人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不僅人們直接消費的糧食增加，從而使全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肉類消費大幅度增加。餐餐吃肉、頓頓開葷的家庭，已比比皆是。據統計，1980年，人均肉類消費達到11.2公斤，1985年13.9公斤，1987年14.5公斤，1988年14.9公斤，1993年全國肉類總產量達到3780萬噸，人均31.9公斤，1994年，總產量4300萬噸，人均35.8公斤。1997年，我國人均肉類消費達50公斤，是1980年的4.5倍。除此以外，我國人均占有蛋17公斤，奶6.6公斤。
在這樣短的時間裏，中國人的肉類消費增長幅度如此之大，這是許多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無法比擬的。事實上，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上，我國還處於低收入的經濟不發達國家，而在食物消費的量和質上，我國都已達到或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據專家測算，1978年以來，我國食物消費和營養水平有了較大的提高。1995年，平均每人每天供給的熱量達到1140.98萬焦耳，蛋白質和脂肪分別達到70克和52克，高於同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國家，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每人每天食物中含蛋白質70.9克，脂肪67.5克。當然，一些發達國家遠遠高於這一水平。像美國，每人每天食物中含蛋白質109.9克，脂肪154.4克；法國分別為112.9克和167.1克，意大利分別為107.4克和145.8克。但像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能在如此短的時間裏，不僅以足夠的糧食直接消費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隨著肉類消費的增加，膳食結構與營養水平得到了較大的改善，這在許多國家都是難以做到的。
因此，在現在的中國，人們關心的不是有沒有東西吃，而是有什麼東西吃。肉類食品消費的大幅度增加，是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來，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的一個重要標誌。
不過，比起一些發達國家，我們的肉類食品水平還有很大的差距。早在1985年，美國的人均肉食品消費就有69.6公斤，原蘇聯是61.4公斤，而到1997年，我國的肉類占有量才達到50公斤。在我國，由肉食品給提供每個人每天的蛋白質還不到食物蛋白質的30%，而美國，由肉食品提供給每個人每天的蛋白質是69.3克，占食物蛋白質的66.4%。另外，法國是70.4克，英國是51.2克，世界平均水平是22.4克。
在目前我國的糧食消費結構中，直接消費還是占據主要的地位。我國人均直接消費的糧食遠遠超過美國、英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據測算，我國是美國的3.7倍，是原蘇聯的1.6倍，是日本的1.8倍。
由此看來，我國在糧食的間接消費上，還有著較大的上升空間，體現在糧食生產上，則意味著更大的壓力。因為肉類食品的增加，也就是糧食的間接消費量增加。
盡管每單位動物類食品所含的營養成分要遠遠高於每單位植物類食品，例如一斤肉所含的蛋白質、脂肪等要遠遠多於一斤大米或麵粉的含量，但是每單位動物類食品所需要消耗的糧食也大大多於人們直接消費相同單位的糧食。這也就是說，人們消費的肉食品增加，相應的也就間接消費的糧食增加，而這種增加不是1：1的關係。按我國目前的水平，每產1斤肉，就需要消耗7斤糧食（飼料）。換句話說，我們每多消費1斤肉，就等於多消費了7斤糧食。這也就反映了，讓人們吃好比吃飽要困難許多倍。這反映在糧食消費結構上，就是飼料糧的大幅度增加。
1980年，我國全部飼料糧消費為386.5億公斤，人均39.2公斤；到1986年，全部飼料糧消費增加到740億公斤，人均69.8公斤，幾乎翻了一番。1994年，全部飼料糧消費達到1505億公斤，人均125.6公斤，又接近翻一番。而這年我國糧食總消費量為44500萬噸，飼料糧消費占了1/3以上。從飼料糧占口糧的比重來看，也說明了這一趨勢。1987年我國的人均口糧為248.88公斤，而到1992年下降為235.91公斤；人均消費的飼料糧則由1987年的87.185公斤上升到1992年的114.42公斤，占口糧比重的48%。從1990年到2002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費的口糧下降了40%，肉禽蛋和水產品消費量增長了66.8%，水果消費增長了24.1%；農村居民人均口糧消費下降了10.3%，肉禽蛋和水產品消費量增長了57%，水果消費增長了245%。這對於一個剛剛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國家來說，這是一項巨大的成就。它標誌著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已大幅度提高，開始由“吃飽”向“吃好”轉化。
中國目前正處於一個間接糧食消費大幅度增加的時代。1980年，我國的糧食直接消費量達27180萬噸，占糧食消費總量的87.1%，糧食的間接消費量為3860萬噸，隻占12.9%，到了1986年，糧食的直接消費所占比重仍達到80.8%，間接消費所占的比重隻有19.2%，而到1994年後，中國人的糧食間接消費量已基本上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了。現在，許多地方的糧食間接消費量已經達到甚至超過糧食直接消費量。如西安市調查，2002年該市居民人均糧食購買量僅72.9公斤，人均每天消費糧食僅200克（4兩）。而居民人均鮮菜、油脂類、肉禽蛋水產品類、幹鮮瓜果類的消費量分別為112.3公斤、9.9公斤、41.5公斤和74.4公斤，同比增長7.5%、8.8%、9.2%和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