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抽樣調查，我國農民人均直接消費糧食1997為250.67公斤，比1990年262.08公斤下降了11.41公斤，下降了4.4%。城鎮居民人均直接消費糧食1997年為88.59公斤，比1985年134.76公斤下降46.17公斤，下降了34.3%。到2002年，我國農村人均口糧為233公斤，而城市人均糧食消費量下降到了78公斤。在穀物消費量降低的同時，肉、蛋、奶等動物產品的消費相應上升。上升的數量與穀物消費下降的數量接近，這表示我國的食物構成發生了曆史性變化。
當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還相差較大。在美國，人均糧食的間接消費是直接消費的9.3倍，占總消費量的90.2%；英國是3.5倍，原蘇聯是3.1倍。
按照社會經濟發展規律，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人均國民收入達到1000美元以後，在糧食消費形態上，代之而起的是食品加工和飼料用糧等間接糧食消費的急劇增加。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已達到1000美元，人們膳食結構也將發生較大變化，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肉食品消費比例擴大。可以預測，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中國人直接食用的糧食還將有所減少，而通過肉食品消費間接消耗的糧食則將會大幅度增加。這給中國的糧食生產無疑是一個更加沉重的壓力，但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我們無法推卸的責任，是祖祖輩輩中國人夢寐以求的目標。
小康生活需要多少糧食？
我們需要溫飽，但我們不滿足於溫飽。因此，當1992年中國政府正式宣布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我們又開始向下一個更加宏偉、更加壯麗的目標——小康社會進發。
當時對於小康社會的標準說法很多，意見不一，但其中有一個標準卻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同，那就是人均糧食消費量必須達到400公斤。普遍認為，這是小康社會的基礎，是小康水平的標誌。因為如果我們肚子都不能吃飽、吃好，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小康社會。
1995年，國家統計局、農業部等幾個部門又專門製定了小康社會的16個指標，其中有一項是人均蛋白質攝入量達到75克，這實際上是反映糧食的間接消費量。但到2000年，我國宣布達到總體小康的時候，還有三個指標沒有完全達到，其中一個便是人均蛋白質攝入量，隻達到了73克，實現了90%。
顯然，此時我國達到的還隻是“總體上”的小康，是與國民人均收入1000美元相適應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麵的、不平衡的小康。中共十六大確立了到2020年全麵實現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是與20年後的人均國民收入3000美元相適應的高水平小康。
全麵小康也有許多的評價指標，但人們公認的是至少應包括一個內容：那就是在食物消費結構上，既要提高糧食消費的質量，又要提高多樣化的動物蛋白食物的消費數量和質量。據資深農業糧食經濟專家研究，中國實現較高水平的小康化，人均400公斤糧食不可少。這可以說是全麵小康對糧食需求的最低門檻。
經國務院批準的中國《食物發展綱要》中規定，到2010年我國居民的食物與營養發展總體目標是保障合理的營養素攝入量：1．人均每日攝入能量2300千卡（供給能量2600千卡），其中80%來自植物性食物，20%來自動物性食物；2．人均每日攝取蛋白質77克，其中30%來自動物性食物；3．人均每日攝取脂肪70克，提供占總能量25%的能量；4．其他數量不等的鈣、鐵、鋅、維生素等微量元素。達到這樣的營養水平，是實現全麵小康的基本條件。而為保證居民取得上述營養素的攝入量，人均需要糧食也要400公斤左右。雖然達到這一指標難度頗大，但對於實現全麵小康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到2004年，我國已有13億人口，按此推算，我們要保證自己既吃得飽又吃得好，需要糧食52000萬噸，到2030年中國人口達到16億峰值時，則需要64000萬噸糧食。
現在我們暫且不討論16億人口時的情況，僅以保證現在的13億人吃飽吃好，就需要52000萬噸糧食。這是一個多麼龐大的數字，一座多麼巍峨的糧山！它占了全世界糧食總產量的1/5。如此巨大的消費量，是許多國家無法想象的。美國是糧食生產大國，但它一年的總產量也不過3億多噸，法國則隻有5000萬噸，日本、德國、英國都隻有幾百萬噸。這便是我們反複論述的，中國在糧食問題上沒有輕鬆時候的原因所在。
