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吾著此篇之動機有二：其一，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其二：蔣方震著《歐洲文藝複興時代史》新成，索餘序，吾覺泛泛為一序，無以益其善美，計不如取吾史中類似之時代相印證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長而自淬厲也。乃與約，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筆不能自休，遂成數萬言，篇幅幾與原書埒。天下古今，固無此等序文。脫稿後，隻得對於蔣書，宣告獨立矣。
（二）餘於十八年前，嚐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刊於《新民叢報》，其第八章論清代學術，章末結論雲：
“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複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鬱鬱，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
又雲：
“有清學者，以實事求是為學鵠，饒有科學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的組織。”
又雲：
“有清二百餘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餘年之學術，倒卷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裏；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謂非一奇異之現象也。此現象誰造之？曰：社會周遭種種因緣造之。”
餘今日之根本觀念，與十八年前無大異同；惟局部的觀察，今視昔似較為精密。
且當時多有為而發之言，其結論往往流於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釆舊文者什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學術，可紀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帶有時代運動的色彩者，在前半期為“考證學”；在後半期為“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從考證學衍生而來。故本篇所記述，以此兩潮流為主，其他則附庸耳。
（四）“今文學”之運動，鄙人實為其一員，不容不敘及。本篇純以超然客觀之精神論列之，即以現在執筆之另一梁啟超批評三十年來史料上之梁啟超也。其批評正當與否，吾不敢知；吾惟對於史料上之梁啟超力求忠實，亦如對於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實而已矣。
（五）篇中對於平生所極崇拜之先輩，與夫極尊敬之師友，皆直書其名，不用別號，從質家言，冀省讀者腦力而已。
（六）自屬稿至脫稿，費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雜誌》應期出版，更無餘裕覆勘，舛漏當甚多，惟讀者教之。
民國九年十月十四日 啟超識