2003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隻有43067萬噸，2004年的糧食總產目標是45500萬噸，與糧食需求有著較大的缺口。雖然說通過挖糧食庫存和進口一部分糧食保持了供需平衡，沒有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但終究隻是解決溫飽問題的權宜之計。按2003年333公斤的人均糧食占有量水平，要保證每一個中國人既吃得飽，又吃得好，顯然是很困難的事情。這也是2004年黨中央、國務院下大力氣增加糧食播種麵積，促進糧食生產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這人均400公斤的糧食消費也是我們緊打緊計算出來的一個最低數值。我們且不與那些糧食過剩的發達國家相比，但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表明，食物消費結構得到較大的改善，人均糧食消費至少要達到500公斤；而食物消費結構要得到根本改善，人均糧食消費則不應低於700公斤。這意味著，我們真正要達到吃飽、吃好的水平，人均糧食消費要達到500至700公斤的水平。很顯然，這與我國的糧食生產潛力有著相當大的差距，至少在目前這種生產力水平下還難以平衡。
但是，由於我國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許多地區已率先向糧食的高消費階段轉化了。據調查，目前，京、津、滬三大城市的人均糧食消費水平已達600公斤，比我國現有水平高出200多公斤。
作為京、津、滬的市民，也許會頗不以為然：過去我們買米是用麻袋，如今每個月拿個塑料袋，像順便買瓶醬油買醋一樣，一次就買幾斤米，怎麼會達到600公斤的消費水平呢？要知道一個月合了50公斤！
不錯，現在很少有人大袋大袋地買米了，每個月買的米，很有可能比以前還少。大部分家庭都感覺到，過去按計劃供應，每人每餐三兩米，吃起來還略顯緊張，現在一餐一二兩米都還吃不下。通過調查，已證實了這一點。目前，京、津、滬三大城市非農業人口每人每年消費的口糧僅70公斤左右，每月六七公斤，一天不過三四市兩。
但是，“不吃飯”的人消耗的糧食卻更多。吃1斤肉，要消耗7斤糧食，喝1斤酒，要消耗3斤糧食。目前，京、津、滬三大城市人均消費的肉類食品超過60公斤，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20%，間接消費的糧食達210公斤，超過直接吃的糧食。除此之外，這三市人均飲用酒17.6公斤，比全國平均水平（7.4公斤）多一倍多，相應的每人耗費釀酒用糧約30公斤。
不僅是京、津、滬三市，目前，廣東、福建、海南等省，人均糧食消費也接近500公斤，城市非農業人口超過550公斤。湖南、湖北、江西、江蘇、四川等產糧大省也不甘落後，以“近水樓台先得月”之勢急起直追，人均糧食消費已達到450公斤左右。另有一些省市也開始超過400公斤。這種局部地區糧食消費大幅度增加，也是我國為什麼人均糧食占有量接近400公斤，但仍然還有2800多萬貧困人口未解決溫飽問題的原因之一。
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以及一些糧食主產區糧食消費增加，主要是通過肉食品的間接消費增加。這是難以抑製的消費趨向，是從溫飽型向小康型轉化的必然趨勢，這就給我們增添了更大的壓力。
根據世界銀行研究預測，目前中國的糧食消費結構大致為，口糧占45%左右，飼料糧占35%；工業用糧占11%；種子用糧占3.2%，新增庫存糧占0.2%，損耗占4.6%。
如果僅以口糧衡量，目前城市居民每年需要的糧食總量不足3000萬噸，農村居民需要的口糧大約22000萬噸，若不考慮肉禽蛋飼料用糧，當前我國的糧食生產總量則遠遠超過了城鄉居民的口糧需求。但我們不滿足於用米飯、饅頭填飽肚子，還要吃肉、喝酒，而這需要的糧食比米飯、饅頭多得多。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飯吃得越來越少，消耗的糧食卻越來越多的原因所在。
過去，我們為如何讓自己吃飽而操心，現在，我們又必須為如何讓自己以及我們的下一代吃飽了還要吃好而困擾。顯然，我們現在的壓力更重、任務更大。
近十多年來，許多學者、專家都在研究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那就是到2020年中國實現全麵小康社會之際，或者更遠一點，到2030年，中國進入世界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之時，中國的糧食需求情況如何。
圍繞這一課題，有許多的預測與估計。由於這些預測與估計所依據的參數不同，所采用的方法不一，其結果也大不相同，但基本一致的是，中國未來的糧食消費必然呈現遞增態勢，並且主要是間接消費糧食的遞增。而糧食消費需求的增長，主要是來自新增人口、城市居民動物性食品消費水平剛性增長以及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三個方麵。
其一，近年來，我國每年新增加人口近1000萬左右，按人均占有糧食400公斤計，每年需要增加糧食消費量400多萬噸。據有關部門預測，2010年、2030年中國人口將分別達到14億和16億。按照每增加1億人口增加口糧直接消費量1300萬噸計算，則全社會口糧直接消費量到2010年將達到28581萬噸，2030年將達到31181萬噸。
其二，隨著我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鄉居民糧食直接消費減少，間接消費增加。據有關資料，從1957年到1998年，我國城鎮居民每人每年糧食直接消費量從167.2公斤下降到86.7公斤，而僅畜產品一項就使糧食的間接消費增加了90公斤。同期，農村居民糧食直接消費基本穩定在每人每年250公斤左右。今後隨著農村居民收入逐步增加，對糧食的間接消費量必然增大，從而帶動糧食消費總量的增加。按照馬曉河的測算，人均GNP每增加10個百分點將增加單位糧食消費4300萬噸。按2020～2030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為5%計算，到203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可達32176元（按1995年幣值），則可引致糧食的間接消費達到3.2億噸。
其三，城市化對糧食消費結構將產生重大影響。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城鎮化水平逐步提高。1978年至2002年，中國城鎮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39%，年均增長0.88個百分點，是世界同期城鎮化平均速度的2倍多。至2002年年底，中國設市城市達到660個，建製鎮2.06萬個，城鎮總人口達到5.02億。城市化的發展，必然引起食物消費結構的極大變化。據黃季琨等人研究，一個居民從農村轉移到一個中小城市，其口糧年消費量將減少58.3公斤，到特大城市將減少64公斤，蔬菜消費量將減少23～25公斤，而畜產品的年消費量將由4.2公斤增加到7.2公斤。同時，對水產品、水果及其他食品的消費量相應增加。據馬曉河測算，城鎮化水平每上升一個百分點，糧食的間接消費量就會相應增加1054萬噸。根據發展規劃，我國的城市化水平要從2000年的39%提升到2020年的55%，提高16個百分點，至少要有16000萬噸糧食作為基礎，相當於目前我國糧食生產總量的1/3，屆時對糧食的間接需求量將達到4.1億噸。
當然，在上述幾項因素中，城鎮化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麵，二者的性質以及對糧食間接消費的影響大體上是一致的。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們與口糧相加，從而得出2030年中國糧食需求的上下限，即6.5億～7.5億噸。
眾多的機構組織、專家學者運用一定的方法和假設對中國未來糧食需求進行了預測，他們大都以人口達到16億峰值作為計算基礎，重點分析2030年的中國糧食消費狀況。美國的布朗先生先後有過三次計算，他以人口16.3億為計算基礎，一是按人均400公斤計算，總需求量為6.51億噸；二是按人均425公斤計算，總需求量為7.35億噸；三是按人均478公斤計算，總需求量為7.35億噸。據他計算，屆時的糧食供給量將比現有產量下降20%，從而得出缺口分別為3.78億噸、3.84億噸、4億噸的三個結論。日本外務省海外經濟協力基金開發援助研究所在分析了中國省際之間以及品種之間的供求關係後，預測到2005年糧食缺口為6800萬噸，2010年為13500萬噸。
相比之下，國內的研究與預測則樂觀得多，也符合實際得多。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的專家預測，到2010年人口為13.94億，2030年為15.3億，2040年為最大值達到15.6億；到2030年糧食播種麵積為16億畝，畝產391公斤，總產量為6.26億噸，人均消費需求為450公斤，總需求量為6.89億噸，缺口為6300萬噸。
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專家研究預測，到2020年生產量達到6.6億噸，2020年達到6.93億噸，2030年為7.34億噸，人均消費量為480公斤（其中直接消費為125公斤）。據此計算，2020年缺口為3300萬噸，2030年缺口為零。
1996年10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糧食白皮書《中國的糧食問題》，對未來中國的糧食消費需求也作了比較全麵的預測。白皮書認為，今後中國人民的食物構成將是中熱量、高蛋白、低脂肪的模式，在保留傳統膳食結構的基礎上，適當增加動物性食品數量，提高食物質量。由於食物構成的變化，直接食用的口糧將繼續減少，飼料糧將逐漸增加。這樣，通過堅持不懈地發展糧食生產，到2030年中國人口出現高峰值時，人均占有糧食400公斤左右，其中口糧200多公斤，其餘轉化為動物性食品，就可以滿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營養改善的要求。
中國政府相信，實現上述消費模式是有可能的。這是因為：第一，雖然中國人均占有糧食不可能增加很多，但發展食物多樣化生產的前景廣闊，隨著肉類、禽蛋、水產品、水果、蔬菜等供給量的繼續增加，對口糧消費的替代作用將進一步增大。第二，通過推進養殖業科技進步，提高飼料報酬率，提高食草型畜禽和水產品等節糧產品的比重，可以減緩對商品飼料糧的過快需求。第三，中國目前處在一個食物消費低增長時期。從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經驗看，食物消費達到一定水平後將趨於穩定。中國作為低收入國家，達到目前城市的食物消費水平已具有超前性，這是由於家庭投資渠道單一，購買力相對集中在食物消費領域所致。今後隨著醫療、住房等社會保障製度的改革，人民增加的收入將較多地用在住和行等方麵，食物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將逐步下降，食物消費的增長將會低於收入的增長。
根據上述消費模式的發展趨勢以及人口增長規模，白皮書預測，未來幾十年中國糧食需求量為：2000年人口接近13億，按人均占有385公斤計算，總需求量達到5億噸；2010年人口接近14億，按人均占有390公斤計算，總需求量達到5.5億噸；2030年人口達到16億峰值，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計算，總需求量達到6.4億噸左右。
大多數學者作出了與此相似的預測。黃季琨預測糧食需求量（口糧、飼料糧、加工、種子和消耗糧食總和）2010年達到5.13億噸（原糧5.8億噸），2020年將達到5.94億噸（原糧(6.60億噸)。伍曉鷹等（1997年）預測：2010年和2020年分別為5.85億噸和6.23億噸。世界銀行（1998年）預測：2020年糧食總需求量6.08億噸。萊斯特·布朗預測（1994年）：如果人均糧食消費量2030年達到350公斤，糧食總的需求量將達到5.68億噸，如果人均消費量達到400公斤，糧食總的需求量將達到6.41億噸。
綜合各種研究預測，大體可以歸納為低方案和高方案兩種。低方案為人均400公斤，高方案為人均450公斤。到2030年，人口以16億計，低方案的需求量為6.4億噸，高方案的需求量為7.2億噸。中國的糧食畝產量如果能夠達到400公斤到450公斤，播種麵積又能保持16億畝，總產量則可達到6.4億噸到7.2億噸，正好與需求量相等。這當然是樂觀而又比較理想的方案，但絕不是不可能實現的，關鍵在於如何保證16億畝的糧食播種麵積和如何使畝產量上升到400至450公斤。
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草原專家任繼周認為，未來我國糧食的壓力並非來自人的口糧，而是飼料用糧。
任繼周院士說，目前我國的糧食供求關係正在逐步遠離傳統。1984年我國糧食產量達到4億噸時，人均394公斤，滿足了口糧和飼料糧的基本需要。其中飼料糧約為1.2億噸，口糧為2.8億噸。經過近20年發展，我國糧食需求約增加1億噸左右，到目前，全國口糧與飼料糧的需要量約為5.06億噸，其中口糧3億噸、飼料糧2億多噸。
據任繼周院士測算，以2020年滿足16億人口的食物需求為目標，今後15年內隨著城市化的進展，農村人口不斷下降，城市人口比重加大，城市化口糧下降的幅度足以滿足新增人口的需要，口糧的需求不會增加，而隨著食物結構的改善，到2020年飼料糧需求將倍增至4億噸左右。飼料用糧將成為糧食安全的最大壓力。
無論是國外悲觀的預測還是國內理想的研究，都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糧食需求將逐漸增加，這其中主要是糧食的間接消費增加。這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後必然出現的變化，是不可改變的事實，不可阻擋的潮流。中國未來的糧食發展目標就是滿足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這給中國的糧食生產以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壓力。在耕地麵積非常有限的情況下，一方麵繼續挖掘糧食生產潛力，一方麵適當抑製糧食消費的過快增長，同時杜絕糧食的浪費，是我們目前最明智的選擇。
二、控製人口：不餓肚子的前提
有限的耕地容不了膨脹的人口
幾十年前，人類還以自己的無知和自負，把大自然當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聲稱以人類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讓大自然無限製地增加生產，滿足無限製增長的人口。等到世界人口像滾雪球一樣地越滾越大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大自然的資源是有限的，大自然的產出也是有限的。無論我們怎樣努力，無論科學怎樣發達，有限的耕地注定了有限的產出。
——人類隻有一個地球！
——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人也隻有腳下的960萬平方公裏土地！
我們的先輩們沒有今天這種寸土寸金的感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們的先輩主要是靠開墾荒地增加耕種麵積來養活日益增多的人口。春秋戰國時期到秦漢時期，人口由1000萬～2000萬人猛增到5000多萬，西漢武帝時曾移民70萬人到黃土高原開墾荒地，使黃土高原由遊牧區變成農業區。當人地出現矛盾時，擴大土地利用範圍的主要手段，便是墾荒，即開墾未利用的宜農荒地。
戰國末期，中國隻有0.9億畝耕地，0.85億畝糧田麵積，到1949年，我們的糧食播種麵積達到16.5億畝，增加了19.4倍。
但是，在耕地增加的同時，我國的人口也迅速增加，由0.2億增加到了5.4億，增長了27倍。
人口的增長可以是無止境的，但耕地的增長卻是有限的。到解放時，中國絕大部分能夠開墾的荒地都被開墾了，能夠利用的土地也基本上利用了，再要增加土地已經非常困難了。雖然解放後為了緩解人口的壓力，采取過一些殺雞取卵的強製辦法，包括圍湖造田、圍海造田等，試圖通過增加耕地麵積來養活日益膨脹的人口，但到1957年便達到極限，以後不僅耕地再也沒有增長，相反還逐年下降。與此相應，除1956年、1957年糧食播種麵積超過20億畝，1958年超過19億畝以外，其他年份全部在17億～18億畝之間徘徊，並且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從2000年開始連續四年跌破16.5億畝，2003年甚至跌到14.4億畝的最低水平，比1949年還少了2億畝，而此時的人口已是1949年的2.5倍。中國人終於明白，我們不僅沒有辦法增加土地，連保持現有的土地也非常困難了。
沒有辦法增加土地，但人生下來總得吃飯，於是我們想到了增加糧食的單產。然而，不管我們如何的勤勞，不管我們如何的智慧，糧食單產的增加總是有一定限度的，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已被曆史證明是荒謬的，是不可能的。
據專家推算，戰國末年，我國的糧食總產為91.35億公斤，1949年增加到1131.8億公斤，在此期間，糧食總產增加了12倍，而同期人口卻增加了27倍，因此，到1949年，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隻有209公斤，還不到戰國末年人均糧食占有量460.5公斤的一半。解放後，我國大力發展糧食生產，無論是糧食總產還是單產，都大幅度提高。1949年，中國的糧食平均畝產僅85.5公斤，到1952年也才88公斤，到1988年則上升到239公斤，1998年達到330公斤，淨增244.5公斤，增長了3.75倍；糧食總產則從1949年的11318萬噸增加到最高峰1998年的51230萬噸，增長了4.53倍。
令我們尷尬的是，在這49年時間裏，我國的人口也由5.4億增加到了12.36億，以這龐大的分母一除，結果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仍然隻有398公斤。這意味著經過幾千年的努力，我們目前的人均糧食占有水平還不到春秋戰國那刀耕火種的荒古時代。
顯然，不是我們不努力，不是我們不聰明，而是急劇膨脹的人口抹殺了糧食增產的功績，以致經過幾千年的努力，我們還沒能徹底解決吃飯問題，饑餓的陰影並沒有完全消除，保障糧食安全依然是中國的頭等大事。
人口不控製，吃飯沒保障
有限的耕地絕對容不下無限製增長的人口，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事實。因此，我們將來還會不會餓肚子，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我們能不能有效地控製住人口的增長。
中國的人口控製政策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人口增長率由20世紀70年代的30‰降到了現在6.5‰左右的低位，下降了3/4，屬於低增長率範疇，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人口的總量基數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這意味著，同樣的低增長率，中國有著比其他國家高得多的增長量。現在中國每年新增人口仍然有800多萬人，相當於兩個多新加坡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